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小众先锋
采访/撰文_君伟
他是西湖纪录片大会执行长，在中国美术学院教书。对很多人而言，他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时代的风云人物，他的《铁路沿线》《伞...》《少年小赵》等纪录片深受影迷喜爱。通过他的作品，看到急速变异时代下普通个体的命运变迁。此次，他是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艺术委员会成员，参与论坛交流及WIP提案环节。节展期间，小众先锋（ID：minor-movie）专访了杜海滨老师。整个采访，杜海滨老师娓娓道来，清俊的脸庞透着睿智，偶尔一笑释放着亲切。
他谈了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感受，深入地阐述他对“如何打开亚洲纪录片新格局”的看法，并对当下不确定的时代与年轻纪录片作者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论述，很有启发。在阅历增长与时代激变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流变很清晰，从向外，转向向内。采访最后阶段，他说：未来如果说我还要再有一部纪录片作品，可能就是关于我自己。杜海滨：它是蛮新的第一届，能把这么多人叫来，能接待好大家，而且有一些实质性的对谈，以及一些放映，算是不容易，对中国纪录片做了一些良性的推动。当然因为现在大环境的原因，大家都对纪录片抱一种期待，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海丝也是在纪录片范畴里面做努力，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还是要支持的。我也看到今年上半年有新的纪录片提案大会以及其他一些关于纪录片方面的活动，都成功地举办了。因为疫情电影受到了冲击，而纪录片又在整个行业里面处于一种更为弱势的地位，但是疫情后马上有很多关于纪录片的活动出来，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件好事。
小众先锋：它选的城市在泉州，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历史上文化非常包容开放，与世界不同文明有很多交流，这次听开幕或者论坛，很突出的一个点是关于国际合作，你怎么看纪录片的国际合作？杜海滨：很重要。这次他们请了很多嘉宾都是专门做国际融资的，比如做东京纪录片提案大会的天城靱彦，做法国阳光纪录片提案大会的马修尔·贝约特，还有加拿大的帕特，纪录片的提案的形式就是他创办的，这些人过去都成功地做过很多纪录片国际合作的项目。比方说这个机构，或者出资人，许多项目方可以直接去谈，那么制片跟导演在这样的场合可以充分把创作的想法、需求和困境说出来，去触动大家，获得一些帮助，最差也是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个宣传，所以是有非常积极的一面。那么这次海丝把各地提案大会的负责人请来，请他们来介绍自己的机构以及活动的细节，对于中国的年轻导演来说很重要，这也是大会的意图吧。另外，现在没有一家愿意把这个片子的经费全部cover了，因为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大家各出一部分，这部纪录片的费用就出来了，一般来讲一部片子出来都是要追几个提案会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当然跟泉州这样一个地理属性对位起来了，也是个好事。明天这里就有一个提案大会，这次也来了一些项目，这些各个节展的负责人，还有一些机构平台，比如哔哩哔哩、腾讯，总之业内会来一些人，可能还有一些民间的制片机构，他们也会去看去选择。所以看明天的效果，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合作促成。
小众先锋：西湖纪录片大会也做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两者有什么异同？杜海滨：提案大会是海丝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叫纪录片大会，我们也叫纪录片大会。但是因为他们背靠的是电视台，我们背靠的是一个学术机构，中国美术美院，美院既有行业的体现，同时还有学术的，所以我们会做的偏学术一点。另外，我们的内容现在很清晰，大概有6个板块，到今天已经确定下来了。虽然目前只举办了5届，但我们还是逐步清晰确立了自己的定位与发展方向，目前的板块有评优板块、展播板块、论坛板块、提案板块、剪辑工作坊以及浙江板块。所以我感觉今年海丝纪录片大会还属于探路阶段，这次来我看了一下，他们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明天的提案，另外是今天的论坛与交流，当然也有一些展映，以及一些合作签约，比如五个国际合拍项目的签约。小众先锋：你参与的论坛是“如何打开亚洲纪录片新格局”，几个纪录片提案负责人都在论坛上聊了聊各自节展的情况，因为你做西湖纪录片大会，包括导演经历、教师经历，对纪录片的脉络是很清晰的，所以想再听你深入聊一聊这个话题？杜海滨：每个节展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节展有的15年、20年、30年，我们5年，每个节展都有不同的方向或者自己的优势特点。而且它辐射的地区也不一样，有时也不只是针对自己所在的地区。但是，这样一种对纪录片的推动和努力，在30年前已经有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所谓亚洲纪录片的新格局，如何打开，我理解可能在传统方式上应该有一些新的策略，特别是基于现在自媒体盛行、多媒体融合的这么一种局面我们应该拿出一些新的想法与构想，或者说大家集思广益，对面临的这些实际问题做一个统筹，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做一些适时、适情的改进。
首先，我们要区分我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劣势是什么，或者现在到底我们的纪录片发展到一个什么位置上，这是我们首先要去评估的。其次，在这样的一个自我认知上，去做一些改善跟提升。一方面，我们本身跟西方国家，或者亚洲以外有区别；另外，现在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在中国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疫情之前，中国电影受到了金融的冲击，金融行业的人开始觉得电影是一个可以很快去产生暴利的一个行业，纷纷的下场，造成整个电影行业创作的浮躁。但是疫情，当然这不是什么好的事情，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让这部分属于电影之外的东西，电影之外的不健康的东西，让它冷却，让它退却，所以现在电影看起来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准，但是如果回到原来水准上，很多人会感觉这是一种下滑，因为没有发展，它就是在下滑。纪录片本身没有受到金融影响，但是它受到了金融周边的影响，它也让一些纪录片导演，特别是让一些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浮躁，对整个行业产生一种幻觉，马上就可以申请龙标进院线，就有票房收入，就可以怎么样，这是一种幻觉，现在这种幻觉慢慢在退缩，这是一个背景。再次，前些年小型设备可能还没有那么多，质量还不像今天这么好，但这几年因为科技的突飞猛进，特别是手机等贴身设备的完善，它改变了一些拍摄的原始状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些背景，今天遇到的一些新的情况。
亚洲纪录片圆桌论坛：如何打开亚洲纪录片新格局 现场我们要了解，年轻人今天的创作，真正的困境是什么？他究竟需要什么帮助？我们不能一味去想他们一定是只缺钱，缺钱是一定的，但是除了钱之外还能帮他什么。换个角度来说，不要把问题都聚焦在钱上，还要更多聚焦于认知与策略上，包括对新技术的理解和掌握，不要一味觉得我必须要用这样的设备，作为年轻人就应该去掌握最新的科技动向，跟我们相关的科技，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一些调研。今天这种发源大概80年代和90年代的提案大会，它还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包括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更加准确和直接地去抓住年轻纪录片作者需要哪方面的帮助，能够有的放矢。当然，传统的提案大会有一些有经验的作者，或者有一些有经验的行业里面的人，会给一些年轻人给提供一些行业里面的经验，这些也都是有价值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是创作理念上，国际范围内最新的纪录片创作理念是什么样的，我们作为主办方有责任去捕捉和了解，包括介绍给国内的年轻人，让他们及时了解国际上的同龄人，他们在思考什么，他们在拍什么，他们怎么拍等等。应该说这几年，疫情的因素，战争的因素，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充满了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我们的年轻作者该怎么去思考，如何去判断自己所处的这块土地和这个时代。还有，我们能不能把一些在这些共同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的作者找到并介绍给大家，请他们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让年轻人获得这种信心、勇气，这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而不单单只是把有钱的人介绍给导演，这样太简单了。小众先锋：现在设备很轻便，对年轻人来讲更容易拍了，但是你会觉得现在年轻创作者的思维观念上会保守一些么，因为毕业后的生存环境、就业形势等等？我是2000年毕业，23年前毕业，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普遍都穷，没有那么焦虑，两个人之间差异不大。现在20多年过去了，有一些人已经暴富，有些年轻人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就与其他同龄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当然还有大多数人年轻人表现出来的焦虑我是能够理解的，而且现在为年轻人设置的通道也很有限。但20年前的互联网水平与今天是无法比拟的，应该说面临的情况也是大不相同的，网络上也的确创造了很多机会，包括学习的机会，应该说有利有弊。从创作角度，这个大环境它也是一个生态，虽然与我们那时候的生态完全不一样，但如果只是为了创作，我觉得今天的生态不是完全不利于创作，对于想创作的人，他依然还是能够找到他的支点，找到他想表达的东西，他想去的彼岸，关键他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有一点点变化，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毕业，多少还是有一些社会理想，人到社会上还是要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我真不知道年轻人还有没有，我不好说。杜海滨：我们那个时代是没有的，这些词对应这个时代的某些现象我觉得很贴切，如果没有这些词，我真的觉得很难形容今天的。
小众先锋：你早年拍《铁路沿线》，会对中国的底层或者经济上有些观察，后来我看过《少年小赵》，通过一个年轻人，反映了这个人在时代进程中思想的变化。现在的年轻导演拍纪录片，可能有些会聚焦话题热度或者议题，比方说性别议题，或者我知道有导演在拍年轻人去寺庙做义工的纪录片，拍年轻人去雍和宫排长队买手串。在题材变化上，你有什么观察吗？杜海滨：对，首先年轻人要关注他周边的生活，因为我们所有的观察都是我们的肉眼所见的。如果仅是看报纸或者到网络上找，我们那时候还有报纸，现在年轻人不会看报纸，在网络上、手机上获得的信息并不是肉眼可见的，所以从拍纪录片的角度，你有了一些具体所见之后，觉得它可以用工具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前提。比如LGBT的题材，是不是这是一个开始从年轻人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人类的划分，性别的划分，这也是一个好事，它形成一个潮流，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LGBT打破我们过去传统的男女观念，它是一个底层观念，这个东西直接影响我们的某种合法身份。当然，每个人能够挖的深度是有限的，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跟风，而有的人可能会挖得很深，他会从这里面看到一些别的问题，那么只要有那么几个人能够在这个里面去做到不错，实际上它是为整个这个群体做贡献。大家也不会一直都在这个议题上去深耕，慢慢过一段时间可能也会有新的议题被大家关注到，我觉得都是正常和自然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关注自己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很多经典都已经被打烂了，我们过去崇拜和敬仰的一些权威也都走下了神坛，所以这是创作的另外一个方向的背景。我们都要坦然面对，因为过去比方说我喜欢萨特，我依照他的思想学说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来指导自己的逻辑思维、行为方式，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没有人再去这样了，大家都非常的自我。我觉得在中国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或者说阶段化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因为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城市跟农村肯定有区别，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细看才能看到的。因为原生家庭没有提供给他一种与人分享、交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多数时候，去完学校就回到家里，所以在他们成年的阶段，形成了很多很古怪的性格，起码在我看来，我觉得有一些古怪，不是像我们那时候相对的简单一点、相对开放一点，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封闭，很容易变一种心理畸或者形成心理疾病，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蛮普遍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要先向内认真地观望，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个体，这个个体它形成的本质问题，他的过往。如果说我们有机会用电影方式关照自己的话，有没有勇气先把自己放到显微镜下，剖仔细研究一番。因为这个你不用跑出去，不用挖空心思苦思冥想去编一个故事，你只需要在家里认真地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就可以。而且我觉得也是最接近电影核心的，电影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怎么样。好多年轻人学了多少年，可能都没有弄明白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与电影的媒介结合起来，可能会快速地就领悟到电影的目的、电影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也会很快地掌握一些电影的基本方法。因为你知道很多学校、很多前辈给年轻人灌输的，都是一些过时和无用的信息、知识，特别是在电影行业里面，因为他讲出来的时候，已经都过了10年、20年了，还要用那个时候20年前的想法去规训现在的小朋友。当然我们必须提供一些经典的范本给他们看，但是他喜欢不喜欢不能去强迫，还有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感受，从他喜欢的作品当中去和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对接。
小众先锋：从早年拍《铁路沿线》到现在做西湖纪录片大会跟教书，以前应该会更关注外在，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大家都身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需要注重内在的一个状态。你这些年的创作上有怎样的一个心路？杜海滨：是一样的，我也在慢慢的反思这一点，我们过去一直把镜头对外，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真的是需要一大批纪录片的工作者在方方面面去发力，去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比如200年以后，给后面的人看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今天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不是理解这些人当时的思想，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这是我前一个阶段工作的主要方向和思路。后面随着我的年龄、境遇的变化，还有创作的积累，特别是在纪录片领域，我不断有更个人的一些认知。因为我年纪大了，我知道原来人生是这么回事，原来人与人之间是这样一个关系，原来亲情是这样的、友情是这样的、爱情是这样的。学理论从书本上读是一方面，但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带有自己的印记，所以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当然我现在还在拍，但是未来如果说我还要再做一部纪录片作品，可能就是关于我自己的。我需要有一个自我解剖，不是简单地把摄影机对准自己，而是找到各种各样的合适的方式，将自己内心的成长、变化、思考，用恰当的电影方式呈现出来。小众先锋：未来有一部的话，将是您个人精神上或者思想上的一个作品。我希望找到恰当的方法，将自己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些积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理解等等，放在影片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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