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布朗（Bukit Brown），新加坡首个华人市政公墓，容纳了从清代到新加坡建国初期移民至这个国度的先贤。埋葬于此的银行家陈延谦（1881—1943）曾题字道，“埋骨何须故里，盖棺便是吾庐”，这或许代表了漂泊中异乡人的一种普遍心境。
类似的孤独与边缘之感，在每个时代都以不同的方式重现着。成长在怡保、坚持用中文写作的马华作家黎紫书，生于东北、10 岁随母来到新加坡的建筑师姜文欢，以及祖籍潮州、经营三代华人老店的乐器行老板翁泽峰都在变动中反复面对同样的问题：十三邀本季最后一期，许知远拜访了海外学者、东南亚与华人历史研究先驱王赓武。以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为起点，他自幼四海为家，大半生周游于三大洲之间，在怡保、吉隆坡、堪培拉、南京、香港、伦敦、新加坡等多个城市生活过。历经各地的战乱与革命，让王赓武对「民族国家」「海外华人」「文明与文化」等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于 1947 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翌年因时局剧变入读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直至研究院，后又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哲学博士。1957 年，王赓武回到马来亚大学任教，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开始着手于海外华人研究。1968 年，他应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之邀撰写了一篇关于早期明朝与东南亚关系的论文，费评价为“大师级的作品”。1986 至 1995 年，王赓武担任香港大学校长。他在采访中表示“我很喜欢香港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靠近中国大陆，可以看到各种变迁，对中国进行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研究范围也随之从五代史、南海贸易延展至中国复兴、欧亚大陆战略思考等领域。几天前王赓武刚刚过完生日，他以 93 岁的高龄保持着阅读与交流的习惯，穿梭于学术研究与日常平凡的琐事间，敏锐健谈，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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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成一棵只属于你自己的树……不论移植到什么地方，这棵树都会茁壮成长。”“南洋”最早起源于中国和日本，作为地理概念，两方的界定一开始还没有统一。清朝末年，中国基于海防设置，把国土以南的海洋部分称“南洋”，与“北洋”相对；而日本则将太平洋群岛都包含在内。在中国，“南洋”这一地理概念初见于晚清时期，是以亚洲大陆为核心视角进行的方位划分。清朝政府将国土沿海地区以长江口为界，分南洋、北洋两个防区。《南京条约》签订后规定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后设南洋大臣管理各口岸外交、海防、关税等各项事务，主要面向北至江苏沿海，东到菲律宾，西达越南，南部马来群岛、新加坡、印尼群岛乃至太平洋中南的萨摩亚等地。因时局动荡，以汉族为主的大量国人涌入该区域内的其他国家谋生、定居，这一移民过程被称为“下南洋”。1958 年，王赓武在 Sarawak 广播电台推出长篇历史讲话，定义“南洋”为“今日之东南亚，特别关涉东南亚沿海狭长之大陆地带及菲律宾、印尼两大岛国”；1961 年，许云樵著《南洋史》定义称：“南洋者，中国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学上，本为暧昧名词，范围无严格之限定。现以华侨中之东南亚各地为南洋。“东南亚”则是立足西方提出的概念，1955 年 D.G.E.Hall 著《东南亚史》（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将其界定为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群岛所在地区。以上说法为今日学界普遍接受。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侨”指正式的、获准的和受保护的海外居住。直到十九世纪末，“侨”也被套在了海外华人身上，用指官方认可的居住在国外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但在国籍概念尚未传入以前，基于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华侨”的含义仍有含混不清的地方。民国时期，或因孙中山“华侨乃革命之母”的影响，华侨受到政府社会广泛关注，相关报道和研究大量见于《东方杂志》等报章杂志之上。王赓武在梳理“华侨”一词的起源时提出，历史上“华侨”一词曾被广泛地使用，源于《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五十年，中国对待海外华人态度革命性的转变：“侨”字的使用带来某种官方的、获准并得到保护的意思。但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华侨”一词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往往与之俱来的“大汉族主义”也让人避之不及。今天，“华人华侨”常被连用，但“华侨”（定居海外的中国公民）与“华人”（祖籍中国的外国公民，中国尚不承认双重国籍）在法律上仍保有严格区分。
统一后之华侨庆祝国庆盛况（南洋荷属山口羊支部寄赠本报），《民国日报》（008 版），1928
民族国家在亚洲是个新概念。启蒙思想推动世界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是其中重要的政治概念。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各国间外交关系几乎均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这对于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国来说，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正如杜赞奇所言，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为民族国家所支配。由于建立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表现为全面忠诚与奉献）的最终诉求，民族与国家联结成政治实体以后，个体与政府间必然存在某种张力。王赓武也观察到这种矛盾的情绪，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些本地华人心系中国，希望有一天落叶归根，不过大多数华人认为马来亚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希望获得平等待遇，拒绝成为二等公民。如何统一，如何再统一？这个角度看，五代和军阀时代的历史进程非常类似。“分久必合”的概念很有趣，可以追溯到周朝，这么看我们历史的模式似乎很早就确定下来了。“五代”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时期，自唐朝灭亡到宋朝完成大部分统一为止，常被传统史家视为杂乱无章、内外交侵的乱局典型，以统一王朝之演进看待该分裂时期的前承后续。王赓武 1957 年撰写的博士论文“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从军事斗争和制度建构等层面论述了五代时期迈向统一的进程。他提到中央权力因秦朝与汉朝的统一而成为了一种成功典范，以三皇五帝、夏商周为核心叙述对象，古代中国的兴起构成了持续强大和完整的文明，而理想的核心即神圣的一统架构，能吸收先后统治中原的一切小规模文化与族群。后来者几乎都有期望能够征服一个统一的“中国”的野心，王赓武认为，这也让中国人无法想象一个分裂的中国会是“正常”（normal）的。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文明”是没有边界的。所以文明是什么？一种理想，一种对人类的看法。我们创造什么新的发明、新的概念，使得人类更好且没有边界的，就是文明。任何人要学，就可以学。“文化”是有边界的。所以文化为什么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比文明更厉害的概念，就是因为有这个新的帝国跟国家的概念，有政治体制存在就有了边界。所以一直到启蒙时代，才开始出现文化的问题。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于 20 世纪初出版《西方的没落》，对文化与文明作出独特区分。他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文明，每一种文化都按照生老病死有机地发展，这个逻辑的终局就是文明。文明可以视为文化的必然命运……文明是文化衰落的阶段而不是文化成熟的阶段。”汤因比推崇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文明”也成为他的研究单位之一。他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存在多个彼此相异的文明且都有存在对意义。汤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的序言中对二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释：就像民族是多元的一样，文明也是多元的……不同的文明汇聚在一起，并且由于这些文明的碰撞而在这个世界上又诞生了另外一些种族和高度宗教的社会。他认为文明是宇宙中一切现象的载体，之于人类而言即社会的某个阶段。而“文化”是一个社会成员内在和外在行为的规则，文化是含有价值的。每个社会网络都是文化的载体，各个文明是“属”文化的一个“种”文化，因此每个文明也都依附于具体的社会网络。以此论述为基础，「文化与文明」是王赓武至今深耕的研究选题。
HOME IS NOT HERE ；HOME IS WHERE WE ARE
“等待回到中国以及重返马来亚，这两者形塑了我的人生。
如今老迈的我发觉一生中好多环节都可追溯至这两地。
南京的意象让我想起人生中似乎几度追寻的目标。
而怡保则代表了我生活其中并学会珍爱的多元文化世界。”
—— 王赓武
编辑：左尧依
实习生：王菊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