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东讲述三项中国新闻奖背后的故事

来源：新闻战线

作者：刘亚东

三项中国新闻奖背后的故事

刘亚东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二级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科技日报原总编辑。上世纪90年代赴美国，任常驻联合国暨纽约首席记者。其作品10次荣获中国新闻奖。2007年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08年荣获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2010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其主要著作有《新闻眼看美国》《圈点每日环球科技》《世界科技的历史》《中国科技的升级之路》《是什么卡住了我们的脖子》等。 

2019年8月，我离开科技日报社，调入南开大学，受命筹建新闻与传播学院。职业新闻人变成教育工作者，这个“转身”谈不上多么华丽，却让我有机会把以往从事新闻实务的点点滴滴汇入教育的沃土，其乐无穷！回首27年新闻工作经历，早已看淡那些翻过篇儿的荣誉和奖项，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曾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尽了绵薄之力。这里，从10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经历中选三叙之，分享心得。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

“卡脖子”的说法现在已被官方和民间广泛接纳并采用。是我“发明”了这个词儿，并在新闻语境中为“卡脖子”注入特定内涵。2001年，我担任科技日报新闻中心主任时，曾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主题，策划、推出一组专栏报道，而后又组织了学界和业界相关人士参加研讨会。

科技日报2001年刊发的这组专栏报道共计21篇，就作用和影响而言，远远比不上2018年刊发的相同主题的35篇系列报道。相隔17年的两个专栏，都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主题，但不同的是，2001年的21篇报道是以行业作为报道单元，每篇都对一个独立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阐释；而2018年的35篇报道更为细化，每篇都围绕某个领域的具体技术难点开展讨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在许多高新技术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2022年9月29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这个榜单上，中国排名第十一位，位居3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以来，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连续10年稳步上升，从第三十四名跃居第十一名，上升势头强劲。

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突破1万亿元，2019年突破2万亿元，2022年突破3万亿元，以3.09万亿元的总额稳居世界第二。R&D经费投入强度，即R&D经费与GDP之比达到2.55%，超过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2.47%的平均水平。

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在发展，其他国家也在发展。而且，一些国家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发展并不慢，也并不差。所以，成绩要说足，差距也要讲透。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我们反对妄自菲薄，同样也反对妄自尊大。

2018年4月16日，中兴事件的新闻在网上爆棚。3天以后，4月19日，科技日报一版头条强势推出新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该专栏的每篇报道都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引题，与17年前那组专栏报道形成呼应。

从2018年４月19日到７月３日，这个栏目共推出35期，对各个行业的35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报道。作为时任科技日报总编辑，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的报纸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以个性化声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关键时刻发出关键声音，正确地引导了舆论，体现了科技日报作为党报的责任担当。

2018年6月21日下午，科技日报社在北京科技会堂举办科学传播沙龙，主题为“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 • 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我在沙龙上发表即席演讲，论述“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我强调，在很多情形下，我们国家还受制于人！所以，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百折不挠，尽快补齐我们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短板。

2018年6月21日，刘亚东在中国科技会堂就“卡脖子”问题发表演讲。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发言稿发布后，在网上网下都引起强烈反响。與论对我的演讲和科技日报这个新专栏普遍给予积极评价。传统主流媒体、大型新闻网站、知名微信公众号等，纷纷转载我的演讲或发表评论。

11天以后，2018年7月2日，人民网开始连发3篇文章，痛批“吓尿体”“哭晕体”“跪求体”等“浮夸自大”文风，并列举“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雄文”，痛批这种“用浮夸文风讲荒诞故事”的做法，不仅“无形地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误导了国民，绑架了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又过了11天，7月13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还很不适应。

由于准确地把握了方向和尺度，科技日报的系列报道“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受到中宣部《新闻阅评》肯定，并荣获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必须指出，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每个技术领域都做到世界第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的创新难题。“卡脖子”问题的客观存在，让一些民众产生了盲目排外的心理和情绪。这是不健康的，也有悖于党中央关于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要摒弃那种“中国和外国”的观念，因为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和全世界竞争。对于中国来说，低水平的自给自足不应当成为选项，而“样样争第一”的想法同样不切实际。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实现有限的目标，力争在一些比较重要的点上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

越是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全球创新，就越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形成有效的制衡能力。只有积攒了足够的筹码，才能和别人平等地交换。中国的自主创新既不排斥“拿来主义”，又强调以我为主。它是开放的，鼓励合作共赢；它又是自主的，体现自己的意志和意图。只有这样，才能在自主创新中扩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自主创新。

别拿屠呦呦说事儿

“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比方说拿个中国新闻奖。”我1992年开始干新闻。那时候，这种诉求十分强烈。20多年后，当初的“小目标”早已超额实现。按理说，作为科技日报总编辑，我不应该也没必要再去和年轻人竞争这个奖项。

2016年2月底，我写的评论《别拿屠呦呦说事儿》最终进入科技日报拟报送中国记协的4篇参评作品之列。有同事闻讯后闯进我的办公室，喷着负责任的唾沫星子指出：“你是总编辑，已经得过长江韬奋奖和那么多中国新闻奖，干吗还要参评？评上了，这是应该的；评不上，丢得起那人吗？！”

此话当然有道理。我本来可以说，这是报社推荐委员会全票通过的结果。但是，我作为推荐委员会主任，显然拥有足够的权威来否决自己的作品。于是，我说出了不便说出的真实想法：较之其他几篇候选评论，《别拿屠呦呦说事儿》最有可能获奖。

然而，出事了。2016年8月5日是个星期五。那天下午，我在报社主持一个论坛时，接到中国新闻奖初评承办单位打来的电话，说《别拿屠呦呦说事儿》一文因两处“差错”，在审核中被取消参加复评的资格。同时，要求我在8月8日（星期一）下午5点前提出复议申请，并强调“逾期不再受理”。

这节奏分明是不让人好好过周末！熟悉中国新闻奖评选过程的朋友告诉我，根据以往惯例，提出复议申请的意义不大，因为即使获准参加复评，翻盘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是啊，那么多“五官端正”的文章都难以入围，你是评委的话，愿意把票投给一件“带伤”的作品吗？

我挺懊恼。《别拿屠呦呦说事儿》可是报社选送的唯一一件评论类作品。若真的翻了车，自己丢面子倒没什么，可其他同事的作品因我误判而失去一次宝贵的获奖机会，那才叫我过意不去！

8月8日下午，开完报社的采编例会，离“大限”还有不到两个小时。我打开电子邮箱，把人家指出的“差错”情况又仔细研究一遍。尝试以最谦卑的态度从谏如流，但还是不敢苟同初评审核的意见。于是，我奋指疾敲，一口气写成了近2000字的复议申请材料。

《别拿屠呦呦说事儿》原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拿科学成就来说，获奖者不一定高于其他科学家，或者说其他科学家不一定逊于获奖者。就中国科学事业而言，没有这个奖时照样发展，得过这个奖后也未必因之加速前进。”评委就此指出的差错是：“观点不正确。屠呦呦获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在复议申请材料中这样写道：

通读全文不难看出，这篇评论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未必因之加速前进”的提法在逻辑上并没有排斥“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非必然表现为“因之加速前进”。

本文的相关表述一方面旗帜鲜明，另一方面也力求做到文字的客观和观点的平衡。比如，在比较获奖者与非获奖者的科学成就孰高孰低时，使用了“不一定”的提法；“得过这个奖后也未必因之加速前进”这句话中，又使用了“未必”二字。这些行文上的处理也体现了在事物认识上的审慎严谨态度……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完全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事实上，这样的争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若因见解不同便视之为“差错”，进而取消这件作品的中国新闻奖评奖资格，恐欠妥当……

对于初评审核指出的另一个技术性差错，我在复议申请材料中也直抒己见，据理力争。最后写道：“综上所述，恳请中国新闻奖评审委员会对这件作品进行复议。再次对评委会及相关专家的工作表示感谢。”

你还别不信，死马当成活马医的结果并不总是笃定的那一种。《别拿屠呦呦说事儿》获得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文字评论类三等奖的消息传来，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要感谢中国新闻奖评委会的公平和公正！有趣的是，据说一些评委认为，复议申请材料写得比评论本身还要好。显然，他们被我说服了，打动了。

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睁开睡眼一看，还不到凌晨5点！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秘书，从北京把越洋电话打到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住地，并布置了一项紧急采访任务。那是1995年9月下旬的一天。

原来，宋健刚刚从国内一家都市报纸上看到一则短消息，大意是杨振宁博士鼓励一部分科研人员下海经商。当时，这可是有争议的话题。在那个特定年代，宋健作为中国科技界的掌门人，当然对此有着浓厚兴趣，愿闻其详。

然后，就有了这通电话。再然后，我便有了机缘，作为科技日报驻联合国暨纽约首席记者，去采访心仪已久的理论物理学大师杨振宁。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做出了里程碑式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也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

他的几大研究成果为整个20世纪后半叶基础物理学的总成就奠定了基础。2000年，全球著名科学期刊《自然》评选了人类千年以来最伟大的20位物理学家，这个榜单上唯一在世的是杨振宁。与他一同上榜的其他人是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薛定谔、波尔等。

几经周折，我终于拨通了杨振宁的电话。首先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我是中国科技日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既然你是中国记者，那我们说中文好了。”他的一句爽快话，顿时让我有了亲近感。

他查了日程后，很快和我约定采访时间。我刚想说再见，忽听他问道：“你知道怎么来我办公室吗？”上世纪90年代，可不像现在能用微信发位置。我本来打算查地图的，但他却详细地告诉我行驶路线。似乎还不放心，连哪个地方容易走错路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放下电话时，这位传奇人物对我来说，仿佛熟悉得像一位知根知底的老伯。

早在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1971年夏天，杨振宁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既熟悉又陌生、阔别了26载的故土——比基辛格秘密访华仅晚一星期，比尼克松访华则早了半年！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是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

从那时起，杨振宁便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虽然身在海外，但他心系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每每献计献策，为中国走向富强昌盛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1995年9月28日下午，我驱车前往位于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如约采访时年73岁的杨振宁。他在办公室里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国科技工作者下海经商的看法。采访持续了近3个小时，但他毫无倦意。

“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大批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下海，更加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他十分认真地对我说，千千万万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从事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事业，开发出能够在国际高技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产品，中国才有希望，他们自己也才更有前途。

时过境迁。中国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科技发展状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在相当多国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杨振宁强调全力发展经济，“只有经济获得发展才能确保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的顺利进行。”

而他2003年回国定居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又开始为加强基础研究而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建言献策，整合资源。着力点的改变，恰恰反映出杨振宁一以贯之的认识和理念。他在那次访谈中关于“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的精辟论述，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28年过去了，我采访杨振宁的情形历历在目。他那殷殷爱国之忱丹青不渝，拳拳报国之志溢于言表！我采写的题为《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的报道， 1995年10月12日在科技日报发表，次年荣获中国国际新闻奖（后并入中国新闻奖）。

本文刊发于《新闻战线》2023年6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