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跪兽形嵌宝石金饰件”与北魏“手铸金人”
几枚金银印和早期拓跋鲜卑饰物,应该算作国家一级文物,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举证“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来说明西晋与拓跋鲜卑的关系,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批鲜卑金器。
1956年,当时的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小坝子滩沙虎子沟的一个窖藏中,发现了一批早期拓跋鲜卑的金银器,包括“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两枚金印 , 一枚“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及其他10件金饰品,这批文物现藏内蒙古博物院。
凉城县小坝子滩沙虎子沟地处岱海西北方向的蛮汗山中,岱海就是《魏书》中所说的“参合陂”,是被拓跋人尊为始祖的力微的嫡长孙拓跋猗㐌长期驻屯的地方。由于与这三枚印章同时出土了刻有“猗㐌金”三个汉字的金饰牌,可以认定这批金银器的主人为猗㐌或其后人。几枚金银印和早期拓跋鲜卑饰物,大概应该算作国家一级文物,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举证“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来说明西晋与拓跋鲜卑的关系,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批鲜卑金器。
猗㐌金饰牌
猗㐌金饰牌背面刻字
兽首金指环
如意金饰
匈奴虎斗群狼金饰牌
在这10件金饰品中,有几件似乎属于女性饰品,如金指环、金耳坠等。特别是其中的一件模铸金像,头部可能为某种哺乳动物造型,生有两只夸张的大耳,似是强调这种动物的头部特征。下部跪坐的是似熊又似人的形体。该金像高3.7厘米、宽2厘米,重38.5克,为圆雕小型金像,也是这批金饰中唯一的铸造成像形式。吻部似是铸造成型后略作后期錾刻,錾刻极为粗糙。头部双目凸起,镶嵌2粒灰色宝石。两臂各镶嵌2粒宝石(其中右臂宝石脱落 1 粒),腹部1粒,腹下两腿之间镶有3粒宝石,双膝各有1粒宝石(其中右膝宝石脱落)。两侧双臂边缘及双胯边缘都有穿孔,可能用于系线绳,以便于佩带。
兽首人身跪坐金像
这件金器的性质、目的、用途不明。赵志芳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一书称其为“镶宝石跪兽金帽饰”,似是唯一提及它用途的名称。
这尊跪兽形金饰无论造型和制作工艺都与其他几件金饰品明显不同,应该不是出自专业工匠之手。从目前已经发现的鲜卑金饰品看,无论是指环、牌饰、管状饰、金花饰等生活器物,还是镦、箭镞、刀等武器,明显继承了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斯基泰文化及匈奴文化的传统,也继承了相应的金铜饰件制作工艺。其工艺包括了冶炼、锻打、透雕、镶嵌、错银、镀金等多种金银饰品制作方法,是相当成熟的技术工艺。镶嵌宝石的工艺亦已程序化了,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工艺。
观察各地出土鲜卑器物的各种造型手段,当时的艺人们大都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抽象、夸张、象征的手法,将动物、人物及植物形象图案化,线条凝练而富于装饰美,每个细节都很细腻精致。
这尊跪兽形金饰,虽为兽首人身,但造型稚拙,偏于写实,双臂造型明显不对称,吻部錾刻粗粝随意。与其他几件金饰品相比,显得十分粗糙,缺乏装饰性和形式美。其工艺水平和精美程度远逊于同期或早期的专业工匠制作的金饰品。
笔者认为,它并不是一件普通的金饰件,而是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应该与拓跋人当时的某种信仰崇拜有关。从造型看,兽首金人可能与生育崇拜有关,这尊跪兽形金饰的头可能模仿的是自然界某种生殖力强的动物,人身也像一个双手捧持腹部的孕妇造型。面对这尊跪兽形金饰时,笔者常常会想到拓跋鲜卑历史记载中的“手铸金人”。
《魏书 · 皇后传》称:北魏的习惯做法 , 朝廷选立皇后,要命令后宫符合条件的夫人们“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太祖拓跋珪曾经迎纳独孤部首领刘眷的女儿刘氏,刘氏在后宫最受宠爱,还为他生下后来的皇帝拓跋嗣。参合陂之战打败后燕主力后,北魏攻下后燕国都中山城,太祖又把慕容宝的小女儿收入后宫,也很是宠爱。太祖拟立皇后,便让她们铸造金人。结果,刘眷的女儿没有铸造成功,慕容宝的女儿铸成了,慕容氏顺理成章被立为皇后。
此后,手铸金人的“祖宗之法”,为太宗拓跋嗣所沿袭。后秦为结交拓跋嗣,送来公主联姻,拓跋嗣很喜欢,待之以皇后礼节,公主却因铸金人不成,而只能是后宫的一位夫人而已,尽管她仍然受到拓跋嗣宠爱。
在孝文帝以前,手铸金人成为北魏“定制”。每当正式册封皇后时,都必须通过“手铸金人”或曰“铸金人”这种特殊而神秘的仪式加以认定。待立皇后者须先铸金人,成功后才能取得皇后资格。即便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如果“手铸金人”不成,也是没有资格做皇后的。
贵为皇帝,竟不能自己选立皇后,在中国古代,只有朝廷权臣当道或是母后专权、皇帝失势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通过“手铸金人”候选皇后的制度,在宫中坚持了一百多年,则是北魏独有的。虽然《魏书》是从太祖拓跋珪开始记录这种奇怪做法的,但不会是拓跋珪称帝时确立的一项制度。皇帝不会凭空制定这样一种限制自己立后权力的制度,它应该是延续了一种古老的拓跋习俗。
内地学者对于拓跋政权的草原色彩多以“北俗”“胡俗”谓之,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俗”,多是萨满的信仰习俗。北魏的日常行事方式、重大祭祀庆典等活动中掺杂着明显的萨满信仰内容。萨满信仰崇尚“万物有神”。苍天大地、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等万事万物皆有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日常所见各种事物也都有各自的神灵主宰。上世纪的民族调查发现,信奉萨满的族群生活中有人参神、谷神、瘟神、牲畜神、娘娘神、引路神、猎神、柳树神、渔神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许多神都是偶像化的。北魏孝文帝时,各级政权供奉的神祠达一千二百多个。孝文帝全面汉化时,革除的“水火之神四十余名”,皆为“门、户、井、灶、中霤”等神。相当多的神,皆被立祠敬奉,正是与鲜卑传统信仰与原始萨满信仰习俗密切相关。
北方草原上的部族在混融重组和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依赖婚姻关系集结的联盟或政权。“妻家”“母家”的部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部落首领一般会同时和周边的几个部落联姻,分别娶不同部落的女子为妻。在拓跋鲜卑这样的部落集团中,往往会出现几个背后有强大母家势力的夫人,究竟以哪个为主,很难平衡,最好的办法是交给神灵选择。在萨满信仰的世界里,即便在妇女生活、生产活动中,包括生育、抚育子女、祛除病灾等方面,也都有相应的神偶崇拜。萨满信仰认为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具有某种“灵性”,它们与人具有某种关联。尊奉它们,崇拜它们,或将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某种功能,或获得某种佑护。
北魏后宫中出现的这种“手铸金人”,应该是与生育有关的神。拓跋首领的妻室供奉和佩戴它,应该是一种为部族祈福的宗教活动。其目的应是祈求多生子嗣,祝福子孙健康,以使部族繁盛。所以,顺利完成“手铸金人”,才能有资格执掌后宫。这种“成者为吉”的兆头,意味着她将获得神的加持和庇护,预示着她能完成繁衍拓跋子孙的重任,使部族人丁兴旺。文献记载中并没有关于这种金人形制和制作方式的具体描述,因而形制各异,工艺水平等问题在所难免,由此推测,这些粗糙、缺乏装饰性和形式美的“手铸金人”,不像是专业工匠所为,而应出自候选夫人之手。
同时,在民族学调查中发现,不同地区各个信仰萨满的民族所敬奉的神偶,几乎都是萨满或信奉萨满的家庭成员自己手工剪裁、手工缝制或手工捏制的,没有专业化的偶像制作工匠,也没有形制规范,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所用材料、造型、大小差异很大。现在故宫所藏清代宫中密室供奉的源自萨满信仰的神偶,虽为皇家所供,形制亦简陋不堪,实非专业工匠所为。这些发现和实物,或将进一步印证上述的推测。“手铸金人”之“手”,乃候选夫人的纤纤玉手。
后宫柔弱女子,不可能铸造巨像。这尊金像,金人不大,40 克左右,使用贵重金属不多,加之黄金熔点低,可塑性好,几个人一起做,勉强能够完成,但对于非专业者又有相当的难度,这是“手铸金人”粗糙、简陋的原因所在。好在“成者为吉”,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对工艺水平的求。这尊金像的大小、风格,完全符合非专业人员手工成形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出自拓跋酋帅妻室之手的萨满偶像。它的主人应该就是道武天兴元年( 398 )追尊拓跋早期二十八帝号谥中,桓帝猗㐌的夫人“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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