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季节，漫长的反思 | 张宇燕
全球刚刚经历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六月，气候议题以科学家们最不希望的方式再次闯入大众视野。作为最典型的全球问题，日益严峻的气候议题是对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发出的拷问。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气候”一词的含义也更多元。政治气候的讨论度与自然气候都很“热”；“大气候”与“小气候”之辩层出不穷。
中美气候合作的“小气候”与中美关系的“大气候”密切相关。
五十多年前，小球推动大球转，中美关系得以破冰；如今，“小气候”能够调节中美政治的“大气候”吗？
带着疑问，谭主找到了关注变局、研判趋势的张宇燕，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在谈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原则时，气候问题治理是他提及最多的例子。
张宇燕告诉谭主，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的互动与叠加，正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世界各国必须持续协调，共同解决。关于气候问题，张宇燕说：首先是离开悬崖，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
以下是张宇燕的讲述：
气候可以有多种分类，比如自然的气候和政治的气候。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值得探讨。
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之间的互动，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们可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理解这个互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段论”，将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每个时段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变量各有不同。
自然气候是长时段的变量，大国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属于典型的中时段变量，中美博弈复杂加剧则是短时段影响国际格局的基础性变量。
如今，这三个时段的变量正叠加在一起，成为当今时代面临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的关键源泉。
在长时段尺度下，气候问题一直被视为“恒量”、至少是一个超级慢变量，而现如今却已成为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且直接的变量。
从供应链韧性角度来看，随着极端气候成为新常态，自然灾害多发增加了供应链受阻甚至断裂的可能性。同时，极端气候通常还会导致粮食减产，进而使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世界主要焦虑的议题之一。
引发气候变化的主因是温室气体排放，因而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排放国的美国和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鉴于综合国力的日趋接近，中美两国间博弈的性质发生变化，博弈领域、维度和复杂性都在扩展、升级和加大。在这个过程中，气候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然问题，更是中美政治“大气候”内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相互交织地走到了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
中美之间，气候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最近几年频繁出现的极端气候给许多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其中也包括中美两国。
从趋势上看，极端气候将愈演愈烈是大概率事件，世界各国对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合作抱有的期望也不断提升。无论从全人类利益还是自身利益考虑，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坐下来面对面地商讨解决之道。
在这里，自然气候从某种意义上扮演了缓解政治气候压力的角色，成为调节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抓手。
其实在自然气候问题上，特别是在节能减排或能源转型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在光伏产业和储能电池方面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生产成本不断下降，规模效率不断提高。美国在氢能源技术开发等领域全球领先，最近美国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实现让原子核聚变中产生的能量超过了该过程消耗的能量。
两国在技术开发或者专业化生产等方面扩大和深化合作，不仅对中美两国，对整个人类都会带来莫大的好处。
气候治理表现为一套国际规则体系。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气候治理的中性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现实情况是国际规则体系往往显现出非中性特征，主要特征是同一规则下各国的损益情况各不相同。
在大国竞争时代，国际规则体系很容易被“武器化”，被霸权国家拿来作为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
近年来，在面临极端气候、生态破坏的严峻问题时，美国常常试图将气候、环境治理与实现国家政治目的挂钩，将气候议程与发展议程、经贸规则进行捆绑，换句话说，在自然气候中掺兑浓烈的政治气候要素。
2021年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成立后，它开的第一次会议就将气候和绿色技术纳入重要议题，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幌子，在投资审查等方面提高技术标准，形成隐性壁垒。
据估计，由于能源转型，到2040年人类对锂的需求将是2020年的40倍以上，对石墨的需求将是25倍，对钴的需求将是21倍。这势必引起各国尤其是利益攸关国家对相关资源开采、加工及供应的主导权之争。
谁能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搞排他性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小院高墙”？
在减排承诺方面，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淡化发展阶段差异，过度地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完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碳预算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如果从存量角度来看，在大气中现有的2.5万亿吨温室气体中，美国的排放量超过5000亿吨，而中国只有2800多亿吨。欧洲工业化起步更早，排放规模存量和美国差不多。
从公平的角度看，增量公平和存量公平必须统筹考虑。
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减排“成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把碳密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来自己国家的排放自然就少了。
去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对特别脆弱国家进行补贴。这是历史性一步，但细节存疑：
资金来源何处？总体规模多大？谁受益？如何定义“特别脆弱国家”？要知道，时至今日，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也远未兑现。
此外，发达国家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也就是俗称的“碳关税”，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双重打击。
首先，发展中国家出口到欧美国家的碳密集产品的竞争力因调节税而受到损害。其次，发达国家所收的碳税主要用于发达国家自身，进而拉大南北差距。
难怪有些评论家将其称为“新绿色殖民主义”。这也是多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争论的焦点之一。
今年人类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极端气候的厉害。
据世界气象组织和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最新数据，2023年7月（到7月3日的数据），全球平均气温首次突破17摄氏度。在热浪不断来袭的同时，山火、干旱、洪水等都在以更大规模出现。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致辞振聋发聩：“人类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合作，要么灭亡；要么是‘气候团结协定’，要么是‘集体自杀协定’。”古特雷斯秘书长特别指出，气候问题主要不是天然灾难，而是人类行为的后果。
矛盾论讲凡事都有两面性，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和生态环境极速恶化正将人类逼近悬崖，这反过来也使气候变化成为时代主题之一，也成为了某些陈旧的多边体系开始瓦解、令一些全球治理新构想不断涌现的原因。
对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类而言，眼下最紧迫、最优先的战略是离开悬崖。这是我们的时代任务，其余的可以等待。然后我们需要进行漫长的反思，在这段时期内，通过逐步建立起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走向美好的未来。
人类首先需要就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美国之间就建设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四项原则达成共识，尤为关键。
主权平等原则意味着约束一国的规则和制度必须同时约束所有国家； 自愿服从原则指的是约束性规则事先必须征得被约束国的同意； 权责平衡原则是指规则规定的权利与责任必须统筹安排和互惠补偿； 可操作性优先原则强调的是切实解决问题，而且要有健全的反馈与改进机制。
调整产出或财富指标体系也可成为遏止气候变化和生态恶化的途径之一。
目前，人类生存品质依旧与GDP密切关联。但事实上，气候与环境的很多问题，都和人类单纯追求GDP增长息息相关。
十几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经济指标体系，即包容性财富指数（IWI）。与GDP相反，包容性财富指数（IWI）并不侧重短期货币价值，而是将一国财富置于生产资本、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三大资本存量上。其中，自然资本包括化石燃料、矿物、森林、农业用地、渔业等。
显而易见，包容性财富指数（IWI）更加契合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理念。
作为全球气候大国，中国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少积极的努力。
今天，围绕发展和安全等世界重大议题，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均融入了以人为本、普惠包容、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不仅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启示，更包含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国家交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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