「政不出房户」的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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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言九林

吕后是一个善使阴谋且手段残忍之人。

《史记》里载有她伏杀韩信、毒杀赵王、虐杀戚夫人等诸多事迹。其中尤以虐杀戚夫人的方式最为恐怖：

“太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

吕后将戚夫人砍了手脚挖了眼睛残了耳朵哑了嗓子，做成“人彘”，还将之扔在肮脏的厕屋中自生自灭。这还不够，她还拉上自己的儿子汉惠帝来参观。惠帝看不出那“人彘”是谁，询问后才知晓是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目击了恐怖现场的惠帝，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刺激，此后一年多都没能走出来。

可是，对如此残忍变态的吕后，司马迁在“太史公曰”里却有一段赞美。他说：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

太史公认为，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惠帝吕后时代，汉帝国百姓之所以能过上稍好一点的日子，靠的不是惠帝与吕后干了什么，而是他们没干什么。所谓“垂拱”、所谓“政不出房户”，所谓“刑罚罕用”，皆是指统治者不搞事。统治者不搞事，便是最大的好事。这也是刘邦的谋士陆贾在《新语》中一再强调的“无为而治”的基本内容。太史公记录了吕后在高层政治斗争中的残暴与变态，但在评价吕后的历史功过时，却更在意她的“政不出房户”。

这种“政不出房户”，既是对陆贾《新语》“无为而治”理念的继承，也是对军功受益阶层的一种妥协。它实际上由两个层面构成：

（1）皇室与官僚之间保持一种“无为”关系。皇权掌控着长安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朝堂之上的具体施政权和地方郡县的具体治理权，是交由官僚集团（主要由军功受益阶层构成）来负责的，皇权很少直接干涉具体政务。

（2）政府与民间社会保持一种“无为”关系。官府尽可能少地动用国家权力去干预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秦制时代不能指望官府能提供多少公共服务，不干预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往往已是最好的与民休息。

曹参在地方与中央的所作所为，正是“无为而治”的典型范例。

据《史记·曹相国世家》的记载，刘邦将长子刘肥封为齐王时，以曹参为齐国相[2]。曹到任后“尽召长老诸生”询问治国之道，结果百余人论说纷纭难有定论。曹参最后采纳了“善治黄老言”的盖公的建议，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为施政理念——扼要言之就是不搞事，少出台政策，少干预和管控社会，百姓自然而然会安定下来，会努力去好好过日子。太史公赞扬曹参说：

“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3]

对曹参的赞扬，与对吕后的赞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惠帝二年（前193年），汉帝国首任丞相萧何去世。尚未接到朝廷通知，曹参便催促家人收拾行装，要前往长安继任丞相。曹参的这种自信，其实说明了一点：在惠帝吕后时代，丞相之职由何人担任须遵守规则，而非由皇权任意指定。这种规则与“白马之盟”有关，也与军功之臣的排名有关——身为百官之首的丞相必须来自军功集团，军功排名第一的萧何去世，军功排名第二的曹参自应继任丞相。

离开齐国之前，曹参嘱咐后继者“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4]，要他继续奉行无为之政，不要折腾。到了长安后，曹参也继续搞“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史载，他做丞相期间：

“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5]

曹参到了长安，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有提出异于前任的施政纲领，反全按萧何定下的规矩办事，不搞路线层面的所谓改革，也不搞政策层面上的所谓创新。免受折腾的百姓遂以民谣赞美曹参。历史典故“萧规曹随”，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了，与刘邦赞赏陆贾的无为而治理念类似，惠帝与吕后时代对曹参无为之政的认同，也是现实环境下不得已的妥协，而非内心深处真的服膺于这种政治理念——只要可能，秦制皇帝们总是倾向于成为秦始皇式的“天下一人”。

曹参的无为之政，也遭遇过惠帝的挑战。

史载，年轻气盛的惠帝曾借曹参之子曹窋（在皇宫内担任中大夫一职）之口，委婉责备曹参，说他身为丞相却终日饮酒不理政事。曹参的回应是责骂儿子曹窋“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怒笞一顿后将其赶回了惠帝身边。惠帝心中不快，于朝会之时将此事拿出来委婉质问曹参。曹参反问惠帝：“陛下自比先帝（刘邦）如何”，惠帝回答：“朕如何敢跟先帝相提并论”。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相比，谁更有能力？”惠帝回答：“朕觉得你不如萧何”。曹参遂说：“陛下所言甚是。高皇帝与萧何一起定下治理天下的制度，陛下只要垂拱无为，臣等尽职尽责遵循成例即可。”经过这番唇枪舌剑后，惠帝便不再干预具体的政事。[6]

细思“萧规曹随”这一典故，其实质不仅仅是拥有权力者不折腾，也不仅仅是维系政策的稳定性，还是对秦制皇权扩张欲望的一种阻击。曹窋的身份是宫内的中大夫，在惠帝身边任职，属于宫廷官僚而非朝堂官僚。他向父亲曹参转达惠帝有关朝政事务的问责，代表了皇权的意志。曹参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若只是家人间的闲聊，曹参大可向曹窋解释自己何以要如此施政。他高调地痛打曹窋，再将其逐回宫中，实是向惠帝传递政治信息，希望皇权遵循“白马之盟”谨守本分，不要干预外朝的具体政务。

刘氏称帝掌控皇权（非刘氏不得王），军功集团组成官僚集团（非军功者不得侯）掌控外朝；刘氏皇权不折腾军功集团，军功集团拥护刘氏皇权，这是刘邦晚年所立“白马之盟”的核心内容。有了韩信等功臣“狡兔死、走狗烹”的先例在前，汉初开国君臣间基于感情与品性的信任已荡然无存。惟有皇权与军功集团谨守权力边界，互相无为，彼此才能相安。这是曹参无法在朝堂上对惠帝明言、需要惠帝自己去领悟的事情。惠帝垂拱、吕后政不出房户，自然也是有所领悟。

在长安高层以无为求相安的罅隙里，汉帝国的百姓终于可以稍稍喘一口气了。

题图：Henri Mat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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