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人格”成就了小镇做题家，也让他们无路可退

经历过高考的人，基本上都听过老师的一句话：“再坚持一下，考上大学你就轻松了。”

不少学生信以为真。高考好像是人生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在此之前是无尽的忍耐，在此之后是迟来的、应得的享受。

然而，高考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考试，它的影响力也不会随着考试的结束而结束，恰恰相反，在此后的人生中，高考的“幽灵”不仅出没在梦到高考而惊醒的早晨，还隐藏在每一个“考上研就好了”、“念完博就好了”、“打完这几年工就好了”的人生决策中。

图源：纪录片《高三》

在更广阔的层面上，高考作为我国当下最大规模的人才筛选机制，不断把年轻人从小镇吸纳到大城市，推动着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学做工》的作者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认为，想要解读中国的现代性，高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2014年到2017年间，威利斯结束了在普林斯顿的教职，离开了“藤校的镀金象牙塔”，来到了“庞大、迷人、超现实”的中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门关于民族志方法论的研究生课程。最初他按照常规的教学方法，给学生布置了很多阅读材料，要求他们写读书报告。但没想到，学生们在报告里谈论了许多个人经历，这些经历都离不开一件事——高考。

威利斯观察到，这些学生对未来“有着毫不动摇的乐观”，他们会为了未来的自己牺牲当下的享乐，会培养出“延迟满足”的习惯，进而形成一个为通过高考而服务的“高考人格”。

这样的努力让他们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也让他们和自己出身的小镇渐行渐远，让他们在应该形成人格和品味的年纪戴上了“高考人格”的假面。威利斯认为，高考可能是把中国当下很多分散的社会现象连接在一起的一条线索。于是他调整了课程设计，请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日记，共同探讨高考如何塑造了他们的过去，并持续影响着他们的现在和未来。

和老师说的不一样，高考之后的人生从来都没有更轻松。“高考人格”成就了小镇做题家，但真正的考验在进入大学后才到来。

威利斯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给文化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对城市的崇拜；来势汹汹的消费主义；对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依赖。

这些都市幻梦几乎影响着所有人，成为学生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构成了他们心中对“现代化”的想象——乡村坏、城市好，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过上都市白领的生活，可以有更多可以支配的金钱。而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作为一种工具，正疾速摧毁着乡村传统的价值观，“它就像一个传送机，在一夜之间带来了城市生活图景、带来了拜物教、带来了自由的气味”。

图源：纪录片《高三》

高考作为一个开放、公平、自主的渠道，被视为实现目标的重要路径。

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是否希望通过高考来实现以上目标，威利斯将学生们分成两种：一种是高考导向学生（G-routers），指那些努力学习，经过层层考试选拔进入大学的学生们；另一种是非高考导向学生（non-G-routers），他们在不同阶段掉出了那条上升路径，有的早早辍学，有的因为无法通过关键考试或无法进入重点学校，最终去了专科、职校等。

图源：纪录片《高三》

高考导向学生对城市生活和消费主义深信不疑，因为这份梦想过于沉重，沉重到了如果实现不了就别无出路的程度，他们不得不压抑青少年正常的冲动和需求，进行主动异化，在还没成熟的年纪接受“延迟满足”。

他们仿佛有两个人格，“当前的我”努力学习，好让“未来的我”获得新生。

一个学生形容，这个过程如同根据好学生模板完成的一场表演，演到自己都信了。另一名学生则说得更加直白：

图源：纪录片《高三》

相比之下，非高考导向学生选择更多地满足“当前的我”的需求。他们同样向往着大城市、消费主义和互联网，却认为学校教育无法让他们实现梦想。因此，他们选择提前实现低配版本的“三个梦”，比如通过买大牌高仿获得消费的快感，通过打工的方式进城，在网络上打造自己时髦、前卫的形象，成为“杀马特”一族。

中国人口曾经大多生活在乡村和小镇，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盼望去更高一级的城市，并承担起改善整个家庭生活的责任。这样的“城市梦”的终极形态就是出国。就像威利斯的一个学生在日记里写的那样：

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已经一去不复返，大城市才是多数人心目中繁荣和文明的象征，不少人认为在城市里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就是更成功的人生。在这样的冲击下，乡村成了人们想要逃离的地方，即使是原本安于乡村生活的人也很难坚持。

城市梦的反面是“乡下人的悲歌”。

威利斯的一位不具名的学生写道，他的一位表兄弟在19岁那年自杀：他原本是个普通的乡村男孩，每天快乐地吹着口哨，在田间地头干活，但是他读完小学后未能升入初中，进入了“非高考导向”的边缘道路。父母觉得种地没有前途，强迫他进职校念书，以成为“城里人”。然而，他在职校里过得非常痛苦，再也没吹过口哨，他感觉自己成了学校和城市的边缘人，感到自己的未来注定要困在机器轰鸣的工厂流水线，做着比农活更枯燥痛苦的工作……最终，他走上了绝路。

图源：纪录片《高三》

哪怕自己在“高考导向”的路上取得了成功，但威利斯的学生们几乎都认识几个在高考路上掉队的朋友。这些“非高考导向者”后来经历的人生常常是如此辛酸沉重，令高考的幸运儿们既为他们悲伤惋惜，又为自己心有余悸。

在老师、家长们眼中，是否认真学习关系着一个人的人格，区分着“好学生”和“坏学生”。一位学生June观察到，对于同样的违规行为，老师们对成绩好的学生总会网开一面。

有趣的是，学生们常常将消费和“坏学生”联系在一起。当做题家们为了未来的享受消费而埋头学习的时候，周围那些不爱学习的学生在购买成熟性感的服饰，抽烟喝酒，更早地拥抱了消费。

少数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城市孩子可以早早地接触到奢侈品，但他们往往被禁止去享受消费，只能以学习为重。威利斯的许多学生都提到，在求学过程中，他们被要求拒绝消费主义的影响，禁止关注学习之外的事物，“学业成就构成了我们身份的核心”。

又比如，学习好的女孩在上大学之前，通常不会展现自己的美丽，以避免从学业上分心。Joyce是个来自农村的女孩，她回忆起自己在中学时的发型选择。

尽管许多管理严格的学校禁止学生携带智能手机，手机和互联网的影响也早已渗入校园。威利斯曾经拜访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玩手机。一个学生形容“手机是水，人是鱼”，因为生活过于无趣，需要靠手机打发时光。唯有一个用功读书的女孩说她用手机是为了学习，比如用某题库。

图源：纪录片《高三》

威利斯认为，高考导向学生将成为互联网的铸造者，以互联网为工具参与更严肃的话题讨论，进而影响世界；而非高考导向学生则会成为互联网的消费者，他们在网上的活动集中在打游戏、聊天、看直播。

高考过后，“做题家”们终于如愿以偿，在大城市里开始了大学生活，但他们真的从此万事如意了吗？

在教育系统中的上升同时也是地理上的迁移。“高考人格”让他们实现了走出故乡的梦想，但为了在大城市留下来，做题家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威利斯发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容易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疏离和不安”。当他们终于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进入大城市上大学，又会感到自己远远比不上大城市中产家庭出身的孩子。

在阅读《不平等的童年》后，一位学生在日记里提到，她虽然度过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童年，却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能够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

大城市留不下，回乡也是艰难的选择。在“高考人格”的塑造过程中，在城市梦的一次又一次强化中，小镇做题家们实际上已经在心理上背叛了自己的故乡。许多学生提到，当他们在春节回到家乡，他们也会感到和家乡格格不入。家乡的价值观已经落后，比如，女生们要面对来自亲戚们的催婚压力：她们曾经是“别人家的孩子”，如今亲戚们却开始劝她们像家乡的同龄人一样早点结婚，千万不要变成剩女。

离开家乡的人最终会和家乡越来越疏远。再说，辛辛苦苦才离开家乡，如果回去，又怎么对得起自己当年的吃苦和付出？

尽管曾经吸引他们奋斗的美梦仍旧遥不可及，多数“做题家”还是会选择留在大城市。许多人提到，高考是一次公平的竞争，大城市是个公平的环境。

曾说要带妈妈去美国的Colin暂时还未实现这个愿望。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却曾经站在什刹海和外滩，感叹自己并不属于这五光十色的城市。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留在这里，因为大城市有更好的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等，也因为公平。

虽然留在大城市并不容易，但没关系，这些学生已经习惯了那个“高考人格”——不断努力，自我牺牲。

他们永远在为“未来”做准备。高考之后还有考研、考编、考核，下一场试炼总会到来。考试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不断地为考试做准备，为之后的更多考试做更多的准备。而“现在”，永远是临时的、短暂的、被视而不见的。

威利斯指出，在他们身上，背负责任、延迟满足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与现代性当中追求感官满足、自我表达的方面是相悖的，“也许他们会一直自我牺牲下去”。

可以说，当做题家们决定走出小镇，他们就踏上了一场没有返程也没有终点的孤独旅途。他们的成功同时也意味着与自己的出身告别，与故乡告别。一位学生形容：“你在城市里越是成功，意味着你被改变得越多。”

不过，许多人正在努力与自己和解。威利斯的学生Joanna提到了多年前流传甚广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它说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如何奋斗了18年，才终于和大城市的孩子平起平坐。然而Joanna写道：

那个可以肆意享乐的“未来的我”，或许永远不会到来了。但做题家们有时渴望的，只是一个暂时停步的瞬间——卸下自己的高考人格，任时代在身畔呼啸而过，在此刻，在当下，喝一口手中那杯茶，细细品尝其中的万般滋味。

作者：玛雅蓝

编辑：翻翻，游识猷

封面图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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