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诚谈《消失的她》：我从来不谄媚什么

▲ 《消失的她》剧本中女性帮助女性的设定是陈思诚最后决定的。图为该片剧照。 （片方供图 / 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南方周末实习生 温若梅 唐雅淇

关于陈思诚的电影故事里，《消失的她》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部由他编剧、监制的悬疑片，在2023年暑期引爆了大银幕，上映19天，票房超过31亿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照此速度，《消失的她》有望超过《八佰》，成为史上暑期档最卖座国产大片第三名，前两名分别是2017年的《战狼Ⅱ》和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消失的她》上映期间，杀妻事件、“智者不入爱河”、girls help girls等社会新闻和社会议题成为热点。这部电影剧情贴合了大众的情绪和关注点，掀起的社交讨论反过来助推了影片的票房。

与此同时，关于影片“套路化”“模板化”的质疑从来没有停过。这样的质疑从《唐人街探案》系列开始，到《误杀》系列，再到如今的《消失的她》，一直伴随着陈思诚。他或执导或监制的影片，大多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它们受到质疑的，也是“过于商业化”。

对于这些看法，陈思诚坚定地否认。“我觉得我从来不谄媚什么，我是非常决绝的。我的创作是很纯粹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思诚曾出演过文艺片，转型导演后他选择了商业片。他认为，“一切艺术最高的追求都是雅俗共赏。同时，我觉得一切电影都要以能上映为前提。如果拍了一个片子，是极端的个人、作者表达，但是别人都看不到，有什么意义呢？电影是需要跟人分享的东西”。

 陈思诚认为，商业上的成功只是一种表现，更重要的是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上映19天，《消失的她》票房已经破了31亿元，它在商业上无疑是成功的。你是如何摸索商业片模式的？

陈思诚：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总结或者提炼。归根结底院线电影具有商品属性，决定了它是需要算账的，是要赚钱的。因为一部电影不只是你自己参与了投资，还有其他合作伙伴，必须要有一定的良性投入产出比，才能让电影这个行业继续下去。如果电影每一部都赔钱，每个人都说想表达自我，不管观众，也不管其他合作伙伴，我认为这不是帮电影，这是在害电影。

中国电影这几年最重要的不是缺少作者，而是不够百花齐放。如果真爱电影，你至少得让观众先走到影院，让投资方觉得投电影还是可以赚钱的，而不是说投十部电影十部亏损。从春节到现在，在《消失的她》之前只有一部电影票房过了10亿元，就是易小星的《人生路不熟》，90%的电影都是赔钱的。这个事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话，院线就没有了，投资方也没有了，那个时候还骂什么电影？没有人拍电影了。

陈思诚决定做电影《消失的她》，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近年来暴力性社会事件的思考。图为该片剧照。 （片方供图 / 图）

南方周末：《消失的她》在票房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一些声音认为它商业的模板化提升了商业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也削弱了它作为悬疑片的悬疑性和艺术表达。对于这样的声音你怎么看？

陈思诚：我尊重所有的声音，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哪有众口一词说好的？但是我不认同所谓“模板化”这个词，我觉得没有什么是模板化的，而且任何的模板，一旦固化，观众也不会埋单的，早晚会抛弃。

其实我们比较拒绝的就是模板化，如果做一个商业电影那么容易就有模板、就能成功的话，电影业也不至于这么不景气，应该不断地拿出各种模板让我们的电影市场更好。

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所谓模板可以依托。（《消失的她》）这个电影今天的成绩是超出我想象的，我没有想到有这么高的票房。我只是想做一个比较纯粹的类型片。我觉得电影就是这样的，永远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尤其是现在，我们能说的东西并不特别多，那就说呗，尽管向我们开炮。

南方周末：你说很多人为了模板化放弃拍悬疑片，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悬疑片并不是中国观众喜欢的主流？

陈思诚：我认为悬疑片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热起来过，我们没有像日本那样悬疑大师频出，一切都还有特别多可能。但我觉得中国观众是最好的一批观众，他们非常包容，更加鞭策着我们要努力奉献更多更好的东西。

南方周末：所以悬疑片的潮流才刚刚开始？

陈思诚：其实我认为没有什么潮流一说，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圈，任何流行的东西都会重新流行回来，就跟科幻一样。

南方周末：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为悬疑片做一些降维处理？可能在你最开始创作的时候，里面会设置更多的套和解套的方式，但是考虑到这是一个大众的商业电影，所以做一些降维的处理，让它的悬疑性有所降低？

陈思诚：我没有。其实包括悬疑大师希区柯克，一辈子拍了七八十部电影，也并非部部经典，也是良莠不齐的。不管是柯南·道尔、松本清张，还是东野圭吾，都是这样，因为一个人的创造力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

我觉得我们没有去迎合什么，这次《消失的她》没有任何所谓的降维，这个片子的初衷就是做一个纯粹的类型片。《消失的她》跟我们一开始做“唐探”系列不一样。“唐探”要面向春节，面向更广阔的受众，面向合家欢的族群，就会考虑不应该过多血腥的问题，不能有太多暴力的问题。这次是一个很纯粹的初心，我希望能做到我自己非常满足的创作。

南方周末：说回剧本，你当初为什么会选这么冷门的苏联电影剧本《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作为《消失的她》的底本？很多人改编会从大IP入手，而这个1990年代的剧本本身是没有流量基础的，你选择它改编的想法是什么？

陈思诚：这不是一个改编，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所谓的苏联剧本。后来我们重新捋了这个事的版权链，苏联的这个剧本改编自一个美国小说。它其实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开头的设定，就是一个男人的老婆失踪了，有一天，突然有一个陌生女人睡在他身边，说自己是他老婆。

文咏珊（左）在《消失的她》中的形象一度引发观众热议，这与文咏珊最近两部院线电影中的角色形象反差很大。 （片方供图 / 图）

这个开头的设定是一个导演带了一个剧本给我，我觉得这个设定很好，但除此以外，那个剧本不是很有价值，我就整个把它改掉了。但是我特别在意所谓抄袭，所以把这个剧本版权重新买了。其实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不应该买改编电影版权，应该直接买小说版权。

我并不是像大家说的那样爱翻拍。《误杀》成功以后，无数人找我做翻拍，我都拒绝了。从《误杀》和《误杀2》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其实是有表达的，跟原著有非常大的不同。

做《消失的她》，除了因为开头这个有趣的设定，还有这些年屡见不鲜的暴力性社会事件。我会对这些事件究其根源，会去揣摩这些人的心态，也特别愿意听故事。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让我看到了一些人因为赌而万劫不复。所以我在想，其实有一些力量确实是在让人丧失本有的善念、一些所谓人性最基本的底线。我只能试着用电影来做一种解读。

南方周末：那你试图通过《消失的她》对这些社会现象做怎样的解读？

陈思诚：我们搞创作的相对来说是有一定话语权的人，所以我们传递什么样的理念特别重要。我认为只展现丑陋和黑暗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还是给这个世界输出善念。我更希望通过电影的方式，包括最后的彩蛋，展现人一念之间的选择，就是所谓的一念成魔，一念成佛。

你可以把整个电影当成何非的一个梦，但是他有可能不这样做。就像那张照片，我们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这个照片之前是一个单独的背影，是李木子留存在这个世界唯一真实的证据。但是最后我为什么坚持把两个人的合影变成电影出字幕时的画面，我就是希望大家能驻足在那儿看这个字幕，听我们主题歌的时候，想到其实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们有的时候在冲动下做了一些特别错误的选择，结果悔之晚矣，导致了人生一系列的大错，而且伤害的不止一个人。

在《消失的她》里，其实是满盘皆输的结果，是何非自己一个人的错误，导致了所有人一系列的错。就像陈麦也好，虽然她惩罚了何非，但她并不是这场博弈里的胜者。这场博弈没有赢家。所以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获得的是那种警醒感，因为我知道现在冲动性的犯罪特别特别多，有的时候人是不理性的，各种社会氛围导致了人比较急躁，所以我更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警醒感。

南方周末：在《误杀》里，父母亲情占了上风，他们为孩子寻找一个真相。到了《消失的她》，是女性帮助女性，这个设定是怎么来的？

陈思诚：确实是最后我决定把剧本变成女性帮助女性的设定。《消失的她》里讲了两种不同的情感，爱情在这个戏里面是遭遇审判的，那另外一种东西一定要提炼出来，就是友情的宝贵，这从戏剧结构上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做平衡。我自己也是一个对友情很憧憬的人，特别向往以前的侠义精神，所以就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创作里。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没有性别区隔的。

南方周末：《消失的她》上映后，与这些热议的社会议题正好应和，掀起了一轮讨论热潮。在你看来，影片与大众关注点相契合，是不是会成为电影宣发的一种新思路？

陈思诚：其实我觉得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为了宣发而宣发，我这么多年所谓的宣发经验，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必须得有内容，还是得从内容端出发，还是得以内容为本体。这次《消失的她》票房状态超出我们的预期，但主要的东西不是靠宣发点燃的，是靠观众自发性地议论，自发性地口口相传带来的。其实大家对所谓传统的宣发已经麻木了，你说得再好没用，因为朋友圈都会问到底好不好看，值不值得看。

比如说我们年底上一个新片，叫《三大队》，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特别好的所谓的宣发动作，但是我认为这个电影最大的一点就是非常真诚，也是能让不同的人在电影院里，尤其是稍偏成年一点的观众能感触特别多的人生况味。把它放到相对好的档期，有口碑发酵的时间，我觉得更重要一些。

南方周末：《消失的她》选择了一个相对冷门的档期，距离暑期档有一小段距离，也不是五一档期。你的考虑是什么？最初是出于对暑期档激烈竞争的担忧吗？

陈思诚：因为我相信这个片子本身的质量和它的话题性，我不希望有其他片子甚至竞品，或一些其他因素影响这个片子的关注度，我更希望给它找一个相对简单的环境，所以我躲避了所谓兵家必争之地的档期。

现在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我更希望它有一段口碑发酵的时间，而不是不到一周又有一些新片上来。2023年是特别特殊的年份，上映之前，整个电影大盘非常冷，有时候一天是两三千万元的大盘；今年又是去库存的年份，这两年电影市场存货特别多，比如暑期档的《封神》《超能一家人》，这些片子都应该是几年前上映的，都放到了今年暑期档，所以今年片子特别多，是一种绞肉机式的形态。

南方周末：跟《消失的她》不同，《唐人街探案》系列你选择的是春节档，《误杀》在12月初上映，也不是一个热门的档期。你在不同影片的档期选择上有什么不一样的考虑？

陈思诚：首先中国电影市场就这么几个大的档期，春节档、国庆档和暑期档，其实真正意义上传统大档就这三个档。最近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羽提了一点特别有意思，他说电影经济的平稳发展，必须要靠周末档期的有效供给。我的理解就是周末都有好片子上，就像2018、2019年，那时候电影年票房会有700亿元-800亿元，大家没事儿就去看电影。所以我未来也会考虑在一些更小的档期里铺陈一些我认为有一定爆款可能的片子。你只有不断地在不同档期试水，才能让中国观众有对电影长久化的喜欢或者依赖性，不能只集中在一个档期里。

南方周末：《外太空的莫扎特》，你放在暑期档，但是这部影片最后票房失利，你有分析原因吗？

陈思诚：当时我说我们只有暑期档，但是没有暑期档电影，因为我认为真正的暑期档是完全给学生看的，尤其是中小学生都能看的电影，但是这个族群一直没有被挖掘出来。美国有像哈利·波特、彼得·潘等这样以孩子为主观影人群的电影。但是我们基本没有，除了每一年的动画片《熊出没》，那是更低幼的。我当时做《外太空的莫扎特》是想把那个观影人群调动起来。

但是可能我对自己的能力过于高估了。另外这部片子其实在宣发上也有问题，应该把它直接定位成儿童片，或者主要以中小学生为主体。但是一开始在宣发策略上确实我们犹豫了，想获得更多的观众，以至于大部分观众不知道我们这个影片是什么东西，进来以后发现是针对儿童生活的电影。所以其实我对自己还是太自信了，我认为能通过一部电影把这部分观众唤醒，结果失败了，而且因为“莫扎特”的失败，这类电影可能还会更晚出现。

南方周末：《外太空的莫扎特》算是个例，你尝试的类型片大多在商业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大家觉得你有独特的商业嗅觉，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陈思诚：我认为大家都太在意我的表象，也就是所谓商业上的成功。一次成功是偶然的，频繁的成功其实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商业嗅觉。我觉得商业只是一个表象，最重要的还是对世界、对人理解的问题，是对这个世界由表及里的穿透，只有把这些认识得比较全面、深刻，才能具备所谓的商业性。

尤其是电影，最重要是To C的，就是让每一个人自愿、自发地走到影院里看，而且这个东西又不是一蹴而就的，电影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地用新作品跟世界对话。因为电影本身就是包罗万象的，本身就在这个三维世界里又重塑了三维世界。我喜欢这种变化，我喜欢尝试更新的路径，用新的作品看这个世界的真正反应。我觉得这事是让我特别来劲的，远比那些所谓的名利让我觉得更有快感。

南方周末：“唐探”系列已经是市场验证过的成功的商业片类型，但是你似乎不愿做重复的事情，为什么？

陈思诚：其实系列片非常难做。“唐探”系列电影已经做到第三部了，我也会用我的方法在市场和观众之间博弈。我们创作者是特别有意思的，又要跟观众打成一片，又得时不时跳脱出来，不能完全照着观众的想法走，如果他们想要什么你给他什么，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满意。

另外，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跟这个世界交流的工具，电影就是我跟这个世界对话最重要的途径。其实每一部片子不只是大家看到的所谓票房成功或者怎么样，它也是我抛给世界的一个问题，我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不愿意特别多地重复自己。我认为创作是拓宽我人生认知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我尚能试错，有机会试错，尝试更多可能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尝试的。

南方周末：你选演员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拍《误杀》的时候，主演肖央和谭卓都不是流量明星，这部电影成了票房黑马；你签约朱一龙演《消失的她》时，他也还没有大火，他主演的《人生大事》《叛逆者》这些影视剧还没有上映，你是怎么发现这些演员不一样的一面的？

陈思诚：首先我觉得我从来不谄媚什么，我不谄媚市场，跟有一些人恶意攻击我的正好相反，我是非常决绝的。我的创作是很纯粹的，我就觉得演员合适是第一位的。搞创作是没有办法投机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我没有所谓的算计，才得到了现在的成绩。

陈思诚认为，朱一龙对表演的真诚和热情非常宝贵。图为朱一龙在《消失的她》中的角色形象。 （片方供图 / 图）

至于演员，我觉得这没有办法细化用文字来聊。我们像猎人，能捕捉到那种气味、气息；可能也像谈恋爱一样，就是你能看到与众不同的美。我跟肖央是因为我们合作过《唐探》，我知道他的不一样。老肖生活里一点都不喜剧，他在生活里是一个思考问题很深刻的人，但是他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不是特别愿意跟人过多交流，所以我觉得他能演好《误杀》里那样一个父亲。

还有我在《消失的她》里用文咏珊，大家聊起来为什么用她。我觉得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通过角色把他们释放出来展现给大家。比如说咏珊不是妈妈，但是我让咏珊在“唐探3”演了小林杏奈的母亲。她说你怎么找我演一个妈妈呢？我说我觉得你有母性的光辉。《误杀2》我让她又演了一次母亲，但是我让她素颜出镜。我说咏珊你太好看了，你的皮肤也太好了，你得往糙了弄，你得晒晒太阳，哪怕有点斑，一个底层的母亲跟你现在的生活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误杀2》的时候，她完全素颜出镜，甚至扮丑。拍完《误杀2》，她就跟我说，导演你把我弄得这么丑，你以后能不能给我一个好看的角色，要不然以后我都演不了漂亮的女孩子了。她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所以在《消失的她》里面我就给了她这样一个角色，因为我觉得她也具备魅惑的东西、具备攻击性，我只是通过这些角色把她放大。

还有朱一龙。我觉得一龙是特别难得的老天青睐的人，因为他非常接近演员最好的状态。说实话我也是演员出身，做演员很多时候是被动的，演不到自己理想的角色，是很消耗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表演这件事生厌，把自己也保护得很好。他这么多年的沉浮，在这个圈子里演那么多戏，但是他没有把表演的热忱消磨掉，也没有把表演程式化，他依旧很真诚，依旧充满着热情。这一点特别难得，是大浪淘沙给他留下的东西，是最宝贵的，所以我认为一龙未来还会更好。

我特别相信德国的一个表演学说叫放大镜学说，就是你只是把体内某一部分的细胞和功能调动出来，而不是在演。所以我觉得把自己保护好，不管什么都留存在身体里，一旦需要的时候把它调动出来，就能成功。

南方周末：2014年，你去好莱坞学习，那时还有“国产电影保护月”，中国电影还完全不能和好莱坞相抗衡。你去好莱坞学到了什么？

陈思诚：学到了很多，比如说发行策略，他们是面对全球市场，对全球市场了如指掌，会按照各地的喜好，针对不同国家推出不同的宣传品，是全球化布局的。好莱坞的好，包括他们的工业化，我觉得很难用三言两语表达出来，他们确实很强，系统也很强。

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焦虑。我们当时临走的时候，和派拉蒙当时的主席有一场对谈，他说好莱坞有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只有高端的系列电影，比如《速度与激情》已经做到第七季。但是除了两头——像系列片这种高投入的，另外一类是一两千万美元的小成本实验性电影，中间规模的商业类型片好莱坞也少了，没人敢做了。因为他们都是上市公司，都是要业绩的，只能做重复性动作，这是好莱坞的困境。

好莱坞的困境现在基本上都能看得到，中国观众是反应最快、最明显的，他们对好莱坞的重复动作这几年已经弃之如敝屣了，所以最近上映的这些好莱坞大片都不成功。如果不做改变，一定会被抛弃。

南方周末：正如你所说，好莱坞今年暑期上映的几部系列电影票房反响都不佳，在没有“保护月”的情况下，《消失的她》在某种意义上是正面对决了好莱坞大片，结果显而易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十年过去，沧海桑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陈思诚：首先我觉得就是腻了，有的时候我觉得以己度人很重要，作为创作者，你有没有把自己放到观众的位置？第二，尤其是三年疫情以后，中国观众更关注我们的困境，我们生活的状态，我们社会上的东西。我们的语境和文艺作品，无外乎是一个时代的注脚。其实电影还是要反映这个时代观众们的所思所想、这个时代的问题。经济下行以后，观众的观影频次是降低的，以前实在没事就去电影院吹个空调，现在大家已经不愿意进行那样的消费行为了，所以进到电影院里的意愿和动机就非常重要，这个电影一定得是大家出来有得聊的。

南方周末：《消失的她》之后，你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陈思诚：新项目8月底就开机了，是一个年代戏，但肯定是跟之前大家对我的认知不太一样的片子。我们其实好几个项目同时在推，这两年受制于疫情，但是我们的题材准备非常充足，一年至少三部电影。

南方周末：你的精力是怎么分配的？

陈思诚：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如果在公司，是一个会接一个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能有七八个会排着，六七拨人要见，大家都等着我处理各种问题，项目也同时在推。我觉得效率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他们能帮我分担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核心编剧，他们帮我推进文本；也有制片部门帮我做很多制片方面的规划；现在我也有后期公司，有签约的年轻导演，他们都能帮我分担或者大家结伴而行。

其实我是一个生活很乏味的人，没有那么多其他爱好，就像我的朋友们有喜欢打游戏的、打牌的、打高尔夫的，我几乎没有什么休闲，我所有的事情都跟创作或者是跟电影相关。创作是我的游戏，是我自己最热爱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