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女性，很多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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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单身数量越来越多，县城中也有不少

今年6月上旬，民政部官网公布的2022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量为683.3万对，再创了民政部自1986年以来公布的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

伴随着全国结婚登记量再创新低的纪录，网上也掀起了不少关于不婚不育、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城市“剩女”与农村“剩男”越来越多等各类话题。

在全国结婚登记量持续减少的背后，确实存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或被动单身的情况，如此的选择行为下，较为突出的结果即表现为大量的城市“剩女”或者农村“剩男”。

其中，城市“剩女”往往指的是在一线城市中“本该”在该结婚的年纪却没有结婚的大龄女性，但她们往往具备高学历，拥有较为稳定的收入。

然而，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不仅城市中会存在大量的适龄未婚女性，目前国内一些县城如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县域中，适龄未婚女性的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多。

在一些调研中，那些在县域的大龄未婚女性往往工作于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包括公务员、教师、护士等岗位。

事实上，在早些年间，这些“拿工资”、“有工作单位”的女青年一直是婚姻市场上的优质资源，尤其是作为“有文化”、“有假期”、具有“有利于下一代教育”优势的女教师，更是县域婚姻市场中的“香饽饽”。

以县域的青年女教师为例，早些年间，凭借稳定的收入、令人尊敬的职业以及自身蕴含的文化素养，这些青年女教师作为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挑选者”总能从体制内许多优秀的男性青年中“择优”选择婚配对象。

对于这些县域女性而言，21世纪初的她们往往不需要过度担心“嫁不嫁得出去”的问题。

但如今，由于家庭对子女预期的不同，如更希望女儿不要远嫁、能够进入体制内获得一份安稳的工作且离家近等，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女性除了选择留在城市中拼搏外，也有一大部分陆续选择回到县域体制内工作。

而在更多优质男性选择在外拼搏、县域优质男青年相对更少的情况下，也就越来越多的县域女青年难以匹配到心仪的对象，导致越来越多的女性面临大龄未婚的境地。

故相对于城市中存在的主动选择单身的大量适龄未婚女性而言，许多县域的大龄未婚女性往往是无法匹配到优质的男青年而“被迫单身”。

然而，在县城这样一个不大的地方，仍存在较浓厚的“半熟人社会”的气息，适龄结婚仍是大多数人尤其是老一辈的深刻认知，在这样的环境下，县域大龄未婚女性则会经常面临被催婚、被议论等问题，给自身乃至整个原生家庭带来不少的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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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少女多、婚姻市场上的不对等、自主意识强化等

都是单身原因

正如上面提到的，县域中许多大龄未婚女性主要因“男少女多”而“被迫单身”。

当然，这里的“男少女多”并非指县域整体人口中的单身男性少于女性，毕竟在农村中还存在着较多的大龄未婚男青年。

但对于这些回到县域体制内工作的女性而言，由于本身具备较高的学历与知识素养，身处较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并具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她们往往会选择具有同等甚至更好条件的优质的男性进入恋爱乃至婚姻关系。

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有学历、有能力的男青年都选择前往大城市闯荡，从一些角度来看，一些男青年还是在外面混不下去才回到县城工作的。

而在可匹配的优质男性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与“北上广”的大龄未婚女性选择“比自己优秀的”或“条件比自己好的”即择偶梯度理论一致，基于自有的条件，县域女青年也很难“向下”去进行择偶。

一方面，现在回到县域工作的女青年的学历条件、收入条件或者家庭条件以及工作能力都愈发优秀，择偶标准自然会更高些，往往会选择比自己更强的男性缔结婚姻，一些女性也会存在通过“向上”缔结婚姻实现资本增值、阶层跃迁的想法。

另一方面，之前早已在体制内的女性，随着自身职务与收入的升高，自身的择偶眼光和条件自然也不会低到哪里去。

而在挑挑拣拣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及年龄的增大，许多优质女性也逐渐丧失了年龄优势。

不可否认，国内婚姻市场上的择偶标准大多还是离不开“男爱貌、女爱才”，而用于衡量男性婚姻市场价值的“才”，往往都容易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有所提升，但关于女性的“貌”，大多却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衰减。

如此，随着这些县域女青年年纪的增长，一般依附于年龄的“貌”的优势也会逐渐丧失，她们在小县城的婚姻缔结难度也进一步提高；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舆论对男性更为包容，随着年纪增长，岁月沉淀后带来的成熟感及财富的增长反而会让他们在婚恋市场上更受青睐。

不过，也恰由于现在的县域女青年接受了越来越多的知识教育或接触到了更多新鲜事物，对许多事情有了不同方面或新的认知与改观，一些女青年在面临大龄未婚的情况时反而选择了顺其自然，不再去过度强求婚姻关系的缔结。

比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豆瓣、微博等多个平台上出现了韩国“三抛世代”即抛弃恋爱、结婚、生育的讨论。在这些前卫思想的影响以及自身足够的能力支撑下，不免越来越多的城市女性选择独立生活，而这些思想自然也会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方式，进入县域女青年的生活当中，并进一步影响其婚配观念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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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婚恋困境的同时，在单身状态下不断充实自我

一般情况下，要摆脱这样的婚恋困境，县域体制内的女青年还是有可选择的方法。

若接受了当地的县域婚恋市场情况，县域年轻女青年可以选择努力工作实现自身职业的晋升，如女教师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县城中学进行教学，获得更高的职业荣誉，以强化自身条件增强婚恋优势。

或者，相对于女性“向上”择偶的理念，国内许多男性除了选择同质婚姻（简单理解即“门当户对”的婚姻）外，往往也“向下兼容”，接受条件比自身略差的女性。在县城体制内工作的女青年也可以选择寻找该县域外乃至地级市、省会城市的优质男性，不仅摆脱了适龄未婚困境，也有可能实现阶层的跃升。

当然，也可以选择通过考公、考研等再次从县城走向更大的城市再寻找合适的对象，但如此一来，可能又与当初回到县城工作的意愿相违背，自然也需要付出不少的努力。

而身处县城这样的小地方，直面大龄未婚境地、泰然处之甚至选择不婚不育对于这些女性而言则需要莫大的勇气。

除了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外，最为要紧的则是父母及其他长辈给予的压力或者催婚。

作为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逢年过节催婚话题必然出现，这也就意味着，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青年在一年中这些被催婚最密集的时间段面临的舆论压力更大。

虽然可以选择以说理、就事论事等方式应对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亦或者选择沉默、争辩、更激烈的吵架方式来反抗老一辈的传统婚恋观念，但这些往往也难以帮助她们解决大龄单身未婚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束缚问题。

不过，一些县域体制内的大龄未婚女性也开始转变策略，开始同父母诉苦或让父母意识到自身“被动单身”的境地，试图让父母与自己站在同一面上进行思考或共同解决问题。

另外，在这样“被动单身”的情况下，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除了应对外界压力外，也开始选择不断充实自我生活，提升自己。

传统社会中，缔结婚姻被视为女性步入一定年龄后脱离原生家庭而后依赖于夫家生存的手段。

但随着现代女性独立能力的增强，即使依靠自身也能够继续后续的生活，故而在单身状态下，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先爱自己、充实自己，不断通过发展业余爱好如读书、学跳舞或乐器等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亦或者通过提升学历或工作晋升来让自身获得更高的成就感。

如此一来，在充实的生活下，也就不会有过多的时间反复囿于婚恋困境中。对于这些更为积极向上的县域体制未婚女性而言，即使偶有烦恼，也能够在网络上寻找到与自己类似的“共同体”，互相倾诉排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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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困境背后，也是县域人才困境等问题

在对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青年的调研中，不同女青年会因找不到同质优秀男青年、碰不到爱情或想通过婚姻缔结实现阶层跃升等各类原因而迟迟未婚配，但这样的婚恋困境背后，除了有个人因素外，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或问题，而这些并非个体单方面改变就能够解决的。

如造成县域体制内存在大量大龄未婚女青年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男少女多”，背后则反映了县域的人才困境。

可以说，许多优质女青年选择回到县域体制工作，是基于离家近有依靠、工作体面、收入安稳等原因，但许多高学历、有才能的男青年选择远离县域到大城市就读并工作，则是由于大城市较小县城有更大挑战的同时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与可能，并有更好的发展环境与前景。

但国内许多地方的县域尤其是中西部偏远地区，不仅交通条件不发达、生活环境不足城市优越，而且工作岗位需求更少、收入相对也更低，发展前景似乎也能“一眼望到头”。

此外，在作为“半熟人社会”的县域中，许多工作包括体制内岗位极容易出现“拼资源、拼人脉”的现象，而这也容易成为那些寒窗苦读并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在县域无人脉资源的学子回流的“绊脚石”。

在县域中，许多体制内工作算得上很“吃香”了，但即使这样，优质男青年也不愿意回流，如此便也造成了那些回到县城工作的女青年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最后便出现了大龄迟迟未婚的现象。

但显然，如何在政策上吸引、引进以及留住人才尤其是适龄男青年，则是这些县域政府的重点工作了。

对于目前已存在的大部分县域体制内的大龄未婚女青年而言，或许在县域这种“半熟人社会”中，她们最终会迫于各种压力最后在更晚的年龄中步入婚恋状态，但她们婚恋年龄的推迟往往也伴随着生育时点的推迟，而对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女性而言，则有可能错过最佳生育时点。

另外，从城市中越来越多大龄未婚女青年不婚不育的选择来看，虽然目前许多县域体制内的大龄未婚女青年是“被动单身”，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以及观念的改变，这部分群体最后也有可能同城市“剩女”般主动选择单身生活，进一步降低国内的结婚登记数量与生育率。

当然，当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乃至小地方县域体制女性选择不步入婚姻状态时，一味地反对或谴责她们的选择还不如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思考与观察，除了意识到当地男女有效婚配数量不对等外，也要看到女性选择单身的背后既有自身能力的增强，也有对男女家庭关系不平等的反抗。

故而无论是面对城市“剩女”还是县域体制“剩女”，都需要社会尊重个体的选择、积极审视背后的问题并作出应对，否则，即使是这些群体个体力量微薄，但总能通过多个个体的选择影响到社会环境，甚至给社会的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