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 许知远：不要成为“笨蛋”

有五个工人在一辆失控的电车的轨道前行线上，司机可以转动方向盘，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那上面也有一个工人。这时司机该怎么选择？

距离 1967 年菲利帕·福特在《牛津评论》上提出“电车难题”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无论从不同立场出发的各种分析讨论得多么透彻，“电车难题”的选择困境至今让每一个具体的人无法摆脱纠结。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处境的问题。但伦理学就以类似的道德选择和评价为研究对象。苏格拉底说，伦理道德“不是小事，事关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如何认识道德？如何评判正义？如何争取更多的公平正义乃至幸福快乐？本期《十三邀》，许知远与当代伦理学学者何怀宏一起，直面上述理论问题，并试图回归日常，回答今天的我们如何能够做出恰当的选择。

八十年代，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想随着改革开放涌入中国社会，迅速吸引了一大批饱受信仰危机困扰的年轻人。何怀宏说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读完萨特，他在 1981 年的日记中写道：“想到我可以集中力量研究——自由问题，一个多么迷人的问题。充满诱惑，也充满危险，既为自己，也为社会。人的历史就是不断获得自由的历史。”

很快，他意识到这种诉诸直觉、情感的理论探讨虽然具有超越性，但无法提供持久的力量。他开始转向更具公共性的议题，在八十年代主事翻译工作，引介伦理学原理、有关人生与道德的古代经典以及社会正义理论三个方面的海外原典，其中《沉思录》、《正义论》（合译）以及《无政府、国家乌托邦》引起诸多反响。

《沉思录》 

中华书局

2015-8

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政治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著，于 1971 年首次出版，全书以“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为出发点，从理论、制度、目的三个层面讨论作为抽象的社会契约的正义如何达成并使之发挥作用。

“追求规则层面的共识，

倡导多元价值”

现代性是一个充满多重矛盾的动态历程，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组矛盾就存在于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

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原则倡导“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道德与立法的基础”，这种观点面对“电车难题”时，就会选择保全那五个人的性命；而康德则与他相反，始终考虑正当的手段，无论伤害五个人还是一个人都是不可取的，所以最好的选择可能是不作为。

何怀宏于 1992 年起开始写作《良心论》，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语境下，汇通中西，提出“底线伦理”并非最高境界的个人修养、具有终极关切的本体意义，而是强调“作为一个社会的合格成员，一个人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他也在罗尔斯的基础上提出修正，因为天赋、运气等偶然条件产生的不平等是否也必须通过国家调节？他考虑生命应当成为正义的第一原则，法律的正义优先于利益分配的正义。而不管思考的结果如何，无论如何我们不应成为拿破仑所鄙视的“笨蛋”。

《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3

“智慧带来痛苦，

快乐重要吗？”

技术正在狂飙，核武器、互联网、人工智能所具有的超级能力已然逐渐挣脱此前科学家、程序员设定的初级限制。而将理性与价值让给非人类，人类历史上那些璀璨的文明或将毁于一旦。

何怀宏在《人类还有未来吗》一书中从伦理学角度考察了当今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的发展，指出思考绝非易事，人类的灵感、直觉是人类的天赋，也是弱点。“未来可以消灭我们的人，根本不会读《沉思录》”，但他仍然最推崇帕斯卡尔对人之思想性的强调，“唯有思想，会让人感到高出于其他物体”，自我选择、试错的勇气正是人作为主体的尊严与骄傲。

《人类还有未来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8

总之，一个人要怎样才算有良知？一个社会怎样才算正义？我们应当如何自处和共处？我们总是会面临这些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沉重的问题：人类的命运将会怎样？文明的成果会不会毁于一旦？这后面的问题也已经不是遥远的、而是迫近的问题。我们不妨听听何怀宏这位“问题中人”的思考和对话。

许多问题古已有之。像公元 2 世纪后期古代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就思考了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他在位的近二十年，是一个灾难频繁的时期，洪水、地震、瘟疫，加上外部的战争和内部的叛乱，还有基督教的悄然崛起。当时处在地中海的“天下”中心的罗马帝国已经从盛期开始衰落。奥勒留希望通过自省以达到内心的平静，并且付诸正直的行动。

他说：“每时每刻都要坚定地思考，就像一个罗马人，像一个赋有完整而朴实的尊严，怀着友爱、自由和正义之情感去做手头要做的事情的人那样。”他告诫自己：“不要分心，不要虚有学问的外表而丧失自己的思想，也不要成为喋喋不休或忙忙碌碌的人。”

作为《沉思录》的译者，何怀宏认为，我们要尽力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和世界，但如果实在不能达到目的，也可像奥勒留那样，不放弃自己所担负的职责、不放弃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和一个人的本分，安然度过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