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小事｜克莱尔·吉根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像这样的小事》不仅仅是关于爱尔兰的，也是关于世界的，它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关于共谋、关于变革的希望与艰难……吉根一个个理智而强有力的句子可以囊括丰富的社会史。每一个词都是在正确位置上的正确的词，其效果是引人共鸣的，令人深深感动。

——希拉里·曼特尔

1985 年，爱尔兰一个小镇。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里，煤炭和木材商人比尔·弗隆迎来了繁忙的时节。在给顾客送订单时，他感到过往的一些琐碎小事在向自己涌来——就在这时，一件类似“小事”让他陷入道德困境，体察到周遭人们沉默的共谋……

一

十月，树叶泛黄。时钟又往回拨了一小时，十一月的长风刮进来，把树刮得光秃秃的。在新罗斯镇，烟囱吐出的烟袅袅飘散，变成一缕缕毛茸茸的长线，沿着码头散开。很快，雨水使黑黢黢的巴罗河水涨了起来。

大多数人都愁苦地忍受着这样的天气：店主和商人，在邮局和救济摊前排队的男人女人，集市、咖啡店、超市、游戏厅、酒吧和薯条店里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评论着这场严寒和降雨，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谁能相信呢，竟然又是一个冻死人的日子？孩子们拉起兜帽，迎着风走去学校，他们的母亲，早已习惯了低下头跑向晒衣绳，或根本不敢把任何东西晾在外面，几乎不指望能在傍晚前收到哪怕一件干衬衫。接着，夜幕降临，霜冻再次来袭，冷风从门缝下钻进来，冻坏了那几个还跪着念祷告的人的膝盖。

在下面的院子里，经营煤和木材的商人比尔·弗隆搓着双手，说照这样下去，他们的卡车很快就需要换一套新轮胎了。

“从早到晚在路上跑，”他对手下的工人说，“眼看轮胎就要被磨光了。”

这是真的：一位顾客刚离开煤场，另一位就接踵而至，或者电话铃就响了起来——几乎人人都说必须马上或尽快送货，不能拖到下星期。

弗隆出售煤炭、泥炭、无烟煤、松木和原木。货物按英担、半英担、整吨或整卡车定购。他还出售成包的煤球、引火物和瓶装天然气。煤是最脏的营生，冬天每个月都要在码头附近收货。工人们要花整整两天时间收集、搬运、分拣货物，然后把它们运回煤场。这个时候，来自波兰和俄罗斯的水手在镇上走来走去，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他们戴着皮帽，穿着带纽扣的长大衣，几乎不会说英语。

在这样繁忙的旺季，弗隆自己承担了大部分的送货工作，让工人们打包下一批订单，把农民们运来的木柴劈砍成小块。整个上午都听到锯子和铁锹响个不停，中午，祈祷钟声响起的时候，工人们放下工具，洗去手上的污垢，走到基欧酒家，吃一顿热腾腾的午餐，有汤，星期五还有炸鱼配薯条。

“空袋子站不住。”基欧太太喜欢这么说，她站在新开的自助餐柜台后面，把肉切成薄片，用长长的金属勺把蔬菜和土豆泥舀出来。

男人们高兴地坐下，让身体暖和起来，吃饱喝足，然后抽一根烟，又去应对户外的严寒。

二

弗隆是白手起家。有人会说他比白手起家还要艰难。他母亲十六岁那年，在给威尔逊夫人当女佣时有了身孕。威尔逊夫人是一位新教徒寡妇，住在小镇几英里外的一座大房子里。弗隆母亲的事情败露后，她的家人明确表示要跟她撇清关系，但威尔逊夫人没有辞退她，而是让她留下来，继续做工。弗隆出生的那天早上，是威尔逊夫人把他母亲送进医院，后来又把母子俩接回了家。那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有人说这男孩将来准是个傻瓜。

弗隆的童年，主要是在威尔逊夫人家厨房的一个婴儿摇篮里度过的，然后他被放在梳妆台旁的大婴儿车里，不让他够到那些蓝色的长罐子。他最早的记忆是那些餐盘，黑黑的一长排——烫！烫！——还有地上锃亮的方形瓷砖，有两种颜色，他在上面先是爬，再是走，后来学会把瓷砖当作跳棋盘，上面的棋子要么跳过别的棋子，要么被吃掉。

威尔逊夫人没有自己的孩子，在弗隆的成长过程中，她把他置于自己的羽翼下，分派他干点小活，资助他读书。她有一间小藏书室。她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别人的评价，只是有条不紊地过着自己的日子，靠丈夫在战争中丧生获得的抚恤金，以及那一小群精心照料的海福特牛和切维厄特绵羊带来的收入维持生活。农场工人内德也住在家里，房子周围有结实的栅栏，管理有方，而且没有欠债，所以很少与周围邻居发生摩擦。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也没有闹得剑拔弩张，双方的态度都不温不火。星期天，威尔逊夫人只是换了身衣服和鞋子，戴上那顶好帽子，用别针固定，让内德赶车把她送到教堂，然后内德带着那对母子再往前走一点，去小礼拜堂——他们回家后，祈祷书和《圣经》都留在大厅的架子上，等下个星期天或圣日再用。

弗隆上学的时候，别人嘲笑他，用难听的话骂他。有一次他回到家，外套的后背上沾着口水，但他与大房子的关系给了他一定的保护，使他有了回旋余地。后来，他上了两年技校，然后来到煤场，干着跟他如今手下工人差不多的活儿，靠自己的努力往上爬。他有生意头脑，懂得进退，可靠可信，因为他养成了新教徒的良好习惯；每天早起，不爱喝酒。

现在，他和妻子艾琳，以及他们的五个女儿住在镇上。艾琳在格雷夫斯公司上班时，弗隆认识了她，按部就班地向她求爱，带她去看电影，傍晚一起在纤道上长时间地散步。他被她乌黑油亮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以及她务实而敏捷的头脑所吸引。他们订婚时，威尔逊夫人给了弗隆几千英镑，让他开始自己的生活。有人说，威尔逊夫人给他钱是因为他的生父是她的一个情人——他的教名不是叫威廉嘛，那可是国王的名字。

弗隆一直没有弄清自己的父亲是谁。母亲猝然去世，有一天她推着一车山楂回家做果冻，却倒在了鹅卵石路上。脑出血，医生们后来诊断。弗隆当时十二岁。几年后，他去登记处要一份出生证明的复印件，在父亲名字那一栏里，只写着“未知”二字。办事员从柜台上方把文件递给他，嘴角扭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如今，弗隆并不想纠结于过去；他一门心思抚养他的几个女儿，她们和艾琳一样，头发乌黑，皮肤白皙。她们在学校里已经显示出未来可期。长女凯萨琳每个星期六都跟他来到那间简陋的办公室，为了赚些零花钱，帮他整理账簿，把一周的进项归档，并记录大部分账目。琼也很聪明，最近加入了唱诗班。她们俩目前都就读于圣玛格丽特中学。

老三希拉和老四格蕾丝出生只相差十一个月，她们会背乘法口诀表，会做长除法，还能说出爱尔兰各个郡县和每条河流的名字，有时会在厨房的桌子上用记号笔把它们描出来，涂上颜色。她们也喜欢音乐，每个星期二放学后都到修道院去上手风琴课。

最小的女儿洛蕾塔，虽然害羞，不爱与人接触，但她的抄写本上得到了很多金星和银星，她正在阅读伊妮德·布莱顿的书，她的一幅画还获得了德士古奖，画上是一只胖胖的蓝母鸡在结冰的池塘里滑冰。

有时候，弗隆看着女儿们做着一些分内的小事——跪在小礼拜堂里，或拿到找零后向店主表示感谢——他感到一种深藏着的、隐秘的喜悦：这些孩子是他亲生的。

“我们真幸运啊！”一天晚上，他在床上对艾琳说，“许多人都穷困潦倒。”

“我们确实幸运。”

“我们钱也不多，”他说，“不过，还是很幸运。”

艾琳慢慢地用手抚平床罩上的一道折痕。“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米克·辛诺特的小家伙今天又出来了，在路上捡树枝。”

“我想，你停车了吧？”

“天不是在下雨嘛？我停住车，让他搭车回家，还把口袋里的零钱给了他。”

“我就猜到。”

“瞧你说的，好像我给了他一百镑似的。”

“他们有些人是自作自受，你知道吧？”

“那肯定不是孩子的问题。”

“辛诺特星期二醉倒在电话亭边。”

“可怜的家伙，”弗隆说，“也不知他得了什么病。”

“他的病就是酗酒。但凡顾及一下家里的孩子，就不会那样鬼混。就会自己振作起来。”

“也许这人做不到。”

“可能吧。”她探过身，叹了口气，关掉灯，“总有一个人会摊上霉运。”

有一些晚上，弗隆和艾琳躺在床上，聊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另有一些时候，他搬了一天重物，或者因为爆胎而耽搁，在路上被淋成落汤鸡，回到家后吃饱肚子，早早就上床睡了。夜里醒来，感觉到艾琳在他身边睡得很沉——他躺在那里，脑子里转来转去，烦躁不安，最后，只好下楼去把水壶烧开，沏杯热茶。他手里端着杯子，站在窗前，看着下面的街道，看着他能看到的那段河流，看着那些琐碎小事：流浪狗在垃圾箱里翻找残羹剩饭；薯片袋和空罐头在风吹雨打中滚来滚去；人们从酒吧里出来，跌跌撞撞地走回家。有时，这些脚步踉跄的人会唱上几句；又有些时候，弗隆会听到尖锐而狂热的口哨声和大笑声，这使他紧张起来。他想象着自己的几个女儿一天天长大成人，走进男人的世界。他已经看到男人的目光在追着他的女儿。他内心的某个角落经常感到紧张；他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弗隆知道，失去一切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他虽然没有冒险走得很远，但也跑了一些地方——他在镇上和乡村道路上见过许多人间惨剧。领取救济金的队伍越来越长，还有一些人付不起供电局的账单，住在跟沙坑一样冰冷的房子里，裹着大衣睡觉。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妇女们拿着购物袋在邮局门口排起长队，等着领取孩子的津贴。在更远的地方，他知道奶牛被遗弃，哀叫着等人来挤奶，因为照顾它们的那个人突然头脑一热，坐船去了英格兰。一次，一个来自圣马林斯的人搭车到镇上来付账，说他们不得不把吉普车卖了，因为他们知道欠了那么多钱，银行要来找他们算账，愁得夜里根本睡不着觉。还有一天清晨，弗隆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吃前一晚扔在街上的薯片袋里的碎薯片。

弗隆四处送货时并不喜欢听收音机，但有时会听听新闻。那是一九八五年，年轻人纷纷移民，到伦敦、波士顿、纽约。一个新机场刚刚在诺克启用——豪伊亲自去剪了彩。爱尔兰总理与撒切尔签署了一项关于北方的协议，贝尔法斯特的统一党打着鼓游行，抗议都柏林对他们的事务拥有发言权。科克和凯里的集会人群已经减少，但仍有一些人聚集在神龛前，希望其中一个雕像能再次移动。

在新罗斯，造船公司已经关闭，河对岸的大型化肥厂阿尔巴托也经过了数次裁员。班尼特公司解雇了十一名员工，艾琳工作过的那家格雷夫斯公司，从人们有记忆起就一直存在，如今也关门了。拍卖人说现场十分冷清，他就像在把冰块卖给爱斯基摩人。还有花店老板肯尼小姐，她的店就在煤场附近，已经用木板把窗户封上了。一天晚上，她在敲钉子时让弗隆的一个手下帮她扶着胶合板。

时世艰难，但弗隆感到继续奋斗的决心更大了，他要埋头苦干，行得正、走得直，保证供养他的几个女儿，让她们在圣玛格丽特学校继续接受教育，那是镇上唯一一所像样的女子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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