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

上周应邀与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张其光先生进行了2小时左右的面对面交流，又通过线上形式参加了《文化纵横》杂志举办的关于“一带一路”和重构全球化问题的研讨会。作者认为这两次交流研讨恰与再全球化问题紧密相关，因而在此将上周已发言和因时间原因未能发言的观点整理如下，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为什么会出现全球化重构

作者早在2020年4月就提出了全球化重构问题（《全球化的重构》），作者认为，全球化重构期已经到来，与大多数“逆全球化”观点不同，作者认为当前已经是处于“再全球化”的进程。那为什么会出现全球化重构呢？这是因为过往的全球化导致出现“两个不平等”的问题。

作者认为，关于全球化研究有三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是George Soros早在1998年就出版的一本小册子Soros on Globalization，二是Dani Rodrik于2011年出版的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三是Michael Pettis和Mathew C. Klein于2020年出版的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作者都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并非空洞的讲理论，而是基于大量经济实务思考去提炼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能够符合事实逻辑（而非仅是形式逻辑）的理论。Soros作为活跃的全球投资者，早在1998年之前就看到了全球化的本质问题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与人员跨境流动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所依赖的征税对象（资本）逃逸所产生的矛盾；Rodrik则是深入分析了GATT和WTO体制的差异，总结出“超级全球化、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是一组“不可能三角”；对中国大陆极为了解的Michael Pettis在其与Mathew Klein合作的著作中，则着重分析了外贸主导国家（中国、德国）产能对应全球需求所产生的矛盾和背后的原因。

上述三部著作，前两部著作早有大陆中译本，第三部仅有台湾地区中译本，但质量一般且有硬伤（例如竟将“秦晖”译成“秦桧”），所以有兴趣的读者还是尽量阅读原文为宜。

总体而言，作者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历史分析架构尚无超出上述三部著作。由于全球化在近年来成为超级热点，国内众多学者也纷纷以此为研究课题。但当前全球化问题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而国内学者能够深入全球经济、法律现实者极少，因此许多研究看似宏大，其实远离实际。这些研究既缺乏解释上的张力，也难以对官方、企业乃至个人的选择提供具体指导。

在上述三部著作基础上，作者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提出了“全球化的重构”和“再全球化”这两个命题，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之所以出现“重构”，是因为曾经的全球化存在“两个不平等”：

一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二战后的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快速形成，美苏核威慑下的全球和平、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等均是重要原因，其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往往被忽视，即欧美出现了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福利需求。为满足国内劳工阶层诉求和应对已经到来的老龄化问题，国内财富需要再行分配，这个分配通常是通过税收立法的形式进行。以美国为例，随着对大企业税收的收紧，这些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开始将产业链的劳动力密集型部分迁至海外，而二战后有受教育人口的优势即是东亚与东南亚，出现了四小龙与四小虎。外迁带来的税收逃逸引发了国内政治的不满，于是对跨国企业的全球征税成为现实，此时税收政策在研发上留下的漏洞，又导致高科技企业为了全球避税继续调整其产业链结构，将能够产生利润的部分几乎仅留在研发领域，又将负责研发的子公司设立于全球避税港。这就形成了当前的跨国企业结构。这个结构在全球化初期，对先发国家和产业承接国都有利，但对产业承接不相关的国家，基本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全球化下的受益者其实并非所有国家，当时最受益的主要包括美国、西欧北欧、东亚三国，以及俄罗斯、中东等能源国家，其他国家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好处感受并不强烈。在这个基础上，也形成了中美俄欧四边嵌合的局面。所以，此前的全球化其实在国与国之间是不平等的。

二是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在上述全球化结构下，先发国家因其跨国企业的共同选择出现了产业外迁，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生产性行业工作岗位流失，先发国家的高收入岗位集中于高科技和金融行业；后发国家在承接先发国家外迁产业后，也快速积累了自身的财富，在本国内部形成贫富差异，东亚的日、韩、中三国先后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财富分配出现显著不均衡。一方面看，“世界是平的”，无论欧美还是亚洲，都出现了全球性的超大型都市；另一方面看，“纽伦港”现象突出，在超大型都市外，出现了因人口虹吸而产生的快速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因此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在一国内部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这个问题在欧美表现为“民粹主义”的再次兴起，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则表现为“平成废宅”、年轻人不婚、不育、反996和躺平。

上述“两个不平等”决定了过往的全球化其实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客观评价，人类不可能有一个万能的发展模式，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收获和问题。过往全球化极大的创造了人类财富，实现了技术的全球扩散，让整个人类社会享有了史无前例的文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问题也必须直面和解决。因此，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无一例外的进入了解决“两个不平等”问题的历史进程中。

已经多次指出的是，上述“两个不平等”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不是简单的“你死我活”的国际较量。尽管，当前各国都有拱火的声音，历史上人类社会也出现过无视结构性问题而诉诸其他较量从而几败俱伤的情况，但最终人们还是需要回到对结构性问题的理解去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再全球化的进程

再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只是它伴随着贸易战的喧嚣，还未能被大多数人所看清。作者认为当前的再全球化已经呈现出三个特点，可以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同地协同化”（Co-location）和“近地化”（Closization）三个词汇来描述。

一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全球在地化也即全球本地化，意指在跨国企业全球化运营状态下，各国都在力争使更多的生产制造和运营能够实现本地化。在地化能够将更多生产性岗位留在本国内部，从而创造就业。此外，在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后，先发国家也充分认识到全球供应链的脆弱，因此，曾经只是后发国家诉求的在地化，如今成为了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共同的诉求。很显然，全球在地化一定会产生减少进口的效果。

二是同地协同化（Co-location）。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SB）在其2005年的报告中，基于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的担忧，提出了研发与制造“同地协同”（co-location）的建议。研发与制造的分离源于先发国家税收政策出现的漏洞，在长时间的分离后，还导致出现了整个产业链的重构。因此当前先发国家除了修补其税收漏洞外（对全球范围海外避税活动的限制），还涉及产业链回转的成本约束。无论如何，同地协同，如今也是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共同的追求。很显然，这也会产生减少进口的效果。

三是近地化（Closization）。前两个关键词（全球在地化和同地协同化）是过往全球化研究和实践中已经出现的，近地化是作者为了描述当前的再全球化情况所生造的。所谓近地化，是指尽管各国都希望研发与生产制造都发生在本国内部（这是解决一国内部不平等问题的理想状态），但由于受成本约束或贸易战导致的其他因素（如经济或技术制裁）约束，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将研发和生产制造尽量的维持在离本国更近（close to）的地区。美国在无法进行产业链本土回转时，希望尽可能的迁入加拿大或墨西哥（以美墨加自贸协定为牵引）；中国大陆在本土产品出口受到抑制时，开始选择东南亚为其再全球化的重要基地；欧盟则出现了匈牙利这个新兴的中转国。近地化反映的是美、中、欧三个全球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实体在面对全球化重构时的共同心态，也即要在此进程中保有最大的控制力。相应的，部分难以近地化的区域和产业，就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施压，例如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制造业。很显然，近地化会导致进出口锚点地区的变化，全球主要国家的进出口结构也会因之发生变化。

上述“三化”进程并非理论推导，而是当前现实。正是因为上述“三化”进程，导致各国内部出现新的情况。

三、再全球化倒逼下的结构性调整

由于“三化”进程本身就对各国进出口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曾经以出口为主导的外贸国也就首当其冲。中国大陆当前的内需提振需求，当然有疫情恢复后的短期影响问题，但真正重要的长期性变化，则是因再全球化导致的外需变化问题。正因为先发国家的再全球化本身就是以进出口结构变化为目标的，因此减少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依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尽管这其中有先发国家部分政客污蔑中国大陆言论所造成的影响，但作者仍然要强调，再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的自我修复，并且这个修复过程是先发国家先行开始的。因此，内需问题的本质并非内需问题本身，而是外需结构性下降（及相应预期）导致出现的内部产能过剩问题。

就此而言，先发国家再全球化的结构性调整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形成了倒逼。要解决上述产能过剩问题，无非三个办法：

一是外争国权，极力抵制先发国家抑制中国大陆出口的政策； 

二是扩大海外需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产生更多海外需求； 

三是提振国内可支配收入，形成庞大的内需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

这三件事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再全球化进程中结构性调整的关键。就此而言，作者不仅支持当前官方在半导体等领域通过出口管制手段“外争国权”的行动，也支持扩大海外需求（无论是官方还是企业）的种种安排。但作者想强调的是，外争国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需要时间，而扩大海外需求更需要时间。因为其他海外市场的利润空间仍然是远小于先发国家市场的。因此第三点，也即提振国内可支配收入，就变得犹为重要。

作者在《消费能力去哪里了》中已经指出六个钱包时代已成过往，在官方最新的判断中，也首次公开提出房地产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内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刺激消费”，而在于“供需双向调整”，也即：

1、提振需求侧（也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其有能力消费，这就涉及到必须改变影响中国大陆居民侧可支配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全球首屈一指的房价收入比。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内需不可能有实质的提振。

2、供给的有效性取决于对需求的理解和认识。无论是官方主导的国有经济部分还是民间主导的民营经济部分，在过往较长时间内，对国内真实需求的理解都是不足的。这种理解不足导致了各方都有过度投资，最后出现的问题也具有相似性。在收缩期，各方都就当趋于冷静，重新回到经济发展是为满足民众需求这个本质，方能实现有效供给。这对官方提出了较大挑战，过往官方主导的投资发展型模式在地产基建普遍过剩的时代，不再具有全面优先性，但官方的资源控制力又远远强于民间，恢复民间活力的本质在于使民间在法治的前提下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能力，否则，就对官方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即需要由官方来识别千差万别的新兴需求，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今天，我们正处于这个再全球化的结构性调整时代，正如作者曾言，我们就当更多的站在全球和历史的视角看待各个国家，不应被当下的声音和眼前的利益所蒙蔽。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是一定会发生的，并且已经在发生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