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讨年轻人喜欢的那些年，许知远放下了

记得把我设为星标哦，不然就看不到我了

如今年轻人看待知识分子

和七八年前完全不同

时代情绪也发生了变化

接到许知远电话的时候，他刚从新加坡回国，在北京大街上散步，电话那头不时传来汽车喇叭和行人喧嚣。

散步，尤其是长时间散步，是许知远为数不多的锻炼方式之一，经常一走就是两小时，这也是他进入每个陌生城市的方式。

在和综合格斗选手李景亮做了一期《十三邀》之后，47岁的他又忽然迷上了打拳，只要人在北京就会定期训练。

如今大家了解的许知远，是纪录片《十三邀》中的采访者，更接近文艺圈层的读者知道他是作家，还开了一家名叫单向街的书店。

许知远不关注每期节目的评论，甚至成片也不怎么看。但他知道《十三邀》曾经引起过多大的争议，互联网也还保留着这些记忆：

和俞飞鸿对话的那一集，许知远被贴上了“油腻中年”的标签；和木村拓哉的聊天，有人评论说尬到脚趾抠出三室一厅……

但到了2023年，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许知远。

当得知李景亮这期节目出圈之后，他感到非常意外，反问了一连串为什么，一边又陷入我们熟知的自我剖析。

“当时在上海看他们打比赛，有人在直播镜头里看到我了，还在弹幕里问：那是许知远吗？下面有人回他：别傻了，许知远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现在聊起这段，他还是会哈哈大笑。

“许知远怎么会来这种地方？”相比刚开始面对镜头的那几年，如今许知远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这种地方”。

曾经他面对那些不同领域的名人，访谈就只是访谈，谈完了事。

现在他更乐于走进对方真实的世界，登上独臂船长徐京坤的帆船一起出海远洋，在拳台上被李景亮裸绞到几乎晕厥……镜头给了他进入他人生活的“特权”。

许知远自己的世界，则被完整切成了三大块：一是《十三邀》，二是不断需要向现实妥协的单向街书店，三是被他视为“避风港”的写作。

以下内容来自许知远的自述：

01

航海，打拳，跟他人远行

许多人会把《十三邀》和我个人等同起来，其实拍节目更多是集体行为，它不一定是我自己可以完全把控的。

它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领地，其中有很多失控的时刻，但失控有时候也是挺美好的。

到今年为止，《十三邀》已经拍了第七季了，有时候我觉得烦躁，但我知道它会强迫我对世界保持某种开放性，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从更个人的角度来讲，《十三邀》是我好奇心的延伸，因为它能让我进入非常多不同的领域。

比如我们马上要拍一期关于电竞的主题，如果不是因为要采访，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和电竞运动员打交道，或者如何理解他们的生活。

李景亮这期也是这样。他带的两个年轻拳手，一个在迈阿密，一个在上海，我都是刚认识他们，一起喝了杯东西，开始像朋友一样相处。

突然这个小伙子就绑着拳套上场了，我坐在台下看着他被打倒在地，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强的情感冲击。

我非常不适应直接的身体对抗，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面对这样的冲突，我只能慢慢适应这种冲击。

等到了片尾那一幕，我和景亮、教练多斯包括这些小拳手都相处很久了，从迈阿密到上海再到新疆塔城，真正培养出了朋友的感情。

所以最后走到麦田中央，玩性大发的景亮脱掉了上衣，我也干脆脱了衣服，那一刻我们就是两个小朋友，你脱我也脱，很自然就发生了。

节目是有欺骗性的，导演需要作出一些比较抓马的效果，但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些不同的真实的东西，会被慢慢激发出来，所以大家会觉得节目开始前和结束以后我成了不同的人。

这些拳手面临着严酷的生存环境，不断把自己推到UFC这样需要付出所有生存努力的舞台，比我们平时生活的强度和复杂程度都要大得多。

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来，李景亮就必须要有生存智慧。所以我很鼓励观众们，有勇气把自己投入更困难的境地之中，能够激发出不自知的能量。

我很珍惜这样的平台，能够让我更有机会卷入别人的生活，相比前几季这是我最大的变化。

当时无法想象我会被卷入航海或是打拳之中，即便跟着蔡澜老师去他家乡，我也没想被卷入到这么强的程度，只是希望把谈话进行完。

但现在，这才是我更容易理解他们的方法。

当我带着镜头进入别人生活的时候，对方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向我敞开，相处四五天，呈现生活的很多面，可能朋友跟他相处了20年都没看到这么多面。

02

知识分子更重要了‍‍‍

我当然知道那几年节目刚出来时的争议，也理解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人不喜欢我。

我们这代写作的人，突然很多机器对着自己的时候会非常不自在，我度过了这段不自在的过程。

那时的很多评论，坦白说也没什么道理，只不过大家会更愿意强调它的负面性，其实当时支持的声音也很多。

我觉得后来反倒是观众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们会意识到这个节目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力量，尤其是经过疫情这几年，大家看到了许倬云、项飙这些知识分子对时代的重要性。

第一季的时候，中国社会是非常泛娱乐化的，我们对那时的泛娱乐化也有很多批评。

到现在整个时代情绪发生变化了，大家更会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体验什么，这些核心价值到现在没有变化。

如今年轻人看待知识分子，和七八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更会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社会、时代的关系是什么。

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更具体”了。

我30几岁的时候，更迷恋一些大的概念和叙事，现在则觉得所有思想观念都需要用非常具体的方式来呈现。

这种具体可能是一本书、一次谈话、一期节目、一个播客，也可能是一家书店、一个品牌、一次旅行甚至是一盘菜、一首歌，它们都承载着某种观念，所以我想把每件微小的事情做好。

另一方面，经历了疫情这段时间，我看到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有了不确定性，随时都可能会消失。

03

工作量是年轻时10倍

作为70后一代人，我跟着社会的上升期、开放期成长起来，会觉得一切都想当然会越来越好。

但是眼前的挑战让我意识到，这些想法都过于乐观，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比如我们书店。

单向街书店到今年做了18年时间。最近几年里，我坚持的文化理想好像随时可能会消失，我们充分看到了自己的脆弱，也正是这份脆弱让我更希望把书店坚持下去。

前不久东京的单向街书店开业了，它就是在疫情期间我被困在东京所萌生的念头。

那段时间我看到，因为疫情，不同文化间的沟通竟变得如此之难。我们这代人又是受全球化影响比较大的，认为多元价值就该彼此沟通共享，所以在东京开了这家书店。

它不仅是个“中文书店”的概念，我觉得更是一个“亚洲书店”。

特别希望能在书店里出现中国的作家、年轻艺术家、导演、摄影师，也有来自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大家在一起彼此沟通交流。

今年我去过的地方不算多，去了趟纽约，在迈阿密看UFC，头一次看见那么多美国人对着八角笼用另一种语言呐喊，这是非常陌生的存在。

我最近刚从新加坡回来，在那里拍一期节目，对东南亚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甚至想写一本关于东南亚的书，以新加坡为视角看华人在东南亚过去200年的变化，这些都是全新的感受。

我现在的工作量，可能是10年前的5倍甚至10倍。我年轻时是非常懒散的人，现在突然变成很忙碌的人，中间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但我也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能量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比如被好奇心所驱使，或是被同事“逼迫”，总之需要压抑自我然后做更多新的事情。

之前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和82岁的安藤忠雄做完一个多小时采访，结束后他没有休息，立马回去工作了。

或许过了三年之后，我自己的工作强度可能比现在更大，也能撑得下来。

04

我的“朋友”梁启超

我每天要睡8小时，如果睡眠少于7小时，就会对世界充满厌倦。很难算清每天工作几小时，因为好像总是在工作。

年轻时候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对一个作家来讲，每时每刻都是在工作，连去酒吧喝啤酒也是在工作，因为在观察别人。

我有时也观察身边团队里的这些年轻人，观察他们身上普遍的困境。

他们在一个过度保护的环境中长大，但突然被推到了一个过少保护的现实社会中。

这些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父母和环境主动推给他们的，等到自己需要付出很多来换取一些东西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对个人意志很强的考验，有些人会退到舒适区。

所以在他们身上会体现出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同时又很脆弱。比如突然面对失业的压力，他们只有父母可以依赖。

从2013年构思到2019年出第一本《青年变革者》，再到今年出了《亡命》，我这十年都在写青年梁启超。

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和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有着类似的困境，他们都要面临如何重新创造自我的过程，在困境中创造人生新的可能性。

无论是面对百日维新的失败和巨大的历史变革，还是面对现在的日常工作或者家庭、生活的困境，你怎么重新创造自己、发明自己，这样的价值是通用的。

梁启超本来在中国待着，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从横滨、东京又去了东南亚，然后到了澳大利亚、美国，他成了一个全球旅行者，见到了当时不同社会的人和事。

很多人被突然抛入一个如此陌生的环境中，会被轻易摧毁。

但梁启超却在流亡的一路上创造了新的自我价值，成了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这种自我创造的精神，有着很强的超越时代的感染力。

另一方面，梁启超所处的近代社会，变化在急剧加速。

它从一个传统的帝国转型成现代民主国家，从四书五经、科举考试突然切换成现代的小说、宪政、科学，李鸿章说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冲击力可想而知。

我在《亡命》的序言里类比，这就像我们7080年代受教育的人，突然被推进一个人工智能的世界，告诉你大数据对思想的影响，解释火箭怎么飞上火星。

曾经我提到过自己对于梁启超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做了新闻记者，梁启超也是中国现代报业的创始人之一，是个伟大的新闻记者，所以我们有职业上的亲近。

现在写了他十年，随着我越来越多进入他的世界，我们培养了更深的感情，觉得他就像我一个跨越时空的朋友一样，一个虚拟世界的朋友。

它存在于我的世界，我理解他的挫败、挣扎、喜悦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感到相似的挫败、挣扎和喜悦，这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

未来七八年，我会写完剩下的三卷，这仍会是一段漫长的关系。或许当我写完梁启超的时候，这段友谊就会告一段落。

我可以接着去写李鸿章或是别的谁，去培养一段新的感情。

文、编辑／Cardi C

图片来自受访者提供

部分图片来自腾讯视频《十三邀》、单向街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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