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文中的“帝国”是一个十九世纪引入中国的外来词汇。什么“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古人不好意思说。
古代中国是不是帝国？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个学者已经兴致勃勃地争论过了。既然如此，我也厚颜狗尾续貂一回吧。首先，大家都同意，帝国这个词，没有出现在中国古代史书里，也没出现在清代以前历朝官方文件中。古籍中提到该词的大约有两处。一处是隋代王通在《中说》一书中说道：“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用白话翻译一下，就是“强国用军队去征战，霸国用智谋去征战，王国用正义去征战，帝国用仁德去征战，皇国用无为去征战”。很明显，在这里，王通觉得帝国是强国、霸国的反义词，后者唯力是从，不讲道义、仁德，而帝国是行帝道、讲仁德的国家。换句话说，帝国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形容词”。对帝国做此理解的并非王通一人。《太平御览》引贾谊《新书》，说：“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今汉，帝国也，宜以厚德怀四夷，敦敢不承帝意？”考虑到这两句话相差七、八百年，仍然高度近似，大致可以认定说，古人对何为帝国有一个近乎统一的认知——帝国就是“三皇五帝”或统治者可比拟上古圣君的国家，是一个讲仁道的正义国度。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甚少有古人用帝国来指代自己的国家。其次，大家应该也同意，最早用“帝国”一词来指代国体的中国政府官员是李鸿章。近代以来，清朝官员在外交场合都还是用“大清国”或者“中国”自居。直到1895年李鸿章才在对日谈判中，第一次以“大清帝国”自指。而这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日本在十九世纪初把empire一词翻译成帝国（这肯定是一次误译），在明治维新之后比照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也自称大日本帝国（在十九世纪末，帝国是强国的代名词，时髦）。李鸿章为了挽回国家颜面，与日本分庭抗礼，也就接受了帝国这个“和制汉语”词汇。（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34至152页）简而言之，现代中文中的“帝国”是一个十九世纪引入中国的外来词汇。什么“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古人不好意思说。好，接下来就进入分歧部分。虽然大家都同意，在中国，帝国这个词汇虽然古已有之，但到近代其实已经被empire这个词夺舍。那么古代中国是不是一个empire，就是一个争论颇大的话题。以下要学一学老夫子，先给一些西方人对帝国（empire）的定义——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给出的定义是：“帝国是一庞大的政治单元，是扩张主义的，或在历史上扩张至广大领土上的，在兼并/整合新人群时仍维系区隔/差异和等级制度的政体。”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将帝国定义为“（其）影响力和权威跨越了若干种族、语言和生态的边界，一个统治者或政体通过一系列功能、空间和等级安排将其他地区和国家纳入其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迈克尔·多伊尔则认为，“（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国家实际控制其他政治实体的无上权力。”（Empir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一个统治超越其国境的领土、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帝国是“一种主要的政治单位，中心/本部或单一的主权当局通过正式吞并或各种形式的非正式统治，控制很大范围的领土和人民。”当我们粗略观察上面这些定义的时候，就能发现这些定义都在强调帝国在空间和社会上的“延展性”，而非权力的深透性。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帝国”并非“大国”的天然代名词（或者说，单单是“大国”还不足以成为“帝国”）。英国学者塞缪尔·芬纳就曾抱怨说，人们常常将帝国混淆为疆域辽阔的大国，但帝国的关键在于对“其他国家（族群或人民）”加以统治。（转引自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葛兆光先生认为，名实之间，应该舍名而求实。不管古人和近现代西方人使用何种名称称呼中国，只看古代中国到底是不是帝国（empire）即可。他认为，清代之前的中国就是一个帝国，因为不同时段的中国都包含多个族群、区域和异质文化，由皇帝所管辖。“粤之獞之黎，黔楚之猺，四川之僰之生番，云南之猓之野人”尽服王化。蒙元及清朝比起其他汉族王朝来说，更像是帝国，因为其多元性和复杂性更为明显。以清朝而论，有六部所管理的汉地十八省，以郡县制管理（在西南地区还有土官土司），还有以理藩院管理的蒙古、青海、西藏和回部地区。内外蒙古、青海有部、盟、旗行政体制，还有札萨克、喇嘛与都统混合管理。藏区有藏传佛教领袖与驻藏大臣。回部则杂以州县、札萨克与伯克制。东北则设盛京、吉林与黑龙江诸将军，予以军管。“清朝皇帝有时候像传统汉族国家的皇帝，有时候则像各个异族的大汗，有时候还像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甚至是菩萨。”（见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清朝的首都实际分北京与承德两处，前者对汉地，后者则掌握的是内陆亚洲。如此看来，“我大清”头上确实可以带上“帝国”的帽子。葛兆光老师的这个看法，很多人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各有各样。一些人认为，“西方历史经验下的帝国，是不稳定的世界或者国家群，迟早是要分裂或解体的”，所以中国不是帝国。（李友东：《西方学界基于概念转义的“历史中国”叙事置换研究》，《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帝国跟扩张、征服这些行为绑得太紧，所以中国不是帝国。（刘文明：《“帝国”化叙事解释不了中国历史》，《历史评论》2022年第3期）还有一些人认为，帝国叙事多强调中心对边缘的征服/边缘对中心的反叛，以及以中心/边缘视角来看待国家内部关系与组成问题。中国自古即多元一体，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中国不是帝国。（魏孝稷：《用 “帝国”视角解释不了中国历史》，《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这里其实有一个知识发生学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帝国（empire）是在十九世纪末引入中国的。在彼时，人们看帝国就有两个不同的视角。在第一个视角下，帝国是大国、强国的代名词，成为帝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朋友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轶闻笑话，说二战时期，日军占领广州。当时占领军由于缺乏战争物资，四处搜刮金属，晚上偷偷摸摸地用木制邮筒换掉了金属邮筒。老广州看到后嗤之以鼻：“这么穷酸，还想当帝国主义？”但话又说回来，在那个时代，帝国与帝国主义捆绑得太紧，导致了人们对帝国的侵略性、拼凑性有了很深的印象。而从那个时代起，世界上就不停地有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在批评帝国与帝国主义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个重塑世界秩序的人分别是俄国革命家列宁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尽管他们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但他们两人对旧世界的抨击却出乎意料的一致。在他们的眼中，欧洲的旧日帝国代表着对内对外的压迫与彼此之间的疯狂竞争，而正是这种压迫与竞争点燃了世界。因此，列宁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需要瓦解帝国。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民族国家对帝国的批判与扬弃是二十世纪对十九世纪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就构成了人们的第二个帝国视角。简单地说，十九世纪末中国进口帝国（empire）概念的时候，也同时进口了这两种帝国视角。到现在，它们还在夹攻着人们的历史理解。
那古代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帝国（empire）？话又要说回来，反对者还是有说得通的地方，那就是帝国概念源出于西方，反映的是西方历史的政制设置与观念，同古代中国的情形确实有一些方枘圆凿的地方。
比方说，以罗马帝国而论，它的行政基础是自治城市，国家官僚规模极小，是所谓“极简政府”。它奠定了西方人对帝国的一般认识：那就是在一堆地方自治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势力统御之，但这个大势力并不直接破坏这些自治体，“国家不下乡”。中世纪的欧洲由于盛行封建政治，帝国只相当于一政治联盟，松散性也就更强。
到了近代，自西班牙建立海外殖民帝国开始，至英、法帝国大行于世，这些帝国也偶有恢廓大度的手笔，但大体上，其海外社会与本土社会还是相互隔离的。
至于传统的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贵族/地区联盟的味道也相当的重。电影《茜茜公主》中，女主角茜茜公主(哈布斯堡的王后)就在奥地利宫廷里致力于弥合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嫌隙。在沙俄也有相似的例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一位俄罗斯学者尤里·萨马林和一位德意志学者卡尔·席伦之间就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帝国中的地位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论战，后者坚决主张德意志人与沙俄之间是封建附庸关系，而非简单的臣属，萨马林大骂席伦是叛徒。问题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选择站在了席伦一方，将斯拉夫主义者萨马林扔到了监狱里。
总的来说，西方诸帝国往往是本部比较小，所管辖的异己地方和人民比较多，没有直接统治的本钱，因此非要构建一种差异化的政治秩序不可，且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政治体联盟的意思。简而言之，西方帝国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差异政治”。
从这个角度讲，古代中国的情形就同西方的帝国概念差了那么一层。单就历代中原汉族王朝而论，其实看不出来多少“差异政治”的特点。自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官僚制一直是各王朝政治的特色。“一道德、齐风俗”、“车同轨、书同文”与编户齐民也是各级官僚常常推行的政策目标。而且，历代中原汉族王朝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追求某种地理空间想象的封闭性，忽视多元地理空间的存在。
这点葛兆光先生也不否定。他在《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历史世界观向来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文史哲》2021年第3期）
关键是，附庸之地往往荒蛮，既不文明，也没有什么征服的价值，后者在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中显露无疑——“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况且，自秦汉以来，就中原汉族王朝而论，异族属民与本部的土地、人口规模相比几乎都微不足道。这种集权大一统的倾向，无论如何同西方意义上的帝国精神是不同的。
换句话说，古代中国也许从形式上满足西式帝国的条件之一——有多个异族属民、属地，但从精神上却不具备另一个条件——主动的追求、履行差异政治。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假如我们把清代排除出去，古代中国就很难说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清代中国是不是帝国，另说）。当然，如果我们说它完全不是，那恐怕也不可行。因为它毕竟满足了条件之一。
有一种修正办法是这样的，说我们这边的是“天下”，是和谐、自然的共主、共生体系，但这个其实有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意思。我个人觉得，更简洁的方法是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着一些“类帝国”——具备某些帝国（empire）要素，但不完全是帝国的国家。
这些“类帝国”或从过去的帝国蜕变而来，本身以某一个族群、某个地域为中心，且中心区域、人群相较于边缘人群占绝对优势，但由于帝国余绪，内里还存在若干“特别行政区”。或者本身本来是实行单一政治的多族群国家，但内里的族群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国家日益衰败、分化，以族群为界而治，从而呈现出某种帝国特征。或者国家在历史的对外征服、扩张过程中，持之以恒的以同化、大一统为最终目标。又或者国家版图虽小、属民虽少，但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也能有意识的构建差异政制。
这些“类帝国”由于或在外形上，或在精神上，同帝国相似，因此其举止多多少少也有帝国性，也会承担某些帝国会有的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