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道歉，为何总是让人想笑

被控性骚扰的台湾主持人黄子佼又道歉了。

事发后一个月，黄子佼甩出一篇两万字长文，字字如泣如诉，透露自己这一个月来承受的“忏悔、反省、后悔、反思”，并表示自己“无法接触外界事物和话题”。

他的字里行间，千方百计地试图说明自己所受到的（精神）“惩罚”已经足够严重——

“可想见，我想道的歉，有多么用力。自责与无助，无法重组人生，只能推翻自我的生命旅程。

某网友的私信截图说：未来是全民监督黄子佼，你一定要做得更好。过去几年，我所做的事，随着关注度变高，其实也都是在全民监督下进行的，包括艺人或老公、爸爸等新角色。

做得还可以吗？请继续监督我。”

把这些啰里吧嗦的文本拆分开来，其实不过是一篇我们早已见过无数次的道歉范文，不过重新排列组合而已，看似道歉，实则狡辩。中心思想无外乎两点：第一，卖惨；第二，想被原谅，继续从业。

二十一世纪第二十个年头，最荒诞且统一的废料声明，除了明星律师函，还有明星道歉。

微博不知何时变成了公众人物尤其是娱乐明星的道歉营地。事由多集中在恋情丑闻、婚育被曝、违法犯罪等等方面。有的死到临头还嘴硬，有的不见棺材不落泪，也有的委屈隐忍、为了商业利益飞速“滑轨”。

至于文本重点，有的自称“不愿占用公共资源”，有的自视受害者，有的自己做自己的判官，有的即便请了百万公关团队也一窍不通，与其露丑，倒不如全程闭嘴。

也有的，仅为因自己而起的无聊争议而道歉，比如宋轶为自己剧照配文里的“好嫁风”三字不妥而向公众道歉。

2021年1月13日甚至被戏称作“微博道歉日”，三个明星虞书欣、郑爽、丁真同时在微博道歉，原因大到涉嫌违法，小到室内抽烟，而这种动辄道歉的现象，已成为过去两三年来的舆论常态。

在这样一个泛道歉时代，道歉已不再是个人负责的独立行为，而是一种关联的各利益方的共同工序，包括明星团队、粉丝、营销号。而作为吃瓜的路人你，也可能是他们的一环。

目标清晰、受众明确的道歉，甚至反而能加强粉丝黏性与牢固性。前不久被疑迫人打胎的蔡徐坤，就在随后的一场演唱会上公开向自己的粉丝道歉：“很抱歉让你们担心了。”

台下粉丝闻之呼声四起，感激涕零——“偶像经历了这么多还惦记着我们，今后只会更爱哥哥。”

这些年，互联网话语和舆论监督，已通过情感反馈和流量选择，一定程度转移到了大众网民手中。

但很显然，习惯了单方面输出的部分明星艺人，尚不习惯把“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放进眼里。

“公众”的消失，是诸多“公众人物”道歉的通病。

其中一个最大的通病是以自我为中心。从定性到定罪，从惩罚到代价，仅以个人立场出发，自己说了算。

黄子佼自称“黄子佼3.0”，暗示自己已改头换面，洗心革面，以期能被公众重新接纳（既往不咎）。

可一个已有劣迹在先的人是否改头换面，何时轮到他自己评判了？

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代替公众判断，自己做自己的“法官”，看似诚恳卑微的字句，包裹着实则强势专断的个人意志。

今年上半年，演员张天爱以录音形式曝光男友徐开骋的出轨事实，后者在个人微博发布道歉，自称“内心一直因上述‘错误’备受煎熬”，向张天爱辩解，“分手时没有很好地顾及你的感受，使你的心里产生了误会。”

“错误”一词被这厮狡猾地打上了双引号，足以说明在他心里自己本无措，“误会”一词加强了这一暗示：不仅是前女友，你们所有指责我的众人，都骂错了我。

“误会”是最常见的明星道歉支点之一。2021年7月，演员于晓光为自己在酒吧被拍与女性亲密举动一事道歉：“无论多好的朋友、再好的关系也要注意分寸，应该明白这种行为会引起误会。”

看似认真反思，实则狡猾否认。

实际上，对不少明星网红来说，身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却常常不把“公众”放在眼里，未必是有意的，更大概率是习惯了名利场与流量裹挟下众星捧月的感觉，将自己放在世界中心是一种惯性，“公众”（public）是什么？为自己筹集人气与利益的工具罢了。

“否定”是自我为中心的基石——冒昧借用黄教主的句式，“我不要你（们）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我没错，天塌下来我都没错。

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在代表作《道歉的五种语言》里对“道歉”这一行为给出了至少五个标准化环节：表达歉意、承认过错，弥补过失、真诚悔改，最后才是“请求宽恕”。

第一步是立场，第二步是基础。但如今一些公众人物的道歉，能顺利走到第二步“承认过错”，就已经甩掉不少同行了。

否认，要么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要么理直气壮，颠倒黑白。后者，以吴亦凡和李易峰为代表——在被实锤之前，先否定个彻底、完全。

其所倚借的，是自认为平时积累的粉丝黏性和资本力量，认为这些东西足以掩盖事件本身的黑白是非。可谓胆有多大，谎言就有多狂。

还有一种否认，是通过强调自己（活该）遭遇的舆论讨伐、（凭空捏造的）心理折磨，转移视线和模糊焦点，以个人感受出发，将道歉变成卖惨。

陈翔因背叛前女友毛晓彤而作出的道歉，同样强调他自己的个人感受：“这些年，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一度酗酒、失眠、惶惶不可终日。最重要的是，我身边的人，也跟着我一起背负骂名，忍受折磨。”

家暴的蒋劲夫亦如是：“这一个月一直在忏悔和悔恨中度过。……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悔恨、羞愧、折磨……总之，放大自己的一切感受，仿佛全世界都在关心他犯错者的心理健康。

2019年，罗志祥深陷出轨丑闻，观众苦等多日，终于等到罗志祥连续两条道歉，却都不像道歉，而是一篇完全从个人角度出发的自恋式“爱情回忆”《男孩 女孩》，详述自己与周扬青曾经相爱相恋的过程。

不立正挨打也算了，竟然还妄图煽情，连好不容易可以被温存的些许回忆，也被他用来当做试图洗白自己当下污垢的遮羞布。

这是典型的感情牌式逻辑混乱，企图通过过去的美好，消解现在的龌龊。类似谬误也出现在一些中式家长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例如：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你竟然不按照我的想法找工作/结婚成家……

总之可见，在作为流行文化孵化皿的互联网上，“霸总”基因仍然无处不在：高度集中、无限膨大的绝对自我，世界围绕“我”的感知，对错、是非，皆由“我”的感受而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明星们即便绞尽脑汁、痛哭流涕，依然不能编纂出一段足够说服人的道歉文本。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应该道歉的对象到底是谁。

泛道歉时代，一个被视为道歉典范的人无数次被拉出来做对比——15年前的“艳照门”陈冠希。

“陈冠希式道歉”令公众满意的地方主要有三：其一，直面观众。他没有选择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好几天，才在团队、公关、律师等多方面的助力下假模假样回复，而是大大方方站在媒体镜头和面向全国的荧幕前，神情严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其二，付出的代价足够诚恳。他连说了13次“对不起”，且诚恳表示了道歉目的：“我希望今天之后，能够得到你们的宽恕，这个事件以及这个事件所引发的一切，我真的非常抱歉。”最后，做出了针对自己的惩罚：从此后彻底退出演艺圈。

相较于今天各种花式出轨，满口谎言甚至是家暴的男艺人，陈冠希造成的错误，严格来说甚至并不直接出自他手，但依然对公众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因此，他的道歉对象，除了受到波及的当事女明星，还有可能对年轻人造成负面影响的潜在风险。前者为私，后者为公。

这也是公众人物与无名普通人的一大不同之处：不仅要对私，更要对公，要将公共影响、公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

伤害了谁，欺骗了谁，严格来说，无非个人私事，也可以通过法律规管，但“给公众一个交代”，是外界希望看到的道歉。

公众人物及其名誉承载的公共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将自己行为带来的社会影响考虑在内，也理应付出比普通人更沉重的代价。

讽刺的是，当年在陈冠希站出来道歉之前，第一个主动道歉的，竟是其中一个受害人钟欣潼。

她为自己泄露出来的艳照向公众抱歉，甚至在关于“谁最该道歉”的媒体调查中，依然有7.2%的网友认为，女明星才是最该致歉的那个。

时代的主流观念与立场，也是构成“对错”和“是非”的一部分。

在没有微博的年代，躲在文字背后为自己挽尊还不具有可行性，硬着头皮去记者会，几乎是明星们道歉的唯一渠道。

比陈冠希更早的十年前，1999年11月10日，成龙在香港召开记者会，为自己私生女一事向社会道歉。

后来，全网都在流传他那句“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其实成龙当时的原话是：“我犯了全世界好多男人都犯过的错。”只字之差，微妙不同，前者是赤裸的狡辩和借口，后者是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试图恳求整个性别帮自己分担压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明星道歉开始频频付诸笔端。

2014年3月31日凌晨，文章发微博首次承认与姚笛的婚外情，并向家人道歉，全文三百字，首开道歉小作文之风，满篇“对不起”和“感谢”，仿佛改造重生话术。

然而，中文汉字博大精深，但凡存在遣词造句，就存在泄露隐私的可能性。比如网友从文章使用的“辜”字简繁混用等细节，揪住了其“不真诚”的蛛丝马迹。

这都不是弄巧成拙，而是拙心难藏，丑态毕露。

到了如今，道歉成为一套更严谨、更工业化的流水线常规操作：往往是在东窗事发后，当事人发现自己的名誉、利益开始受到损伤，才不得已出来道歉。

他们道歉的对象，也更像是那些能决定他们直接利益的关联方，而非发出道德与情感谴责的公众。

换言之，他们心中眼里没有“公众”，不仅没搞清楚为何需要道歉，更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对广义的“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ts）的伤害在何处。

“道歉”这一行为承载的本质从来就不复杂，重在其里，时至如今，却被公关套路、流量思路，彻底玩弄成了一具连表象也稀薄衰殆的空壳。

道歉，人类社会里最基础的行为规范之一，一种有效的社会文明调节机制，同时，还是贯穿我国民法、刑法和行政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法定的责任承担方式之一。

“歉”者，欠也，乃亏欠、欠缺之谓。有欠于人，才需要道歉。虽然不能从实际上弥补亏欠，但让对方清晰明白地知晓自己的愧意，作为一种对自己愿意弥补过错的表态，这是一种文明社会的契约精神。

另外，对被道歉者而言，一份端正诚恳的道歉，可以为其被冒犯的行为做出心理补偿，帮助受害者恢复自尊与尊严。

因此，道歉没有什么技巧可循，唯一的技巧，就是道歉者发自内心感到歉意。有了这份内心，就算微博只发一句话，也好过长篇大论的“抱歉占用公共资源”“这些天来我饱受煎熬”“很遗憾让大家误会”……种种。

从这个意义上，道歉就像告白，形式越繁复，越可能内里空空，暴露真实意图的狐狸尾巴，欲盖弥彰。

一些道歉显得不仅虚伪而且恶心，一方面，可能因为名为道歉实为避责，其目的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减少对当事人形象的损害。

时代和技术限定着真心和诚意的浓度。曾经的不少“劣迹”若放在今天，恐怕不仅得飞速滑轨，甚至连道歉本身都仅仅是封杀的预兆。

而反观今天不少诚惶诚恐的道歉，倒也并不全都有违公序良俗，而更像是一种为了维持人设不得已而为之的常规程式。

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冲突性和矛盾性的环境。道德审判的高压和致密，与道德自省的麻木和虚伪同时存在，双向并行。

给人性留一点真实的余地吧。毕竟，谁真的相信一个文化水平不高、众星捧月的二十几岁大男孩，不抽烟不喝酒、不谈恋爱不换女友？

噢，有一个群体倒是深信不疑，这群人同时也是明星荒诞道歉的最忠诚维护者——粉丝。

历来粉丝与偶像的关系，不管是追随、信任、崇拜，多少都包含某种自下及上的慕强因素，专业上的吸引或人格魅力上的闪光点，吸引普通人将其视为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的偶像。

但今日粉丝有一大怪象：既当女友又当妈，追随与庇佑同时存在。只不过，前者往往是幻想，后者则是付诸实际的无条件溺爱——不管我的孩子做错什么，他始终都是我单纯柔弱的孩子，在这个险恶社会，只有我能够保护他。

尤其是年轻偶像、爱豆，每当有丑闻曝出，尤其是情事丑闻，粉丝总有一块万能盾牌，叫“黑子”。凡质疑他们偶像人格和道德的，统统都是“黑子”。

“可爱”的是，他们几乎都深信不疑，自家偶像在充满“阴谋论”的名利场娱乐圈，是唯一一个单纯到透明、恪守真善美原则的小白花。

总而言之，道歉已经成为远不仅属于个人的行为。

对部分粉丝而言，它是偶像受委屈和挫折的关卡，也是验证不离不弃之忠心的最好机会。

对受害者而言，它偶尔会成为强者利用舆论与资本权势在自己伤口上撒的一把盐。

而对真正作为多数的公众而言，它只不过一次又一次昭示着如今网络环境不断去真实化的虚浮脸皮，公共监督的愈渐乏力和边缘化。

一旦这件事复杂起来，它就再也不真诚，也不再有效了。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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