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是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吗？

科学

2022-07-18 00:07

7.18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杰出的教育家 | 图源：istockphoto,Fabián Ponce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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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数位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被任命为国内大学的校长，但院士就是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吗？院士和大学校长之间有何相似和不同？

撰文 | 丁玖（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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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 和 “大学校长” 是几乎人人都理解的两个不同概念，按照它们各自的定义，彼此之间的相关度是个小数，把所有院士的集合和所有大学校长的集合取其交集，在任何国家，都是很小的集合，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为何要把它们并列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

这是因为，最近在中国，数位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被任命为大学校长，所以 “院士” 与 “大学校长” 的相关度变大了不少。有人制了一张表统计今年截止到6月10日公布的 “院士” 校长，包括的学校是安徽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深圳大学、山东石油化工学院、东南大学，恰好十所。

按照攀比效仿规律，像流行色或流行服装一样，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跟风速度很快，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换届校长的 “院士” 成分比例将越来越高。事实上，我刚看到的最新一篇文章说到6月22日，一名工程院院士被任命为山东大学的校长。此文也列了一张最近一两年上任的 “院士” 校长表，这表很长，因为上面有55位 “科技名家”，其中自然没有一位是人文学者。

当然，院士当校长并非是不当之举，其实当得好的例子中外都有，比如当过十三年浙江大学校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和任职南京大学校长十三年的天文学家曲钦岳、当过七年牛津大学副校长（实质上的校长，因为作为社会名流或贵族阶层的挂名校长不参与校务）、纽约大学校长任期到2023年也将达到七年的化学家哈密顿（Andrew Hamilton）以及1971-1991年干过二十年哈佛大学校长的博克（Derek Curtis Bok）。

然而，如果国内一所大学将遴选新校长的注意力主要投射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个大院里，以 “学术名气” 视为确定校长人选的 “不二法门”，作为吸引考生和获取利益的校门贴金材料，那完全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常识相悖，也与国际上，尤其是西方的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是差异显著的。

大学校长的素质

十二年制的中小学校初等教育为现代社会青少年成为合格国民奠定了基础，高等教育则是优化公民知识结构、武装未来建设大军、引领行业科技进步的有力保证。大专院校是高等教育的练兵场，而大学校长是实现所领导学校宏伟而具体的教育目标的关键人物，所以他的品行道德、教育观念、独特眼光、创新意识、人文素养、综合知识、领导艺术、交流能力、笔头功夫、工作作风、民主意识，等等，与他曾从事多年的专业领域没有明显直接关联的多项 “教育家指标”，决定了他是否能成为一个深受教职员工和学生尊敬并爱戴的合格校长。

一校之长，作为大学的灵魂人物和主要执行官，肩扛将大学带向辉煌未来的千斤重担，身负莘莘学子以及社会各界对他的殷切期望，理所当然也应得到全社会自上而下的礼遇和尊敬。在许多国家，这个职位的尊严也体现在高额的薪金上。这就是为何在美国，大学校长的工资远远高于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州长，即便该所大学可能是州政府用本州纳税收入所办的州立大学。

许多知名大学，尤其是像普林斯顿大学那样名闻天下的私立大学，校长的年薪可能比美国总统目前的四十万美元还要高几倍，有的甚至达到百万美元以上。这就是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的价值所在。在重视机会均等的国度，没有人认为这样的薪酬是不合理的。

要对得起高薪聘任，大学校长必须被充分信任为货真价实的教育家。但怎样才会信任新校长？信任的依据是候选者的管理经历、面试表现和校长遴选委员会吸纳众人意见后的集体投票。教育家是懂得教育真谛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他们与具有某一特定学科精深知识并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家或工程家共享作为学者的基本资质，但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从事的职业属于比较单一的学术范畴，所用的知识和工作的程式已经相对完备或趋于成熟，可以看成是 “硬科学”，而教育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一般不会属于同一类范畴，解决的方法很少就在眼前，所以具有 “软科学” 的特色。

所以，对于教育家而言，不仅要求他具有一般学者的认知，而且必须要求他具有广阔的视野、深远的眼光和丰富的学养。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完全是按这样的要求成长起来的，即便他最终成长为本行业中最杰出的学者，比如说被选进科学院或工程院的殿堂。

人生而平等，却又生而不同，天赋之才因人而异，各有各的兴趣爱好和长处短处。我在拙著《亲历美国教育：三十年的体验与思考》中写道：“在这丰富多彩的世界，人的天赋之才也是千姿百态的，各种才能和兴趣的均衡叠加，像天女散花，给社会各界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需求，就像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就能组合成普照人类、恩泽大地的白色阳光一样。

有的人自幼就爱追根求源，仰望苍穹探究物理；有的人生来喜欢昆虫飞鸟，试管瓶前劲头十足；有的人天赋之才爱动脑筋，抽象思维如鱼得水；有的人不迷理论却爱实践，心灵手巧点石成金；有的人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上穷碧落下潜黄泉；有的人齐家治国如烹小鲜，能说会道号召有力。” 最后一分句，或许就大致描绘了未来可能会成为一名优质教育家甚至大学校长的那一小类人。

如上所云，成长为一个好的教育家，和成长为好的科技家一样，也需要特别的天赋加上对此的热爱。就我更熟悉的数学界而言，我认识不少数学教授，有的是优秀的学者，能解决大猜想或证明难定理，但如歇后语 “茶壶里下饺子，肚里有倒不出” 所言，缺乏语言表达技巧或传播思想能力，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令人失望，容易把简单问题讲得复杂化，结果是学生不知他在说什么。这对其他学科应该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可能非大物理学家牛顿莫属，据说他的课上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没人来修他的课。

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创造性思维能力可能不强，但却是一个讲课高手，能把自己掌握的知识高效高质地传授给学生，有将复杂问题讲得简单易懂透彻明了的大本事。当然无论在大学还是在研究所，在学问上既能推成出新发明创造又能传经布道善授知识的人，是集两种优势于一身的理想人才。匈牙利人中有波利亚（George Polya），美国人中有费曼（Richard Feynman），中国人中有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李天岩先生。

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或工程家，不一定需要精通 “教育学”，也不一定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因此他大概率不会去当大学校长，或者更精确地说，他没有资格去领导一所大学，尽管他可能有资格被增选为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或已经拿到了入场券，或已被遴选为某个外国正规科学院的 “外籍院士”。反之，一名好的大学校长也无需对除了教育学以外的某个专业领域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不必充当 “学术带头人” 或 “首席科学家”，他的主要职能是率领全校大踏步前进。

这样说来，大学校长候选人的履历表无需 “院士” 这道光彩，因为 “大学的统帅” 与 “学科的领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工作范围与职责完全不一样，一方元帅不一定当得好另一方的将军。有语言学家断言，通常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如汉语和英语。同样可以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好大学校长和院士级的研究，只能二中取一，“丢卒保车”，否则面面俱到就会一样也做不好。

中国百年近代史上，多数大学校长并非是某个领域 “院士级别” 的专家，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却是杰出的教育家。被后人认为最佳大学校长的可能是梅贻琦，他从1931年到1948年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但他的最高学位只是电机工程硕士，而且这还是他通过1909年首届庚款留美而于1914年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工作多年后第二次赴美留学拿到的。

那个时代，已有一批留洋博士回国效力，其中有和他同年毕业但在哥伦比亚大学以毕业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郭秉文，后者在担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后不久，就经校长江谦推荐继任校长，并很快参与创办国立东南大学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成绩卓著。郭校长的师弟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回国后受聘为东南大学教务主任，后因对乡村教育和教育改革的巨大成就被赋予 “人民教育家” 的称号。

为何清华大学并没有从那些留洋博士中挑选校长而独独选上了这位 “寡言君子” 梅硕士？我想一个原因就是，那时的清华不看外在虚名、只看才华品行、只凭事实根据，只看真实本事。梅贻琦自1915年春回国后，就担任了清华学堂的物理教师，到了1928年清华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时，他被提拔为教务长。十几年对母校的尽职服务、他的两次留美经历、他的做人诚实负责、他对政治的超然态度、他对学生的爱戴保护，让人格高尚的他成为校长的不二人选。梅校长在动荡岁月里掌校十七年，众望所归。他的一句校长就职名言成了近一百年来对高等教育最权威的诠释：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作为大学校长，在庚子赔款退款雄厚基金的保障下，他延揽天下英才、留洋博士，尊重教授；他抛弃前任的独断专行，民主管理，让教授治校发扬光大；他对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双管齐下，很快令学校声名鹊起；他宣扬爱国，平衡政治，把学生放在首位；他眼光远大，增设工学院，使清华步入黄金时代。这样的教育家，这样的大学校长，绝非仅仅以 “院士” 或其他炫目的学术招牌可以换来的。后人提起梅校长，说没人给他 “大师” 的称号，但是他却被赞誉为 “大师中的大师”。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以匡亚明、丁石孙等为代表的优秀大学校长，保持了先辈教育家的传统，把大学治理得像个大学。

匡亚明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也是个读过上海大学的知识分子。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担任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校长兼书记，恢复高考后复任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一直深受两校师生的衷心爱戴。他留下许多动人的治校故事，其中的一个常被人忆及，即他不畏政治风险，派人三下武汉，将长期靠边站的古典文学名家程千帆教授请到南大任教。同时他冲破思想束缚，把还未被公开恢复名誉的戏剧家陈白尘先生请来担任中文系主任。他鼓励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雄文，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文章问世时标题更鲜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于1978级学生进校时，首次在中国高校开设每个非文科新生必修的课程“大学语文”，这项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高瞻远瞩的破天荒举措，其重要性不亚于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在国内率先从西方引进的 “学分制”。

丁石孙是很有成就的代数学家，甚会教书，当过北大数学系主任。他在掌校的五年，即1984-1989年间，坚持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大刀阔斧地改革教学与科研规章制度，调动了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最终像早他六十年的蔡元培校长一样以杰出教育家的业绩留名中国高等教育史。

1984年春季学期，我正在南京大学撰写硕士论文，从校研究生处读到北大数学系学生对新任校长丁石孙教授的采访。丁校长直言不讳地告诉同学们：百分之九十大几的博士论文，对学科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力。

读到如此悲观的评述，我当时心里颇有点悲哀，原先对于博士称号的崇拜遭此一击。然而放眼科技史，有几篇博士论文真的改变了世界？伟大的数学家如黎曼（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之博士论文，的确改变了世界，而信息论之父香农（Claude E. Shannon）的硕士论文，就已经改变了世界。但他们是人中之龙、鸟中之凤。芸芸众生如本文作者读者，不要高估自己，不必希冀博士论文一鸣惊人。丁校长谆谆告诫年轻学子，要放眼未来，多读书读好书，基础打扎实，而不是眼睛仅仅盯在博士论文上。他对博士论文的这番 “轻蔑之语”，隐含着 “终身教育必要性” 之哲理，与只做表面文章的功利主义做法背道而驰。

后来我到了美国读博，才深刻领会到丁校长所言极是，也发现美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从头到尾过程中的大量修课要求，正是这样做的！这就是眼光远大教育家的真知灼见。

无论是匡亚明，还是丁石孙，这两位一前一后的中国南北 “京城大学” 的校长，和老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一样，都不是院士。但是这三所大学在他们的掌舵下，沿着现代教育理念的正确航道破浪前进，令中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界瞩目。

大学校长的遴选

既然大学校长的地位如此之高，大学校长的责任又如此重大，选出或任命一位大学校长，尤其是旗舰级大学的校长，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32年前，南京大学匡亚明名誉校长有一幅著名的书法题词，阐述了他眼里的中国大学应该是怎么样的：

一个社会主义大学必须有四种空气：

一是强烈的政治空气；

二是浓厚的学术空气；

三是严肃的文明空气；

四是活泼的文娱体育空气。

这是他五十年代在吉林大学提出、六十年代又在南京大学提出的 “四种空气论”。这充分证明匡亚明不是一个只会传达上级指示或者照搬领袖语录按部就班的官僚校长，而是有创造性思想的教育家校长。这四种空气凝聚了一所好大学的精华，我认为它应该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行动的准则，或许也可以拿来面试校长候选人看看他们怎样 “临场发挥”。

第一种空气的重要性无需再强调，这是遴选和当好大学校长的必要条件。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怎能当好大学校长？即便在资本主义的美国，选拔大学校长或坐牢校长宝座，也需遵守普世价值。

25年前的美国，有一所州立大学的校长申请另一所更有名州立大学的校长位置，他过五关斩六将，杀进了最后一轮的校园面试。这是全校师生员工统统可以当判官的大考试。但当他被问及一个关于特指少数民族学生的刁钻问题时，说了一句 “他们吗，当然体育是很棒的” 之类的话，给人抓住有点种族歧视嫌疑的把柄，闯下大祸，自然马上被淘汰出局。据说该校不少学生占领了校长办公室对此言论表示强烈抗议。新闻上了报纸后，这位候选人的他校校长位置也没能坐多久。

克林顿总统内阁中的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后来当上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这位天才的经济学家，28岁就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聘用的教授。他从2001年开始掌校哈佛五年，成就很大，但是有一次不小心说了句关于女性智力的敏感言论，被迫辞职。所以，“政治正确” 在任何国家都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

匡校长提出的后三种空气，它们在校园的弥漫程度、稀薄与否，很可能就是区别卓越校长与平庸校长的试金石。上任后能否开动三架大功率的鼓风机，将学术、文明和文体的三股疾风吹遍学校的每个角落，让各院各系的教师学生如沐春风，这是衡量配得上教育家称号的 “校长指标”，但这并不是请个 “院士” 上任就能立竿见影的。

当匡亚明第二次就职南大校长后，“文革”刚刚结束，学校百废待举，他求贤若渴，把科研教学放在首位，一切为教师和学生着想，但却把自己的校长办公室放在简陋的平房里，这就是作为教育家的校长模范行为。当曲钦岳继任南大校长时，南大科研面临新的困难，但他坚持 “发乎其上” 的办学思想，采纳物理系一名教授的提议，向全校推广使用SCI指标，开中国高校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投入国际竞争之先河，令南大连续七年在国内高校SCI学术榜上独占鳌头。

然而当SCI的春风吹遍全国各地后，绝大多数的高校尤其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大学，过分追求论文数量，甚至将论文绑上奖金，于是论文数目如同绑着推进剂的火箭那样越升越高，违背了曲校长引进SCI方针的初衷，与国际共识背道而驰，春风由此刮成歪风。许多人将之怪罪于南大始作俑者，但这是错怪，真正的原因是那些普通大学的校长们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只有那些已被证明是高等教育行家里手、并有魄力和胆识的改革家，才能担负起大学校长的重任。在这里，令人瞩目的学术专长并非决定一切的耀眼光芒，而经过从系级、院级到校级自下而上各级管理阶层的行政履历、教育理念、领导业绩、办事效率、未来眼光等等综合优势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近一百年前，刚从欧美留学归来的罗家伦被国民政府委派处理棘手的 “济南惨案”，显示出高超的办事能力，所以他28岁被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后从1932年到1941年当了九年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使之成为 “亚洲第一”。我的博士母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1941-1969）的校长汉纳（John Hannah），他因将学校从一所只有六千学生的农学院壮大成有四万学生的大型研究性公立大学受到赞誉，在不少学科力压老大哥——密歇根大学，包括核物理专业世界第一。为此学校那座威风凛凛的行政大楼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他仅仅是一个农学博士，没有记录在案的卓越学术成就，但他是令人怀念的大教育家。

大学校长自然可以曾经是卓有成就的科技名家或人文学者，但要想在任期内有很大的作为，去职后被人赞叹，他必须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领航者，有能力在某些方面将学校办成同类中的典范。

回顾历史容易发现，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的校长大多数是文科出身，其中著名的有郭秉文、蒋梦麟、刘文典等。新中国成立伊始，许多大学校长由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教育家担任，如担任17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和从1952年当到去世为止的交通大学及后继的西安交大校长彭康，但也有一部分是人文学者，如北师大陈垣和华东师大孟宪承。不过，按照苏联模式建成的工科院校，几乎所有校长都由科学家或工程家担任。

改革开放后，大学校长虽然也有人文学者担任，如北大吴树青和现任校长郝平，但更多的大学校长都是理工科出身。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值得人们思考。

这似乎与欧美大学不太一样。美国研究型大学或教学型学院的校长，人文学者与科技人才几乎平分秋色，可能前者还多些。我浏览了哈佛大学最近一百五十年来的校长名单，发现从1869年至今的九位校长中，只有第21任的艾略特（Charles Eliot）和第23任的柯南特（James Conant）是化学家出身，其余的全是人文社科学者，涵盖教育、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等领域，被称为 “教育家” 的居多。

除了前述的萨默斯校长五年后辞职外，其他人的任期至少十年，最长的是四十年。在美国高校招聘校长，主要看的是申请者的教育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记录以及多封推荐信中的客观评语，而非只看本人的具体专业成就是否辉煌。大学校长中，有数学家，如芝加哥大学的齐默（Robert Zimmer），有工程家，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田长霖，即将担任普渡大学校长的蒋濛是本校工程学院院长，但更多人的出身是人文社会学科，他们中的许多是 “职业教育家”，似乎成了 “校长专业户”，从这一所大学跳到或被挖到另一所大学，比如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博士时的校长迪比亚乔（John DiBiaggio），拥有牙齿医学博士和高等教育管理硕士学位的他，前后担任过三所研究型大学总共21年的校长，成绩瞩目。

许多美国大学内的教育学院，还有个专业叫 “教育领导力”（Educational Leadership），出炉的博士可以申请中学校长的位置，但也有一部分进入高校任教，出类拔萃者最终担任校长，如我任教大学的第六任校长卢克斯（Aubrey Lucas），他掌校22年，将一所以培养教师为主的地方高校建成国家型研究大学，尤其在高分子化学领域成为美国一霸；他还担任过美国高校协会主席和美国教育委员会董事会成员。

教育专业出身的他们，如果有处理行政的才能并热爱系、院、校级各种委员会的服务性工作，就可能从此走上从学术转向管理之旅。那些成功人士一步步地从系主任、院长、教务长最终走向校长的座位。当然，所有这样的位置都是靠实力与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申请者竞争上岗的。

在中国，大学校长也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基层走向高层的，但是大学行政职务的任命哲学与西方颇有不同。中国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孔夫子语录 “学而优则仕”，所以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个传统继承到今日，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职务与学问几乎成正比。一个系的主任或一个学院的院长，在学术上基本也是本部门的领先者。有了这个惯性思维，人们一听说某个外国洋人或华人教授是系主任，马上就恭敬得不得了，以为对方学问也是一流的，否则怎么可能当系主任呢？于是乎，海外当过系主任但水平一般的教授就可能有充分理由利用这个优势来获取更多的实惠了。

在美国真实的情况是，绝大多数教授对行政管理工作不太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痴迷学问并且学术成就最大的。理由很简单：他们终生热爱科学研究、探索未知，怎想把宝贵的时间大量花在与精研学问无甚关联的行政事务上？几乎所有的大科学家、大数学家一辈子都没有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他们视学术为生命，许多人做学问 “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对自己和社会具有 “双赢” 的效果。

一般而论，美国的系主任，无论是从校外聘来的还是从内部产生的，大都是那些愿意为全系服务的教授担任。有的学校因为没人主动出山当系主任，就采用 “轮流坐庄” 的办法，让每个教授都在系主任的椅子上坐上几年。好在他们跟做学问的态度一样当 “公仆”，尽职尽力管理全系。丘成桐教授就是一例，他当哈佛数学系主任期间就做了不少实事，以至于退休时院长特别感谢他。

但是做行政管理确实很费时间，对于献身科学的人是个考验。法国著名数学家潘勒韦（Paul Painleve）在快进入 “天命之年” 时全职从政，两次短暂担任法国总理，但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又回到他热爱的科学事业。我在上述关于美国教育的书里回忆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霍本斯台特教授（Frank Hoppensteadt）：“霍本斯台特院长个头高，面容善。我晚上来助教办公室或电脑房埋头苦干时，常在系里的走廊上，见到他踏进自己在数学系的办公室。他白天管理着一个硕大的学院，公务繁忙，但是他不忘自己学者的本质，一直坚持挤时间做研究，晚上像一般教授那样，在办公室加班加点。” 大概还是觉得管理十多个系太耽误研究，几年后他去了另一所州立大学当某个研究中心的主任。

至于像我博士导师李天岩教授那样 “与数学结了婚” 的学者，整天看书读文做学问，似乎缺乏当官的 “野心”。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从来不去系主任的办公室，有事他来我的办公室。” 这就是惜时如金、清高且有点 “知识分子臭架子” 的教授形象。

但是，系主任、院长、校长及其一众副手的大学管理职位，总是要有人去填的。美国教育的一个好结果是几乎每个人很早就能 “认识自己”，发挥个人的长处，按照既定的愿望和目标读书、求职、发展、成功。所以，在研究型大学的校园里，尽管绝大多数的教授是货真价实的学问追逐者，像吴健雄那样一心一意地扑在实验上，但总有那么一批教授，在处事上或具管理才华、雄辩之嘴、用人之道，在学问上或已江郎才尽、乏善可陈、无力登攀，内心或想改变角色、走出象牙、接触大众。于是这部分人就会慢慢地从研究者改道走向管理者，从学问家华丽转身为教育家。

所以，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系主任、院长、甚至校长的专业学问特别高深，但是他们能担当此职，至少说明是个管理人才，甚至能被夸为优秀的教育家。

因此，美国大学教授与各层管理者的人生去向、各尽所能、发挥潜力、物有所用，以及伴随而来的遴选规则，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这个机制最大幅度地识别和利用各类人才，其结果是：鼓励那些终生追求研究之美的学者 “为了人类的荣耀” 发明创造，提供机会让那些有满脑子创新教育思想的学者脱颖而出成长为一校之长。

二十年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保障了高等教育规模的壮大，由国内培养出的或从世界各地高薪招聘的名教授越来越多。然而，好大学不仅需要好教授来引领科技、培养学生，还需要好校长来运筹帷幄、指明航向。当一名有志青年历经十年寒窗、十年奋斗，长成科研林中的参天大树，不要轻易地让他（她）转变角色、执掌一校，否则有可能是科技界失去了一个擎天之柱，而教育界却多出了一位平庸校长。

在社会各界普遍诟病中国高等教育种种乱象的今天，人们期待的是那些拨乱反正敢为人先的教育家，而不是戴着一顶 “院士” 桂冠却对教育真谛一知半解的专业人士，期待其能大刀阔斧地改革现状、拨正航船，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大学之林中 “笑傲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