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哈佛抽奖招生，亚裔将是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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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桑德尔建议抽奖的理由是，既然大学也承认限于学校资源，很多合格的学生没能被录取，而大学对众多申请人又不可能一看一个准，更公平的方式是在合格的人选中用抽奖方式决定录取谁。
而桑德尔的这个建议，让我联想到艺术界很早就采用的“盲选”（blind auditions）。
越战纪念碑之“盲选”
“如果不是匿名，我会被选中吗？”
1980年，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会（VVMF）决定通过全国设计竞赛来选择越战退伍军人纪念碑的设计。获奖的设计人将得到2万美金。该竞赛对所有18岁以上的美国人开放，截至1980年底，有2,573名个人和团队报名参加竞赛，至1981年3月30日截止日期，共收到1,421件设计。
一个由8位国际知名艺术家和设计师组成的评审团对每一件作品进行匿名评审。初审后只剩下232个候选作品，再次筛选后有39个作品进入决赛。最后，编号为1026的参赛作品脱颖而出，成为获奖作品。评审委员会称该作品是一个“极具表达的空间，地球、天空和被记住的名字，以简洁的方式相遇，包含了适于所有人的信息。”
林璎越战纪念碑设计竞赛获奖作品，图源：维基百科
当评审团将1026号作品的作者资料从袋子中拿出来后，一个评审员吃惊地说，参赛者的地址好像是耶鲁大学的校舍。
这人没说错，得奖者是当时耶鲁的大四学生，21岁的华裔美国人林璎（Maya Lin）。
林璎，图源：Maya Lin Studio
作品公布后，负面反应远超过正面反应。林璎承受了极大的要求她改变设计的压力。她坚持不让步，最后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会选择了一个妥协方案：在纪念墙附近增加了一面美国国旗和一尊三名军人的雕像。
尽管最初存在争议，该纪念场所现已成为阵亡士兵亲友的重要朝圣地，其中许多人留下了个人物品以纪念他们的亲人。2007年，美国建筑师学会的一项民意调查将越战纪念墙列为“美国人最喜爱的建筑”的第10位。现在它是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中访问量最大的景点之一。
今年1、2月期间，一个关于林璎设计越战纪念墙的话剧Memorial（纪念碑）在纽约市上演，我约了好朋友一起去看。在话剧中林璎的一句话我始终忘不了：“They loved my design until they saw me.”（他们原来是喜欢我的设计的，但看见我这个设计者之后就不喜欢了。）事实上，林璎的身份曝光后，她受到了很多骚扰，包括当时的著名商人、后来曾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侮辱性地称她为“春卷”（egg roll）。
话剧Memorial的布景之一，摄影：溪边愚人
看话剧那天，我与好友一起去了以前上班的公司参加午餐聚会，其间说到这个话剧，我曾经的一个男性白人老板说，林璎，一是女的，二是亚裔，三是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任何建树，如果不是盲选，她的作品绝不会入选。可能性为零！
他说的一点没错。越南裔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曾这样写道：“有些人认为她的（设计）选择是一种侮辱。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女人、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华裔美国人如何能够为男人、士兵和美国人设计一座纪念碑。”
林璎的这个作品作为在耶鲁修课的作业，只获得了B的成绩。林璎后来回忆道：“从一开始我就常常想，如果不是匿名1026，而是林璎的作品，我会被选中吗？”
我的前老板那天接着越战纪念墙设计这个话题，又说到自从交响乐团等艺术团体开始以盲选方式招人后，女性在乐团中的占比大大增加了。他问我知不知道这事。我说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增加较多的还有亚裔成员。
交响乐团之“盲选”
女性和亚裔音乐家占比大增
说起来，亚裔与女性受益于此的乐团“盲选”也缘于黑人。1969年，两名黑人音乐家指责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存在种族歧视。虽然该诉讼失败了，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努力为目前管弦乐队的盲选制度铺平了道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交响乐团普遍实行不同程度的“盲选”，即音乐家候选人被用屏幕与甄选委员会成员隔开，同时对委员会成员匿名。有的交响乐团是全程盲选，有的只限于初选。那时，女性候选人被告知不要穿高跟鞋，以免在台上走路时的声音暴露了性别。自那以后，交响乐团等艺术团体中女性和亚裔成员占比大大地增加。
1970年时，美国排名前五的交响乐团中女性比例还不到5%。就是1980年，这些顶级乐团中女性音乐家的比例也只有10%。但到1997年，这一比例已达到25%。如今，有的乐团已进入30%的范围。
下图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比较盲选前后7个交响乐团成员中亚裔占比的变化。图中横轴为年度，零点表示开始盲选的那一年。纵轴是亚裔人员的占比。7个不同颜色分别代表7个交响乐团。图中的每一个点就是某个乐团在某年的亚裔人员占比。可以看出，盲选后，亚裔占比明显增加。
大型乐团的规模和组成是相当稳定的，每年腾不出几个位置。所以，上述变化是非常大的。
但是，有相关性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要确立因果关系必须证明。2000年，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普林斯顿的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和公共事务教授塞西莉亚·劳斯（Cecilia Rouse）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盲选”使得女性候选人被雇用的几率增加了50%。
该研究的结果不仅广受赞誉，还被广泛引用，包括现已过世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贝德·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判案时的一份异议意见。经常批评社会科学研究质量低劣，并正在写一本关于流行的误导性统计数据的书的《纽约》（New York）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杰西·辛格尔（Jesse Singal），将这个研究列为隐性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条目之一【注】。
【作者注】该研究的方法设计和数据分析后来受到了挑战。批评者认为“毕竟，那是2000年，我们对统计错误的理解还处于石器时代。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问题。”尽管如此，盲选之后女性和亚裔音乐家入选交响乐队的比例大大增加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也是现在社会的共识。
让名校真正成为社会流动的工具
桑德尔的一流大学在合格的候选人中以抽奖方式录取学生的建议，是基于公平和公正的考量。
他的观点是，现在哈佛每年只录取大约2000人，这是受学校资源的限制，而不是只有这2000人合格。而现在产生这2000人名单的方法，是将招生条件强行理想化地去甄别每一个人，其实没有人能够预测一个18岁青年的未来。就这一点来说，被选上，带着极大的运气成分。
哈佛校园，图源：NBC
但如果以底线去衡量，去除明显不合格的，那么，合格的学生就多得多。而在这样大量的合格候选人中，用抽奖的方式决定录取谁，才是最公平，最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大学理应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而现在的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失去了这样的功能，反而成了社会固化的工具。所以，必须以某种改革打破这样的固化。我个人认为，桑德尔这个脑洞大开的主意实在是妙不可言。
都说，大学录取是一个零和游戏。但是，桑德尔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打破了零和游戏：当哈佛等学校用抽奖方式决定录取谁时，等于是说，凡是参与抽奖的都是哈佛的合格学生，这不仅将实际的合格人数范围大大地扩大了，更是改变了“合格”哈佛生的概念：没被哈佛录取的人中，合格进入哈佛的也大有人在。这等于是缩小了哈佛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的距离。这样的改革很可能会打破目前哈佛与华尔街或麦肯锡等顾问公司之间形成的输送雇员的一条龙服务。也只有在打破这个输送链之后，哈佛才能真正成为社会流动的工具。
另外，桑德尔说，这个模型还是可以被用来照顾一些个人或群体，比如给某些个人或群体加倍的抽奖机会等。但这些操作都必须公开透明，这样谁获得了额外的机会都一目了然。
这是一个对社会和学生都非常有益的改革。这个设计也应了一个真理：最好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
亚裔将是“抽奖招生”的最大赢家
如果以“盲选”为参考，哈佛抽奖招生的话，相信亚裔将成为最大赢家。
我知道，大学录取的抽奖与盲选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是随机，后者还是逐个评估了，只是匿名而已。但之所以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两者都最大程度地去除了偏见的影响，让录取回到它的本质，更加纯粹地基于公平与公正来考量。
假设哈佛要从100个合格的候选人中录取20人。按照现有的选拔方式，招生人员就要根据每个申请人的条件一个个人去考虑。如果确实如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简称SFFA）所说的，在这个考虑的过程中，哈佛压低了亚裔学生的某些分数，致使整体分数偏低。那么，换成抽奖不就是避免了这种人为的负面影响吗？亚裔孩子的机会自然较以往大大增加。
奇怪的是，似乎很多华人不这样认为，所以非常反感抽奖。
虽然这次SFFA赢了官司，但我发现，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SFFA告哈佛的，大多都同意，这个官司并不会帮助提升哈佛对亚裔学生的录取率。这真的蛮讽刺的。在判决出来之前似乎支持SFFA的人还相信这个官司会让我们的孩子比较容易进哈佛。也许是见证了各方面的反应才明白，哈佛手中的牌还是不少的。而且，招生的尺子都是各个学校自己制定的，其中有太多软指标。哈佛如果心中有一个目标的话，总能做出一把适合于这个目标的尺子，而且很可能是类似整体评分这样的软尺子。
只要有软尺子继续存在，华人家长所担心的自己的孩子因为族裔因素被打压的情况就不大可能根除。要想真真正正地实现公平与公正，也许最关键的是，是要在进入到合格人选的池子之后，把这些藤校的招生官的眼睛蒙起来，而让所有的操作都透明起来。盲选和抽奖等，都应该是去除偏见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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