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来，每当美国政策制定者访问印度时，他们总会歌颂印度政治之美，赞美印度国家之多样，这几乎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他们常常借用此前多位美国总统的表述——美印关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来强调美印间共同价值观造就的链接。这种言论听起来轻飘飘的，让人感觉很浮夸，但对于美国来说，它并不空洞。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共同的民主原则将成为美印两国建立持久关系的基石。建立这种关系对美国来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认为，美印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不可能不拥有相似的世界观和国家利益。
二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给印度独立运动实际领袖莫罕达斯·甘地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民主和正义上的共同利益将促使你我两人的同胞们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冷战期间，历届美国总统都试图通过强调“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印度天然是苏联的敌人”来促使印度对抗苏联。2005年，当美国布什总统与印度达成一项突破性的民用核协议时，他也宣称印度的民主制度意味着美印两国是因“根深蒂固价值观”而团结在一起的“天然伙伴”。然而，印度一而再再而三地令美国的希望落空。甘地让罗斯福失望——他将印度一国为追求自由与英帝国的斗争置于世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纳粹德国的战争之上。冷战期间，印度不仅拒绝与美国结盟，反而同苏联交好。即使冷战结束后，印度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依旧与苏联保持着紧密联系。印度拒绝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并与美国不支持的缅甸军事政权交好。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还拒绝谴责俄罗斯采取的军事行为。如果说将民主价值观作为美印关系的基石一直是个不太靠谱的战略，那时至今日，这一战略则显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共同价值观”这一概念本身就很缥缈。自纳伦德拉·莫迪于2014年首次当选印度总理以来，印度作为“民主国家”的地位就越来越可疑。印度自诩“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国内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暴力事件激增，且这些暴力事件往往是由知名政界人士鼓动的。它正试图剥夺国内数百万穆斯林公民的公民权。它还钳制媒体，迫使反对人士保持沉默。而拜登政府向来自诩是民主理想的坚定拥护者。因此，每当其将美印关系定义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关系时，这一根基其实并不稳固。印度依旧我行我素。2023年1月，白宫宣布美印两国达成的联合技术倡议是“由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普遍的人权的尊重”塑造的。6月，莫迪访问美国华盛顿，出席国宴以确认印美两国间“如家人和朋友般的温暖纽带”。然而在2月，印度政府使印度本土智库募集资金陷入困难，严重打击了思想自由。3月，印度人民党还以“侮辱总理”为由，将印度最高反对派领袖拉胡尔甘地从议会除名。然而，尽管美印两国的共同价值观越来越少，它们共同的物质利益却越来越多。如今，印美两国都有着一个明确的、共同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双方都明白，对方可以帮助自己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对美国来说，印度是亚洲一个体量惊人、举足轻重的大国。它位于关键海运航线上，且与中国有着漫长的陆地争议边界。对印度来说，美国是先进技术、教育和投资的诱人来源。印度可能仍会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但由于俄罗斯武器质量和可靠性不稳定，印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从西方购买武器。但是，为了利用这些互补的物质利益，美国必须放弃“共同价值观可以成为双边关系基石”的想法，而将长期趋同的期望作为它高度容忍印度行为的基础。与其将印度视作争取全球民主的盟友，美国更应该意识到印度只会在于己有利时与美结盟。鉴于过去十几年来美国一直对印度有着美化滤镜，这一转变并非易事。但这一转变将促使美印双方认识到，两国关系归根到底是一场交易，并将帮助它们脚踏实地。长期以来，美国领导人，尤其是民主党自由派领导人，一直认为民主制度是塑造印度特性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印度值得美国支持的原因。1958年，时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提出了一项增加对印援助的两党决议。该决议的预设条件是美国必须支持一个新生民主国家抵御共产主义侵袭。“印度民主的未来正处于微妙而危险的状态中”，肯尼迪在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宣称，“如果其领导层为正确的目标而寻求西方援助的过程中受到羞辱，那将是灾难性的。”正如美国前外交官丹尼斯·卡克（Dennis Kux）在《印度与美国：疏远的民主国家》（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Estranged Democracies）中所写道：“这一努力奏效了。”卡克指出，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对外援助大幅增长，从1957年的约4亿美元猛增至1960年创纪录的8.22亿美元。”艾森豪威尔本人似乎对印度的民主未来充满信心。1959年12月，他在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我的人民相信，凡是能增强印度力量的，都将增强我们的力量。印度是热爱和平的姊妹共和国。”六个月后，艾森豪威尔和印度签署了一项突破性的多年协议，旨在通过美国“粮食换和平”计划（Food for Peace program）为印度提供价值12.8亿美元的粮食援助，以弥补印国内农民无法满足国家粮食需求的不足。但是，如果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指望赞美印度就能将其变为盟友，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1954年，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明确宣布，印度将不会在冷战中结盟，这让艾森豪威尔大为震惊。作为总统，肯尼迪希望通过邀请尼赫鲁1961年访美来拉进美印距离，但他的计划落空了。尼赫鲁回绝了所有肯尼迪希望将印度拉入美国怀抱的全部努力。正如卡克所说，冷战后肯尼迪的继任者也同样对印度感到沮丧。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对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66年对美国插手越南事务的批评十分不满。时任驻印大使后来回忆说，总统当时暴怒甚至开始骂人。1971年，英迪拉又与苏联签订了被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评价为“重磅炸弹”的《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条约的签署，就像“将火柴扔进火药桶”一般，进一步恶化了印巴关系。1980年1月，当发现印度常驻联合国大使实际上赞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动时，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非常生气。美国驻印大使告诉英迪拉·甘地，“在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极具毁灭性的声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依旧经常赞扬印度，他们一直认为印度民主原则能使其成为美国的好伙伴。2000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印度议会的讲话中表示，印度民主所具有的力量是其教给世界的重要一课。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政府经常使用“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和“最大的民主国家”来描述美印长期关系。2010年，奥巴马在印度议会的一次演讲中反复强调了“两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所共有的独特联系。然后，他支持印度为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所做的努力，并建议美印两国在安理会的合作应加强“民主治理的基础”，且“不止在两国国内，也在世界”。奥巴马的安理会改革尚未实现，但从现有表现中也很难看出印度在联合国的表现能怎样达到美国预期。在2014年至2019年的联合国大会中，印度只有20%的投票与美国保持一致。就算排除美印两国分歧较大的巴以问题相关投票，这一数字也仅为24%。相比之下，法国总体上有57%的投票与美国一致。如果排除巴以问题相关投票，这一数字将上升至67%。这种分歧不应该令人惊讶：对于美国重视的国际倡议，印度常常置身事外。比如，它从没加入过美国主导的贸易协定。而且，无论是在冷战结束后，或是布什政府推动所谓自由议程期间，亦或是奥巴马提出“阿拉伯之春”时，印度对美国宣传民主的努力从来都只有口头上的支持。尽管有着种种失望，拜登政府仍继续推动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在推出自己主张时大力强调两国所谓的“共同价值观”。乔·拜登总统邀请莫迪总理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两次民主峰会，而莫迪在两次峰会上分别发表讲话。在2022年5月与莫迪的会晤中，拜登表示，美印合作建立在两国共同的“对代议制民主的承诺”之上。2021年7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访问印度时表示，“我们两国关系是如此重要且强大，因为这是两个民主国家间的关系。”2023年3月，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访印时也称赞莫迪是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远见卓识之人”，并宣称民主原则是美印两国关系的纽带。然而，印度在“自由价值观”上的政策一再另白宫大失所望。比如，2021年它与推翻缅甸民主政府的军政府保持联系并向其出售武器。印度在金砖国家等批评美西方的多边团体中也扮演着积极角色。它还持续支持俄罗斯。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前不久，印度不顾美国的制裁威胁，继续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冲突爆发后，印度在每一次俄乌冲突相关的关键性联合国投票中都投了弃权票。它还拒绝接受任何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限制，甚至在冲突爆发后，开始加大购买俄罗斯能源力度。印度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种种行径激怒了许多美国国会中的印度支持者。美国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及参议院南亚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表示，“说实话，我和我许多同事都对印度面对这一二战后民主制面临的最大威胁时模棱两可的态度感到疑惑。”“当世界各民主国家正联合起来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时，却发现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坐视不理，至少应当说是令人不安的。”印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完全有悖于其信奉的价值观，但这远远不是印度最大的民主失败。自2014年和2019年分别赢得两次全国大选以来，莫迪的印人党已经使得世人越发怀疑印度对自由主义的忠诚。印人党架空了能制约总理的机构，包括将印度文职官僚机构政治化、把议会转变成自己的“一言堂”。莫迪还不允许媒体、学术界或民间组织批评政府。比如，在2023年，政府直接禁止了一部介绍莫迪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社会骚乱中作用的BBC纪录片。自莫迪上任以来，编制全球民主排名的三大机构——民主多样性研究所（V-Dem）、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经济学人信息社（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都下调了印度的评级。印度民主的失败不仅在于其取消了对权力的制衡。印度人民党与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交集很深。该组织致力于将印度打造为纯粹的印度教国家。莫迪也是这一组织的成员。RSS于1925年以战时欧洲法西斯组织为蓝本创建。用其创始人的话说，该组织负责促进“印度教徒的军事复兴”。这一目标遭到倡导宗教自由、赞美多样性且重视少数群体权利的莫罕达斯·甘地和尼赫鲁的明确反对。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兼RSS成员会在1948年暗杀甘地。印度的专制转向给美国带来诸多难题。其中一个就是让印度变得难以信赖。民主问责的领导人需要向本国公民证明并捍卫其外交政策，这使得其决策更加透明且可预测。相比之下，专制者的决策更难以预测。此外，印度的民族主义色彩越浓，就越不安全。印度国内约有2亿穆斯林，几乎相当于巴基斯坦的全部人口，且印度有着惊人的社群冲突历史。印度压迫少数群体，短期看，是在拿印度脆弱的稳定冒险，长期看，则使其面临着屡禁不止、此起彼伏的暴力问题。内部安全挑战将减少印度所拥有的资源，限制其外交政策，影响其国际行动合法性。印度在国内施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也导致其国际行动受限。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就是动员与RSS有联络的印度海外侨民团体，游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支持印人党的倡议。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认为，印度应该成为一个枝桠茂盛的文明大国。他们想创建“大婆罗多”（Akhand Bharat）帝国——一个更大的“不可分割的印度”——在他们的想象中，印度将是北至阿富汗、南至缅甸、西至斯里兰卡、东至中国西藏的“文化统一体”。在2022年，RSS“最高领袖”莫汉·帕格瓦特（Mohan Bhagwat）宣称，印度将在未来10至15年内实现“大婆罗多”理想。他的言论引发人们对印度教“文化统一体”实际含义的质疑，甚至引发了一些地区恐慌，即“印度争取世界领导权的过程是否会像其声称的那样和平”。尽管已经充分掌握了印人党的非自由主义证据，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是在避免公开批评莫迪政府，甚至主动为其开脱。比如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在2021年宣称，每个民主国家都是一个不完美的“在制品”。据推测，这一态度是因为拜登认为，对印度政策的过度关切会破坏美印关系。拜登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印度不喜欢被批评，所以坦率地宣泄不满不会获得好结果。但美国政府现在这种虚情假意的做法也是有代价的。比如，软处理印度的专制倾向将削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倡导民主的能力。事实上，这种做法甚至会鼓励民主倒退。印度并不是普通的正在艰苦奋斗的民主国家：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当莫迪利用他和美国的关系来美化自己的民主领导人身份，甚至借此来加强其“印度教印度是‘民主之母’”（正如他在华盛顿2023年民主峰会上所宣称的那样）的自私说法时，自由主义将会迎来全面倒退。赞扬印度的民主也使得拜登难以与印建立安全合作所需的国内政治联盟。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选民，包括福音派基督教团体，都对印度国内少数族群遭受的恶劣待遇、宗教自由镇压以及新闻界扼杀感到担忧。《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其他美国头部媒体经常刊登有关上述问题的报道。其频率之高甚至促使印人党不遗余力地给这些出版物贴上“反印度”的标签。美国国内有影响力的人物也开始对印度非自由主义政策表示震惊。比如，2021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在写给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的信中要求奥斯汀利用接下来的印度之行“明确表示，美印伙伴关系在包含安全的任何领域合作都必须建立在对民主价值观的坚持之上”。如果拜登继续坚持其改善美印关系的原则，那他“不要批评印度”的呼吁可能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印度对民主的背离固然不幸，但它仍然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除了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外，印度还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拥有世界第二大军队，以及一支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印度还拥有一个庞大的核武库。与美国一样，印度也对中国深感担忧，认为中国是计划挑战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危险大国”。从这点上看，当下可能就是美印合作的最佳时机。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应该走多远。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很容易做出“帮助印度”的决定。当2020年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出现摩擦时，美国理所应当地向印度提供了急需的防寒装备及有关中国军队的情报，并加快交付此前商议好的无人侦察机。自那时起，美国官员就得出结论：他们可以更加坦诚地与印度领导者讨论有关陆地和海洋的防务合作。美国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及俄乌冲突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拉拢机会，让印度下定决心（即便不是立马）实现从高度依赖俄罗斯制造的军事装备向依赖美国转变。美印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一致性也意味着两国可以在特定类型的技术上合作。比如，美印可合作开发中国制造的信息和远程通信基础设施的替代品，以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美国另可加速基础工业投资由中向印的转向，印度也将从新经济投资中受益。但是同印度打交道，美国仍需保持谨慎。美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印度与美国合作的意愿是源自环境，而非信念，而且这种意愿可能很快就消失。毕竟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中，印度都在中国和美国间摇摆不定，还经常参与中国提出的倡议。就算发生了边境冲突，中印两国的贸易量也与美印大致相同。印度仍然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而且，许多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都倾向于接受一个印度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大国建立灵活关系的多极化世界，而不是一个由美国主导或是由中美间“新冷战”定义的世界，一个印度不得不选边站的世界。被无限期地搁置于地缘政治边缘是印度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因此，对美国官员来说，与印度的合作必须紧密围绕“中国威胁”。美印可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进行联合军演，比如2022年11月美印“准备战争2022”联合演习。美国也可以与印度进行能明确促进美国利益的交易性合作，比如以有限的技术转让或额外的情报交易换取其进入印度港口的许可。但是，如果美国政策没有能明显加强美印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时，就不应让印度从中受益。比如，美国在今年早些时候批准通用电气公司提出的与印方公司联合制造并向印度转让美国先进军机发动机技术的建议时，就应该三思而后行。短期上，更强大的印度军队可能会令美国获益。但通用电气公司与印度的交易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加强其本土国防工业水平，这与美国的长期利益相悖。美国官员心里必须清楚，印度并不是盟友。印度与美国的关系从根本上不同于北约成员同美国的关系，而且印度永远也不会追求建立联盟的关系。因此，美国不应该将其与印度的协议作为深化两国关系的基石。印度并不适合加入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类似AUKUS（该协议将帮助澳大利亚开发核潜艇技术）这样需要共享重要安全漏洞的协议。因为这样的协议只有在坚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即拥有广泛的共同价值观和理想的国家间才能安全地完成。印度对民主原则的承诺并不明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永远无法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这样的“五眼联盟”伙伴那样同印度分享情报。事实上，美国应该减少支持印度更多地参与所在国际组织事务。在世界舞台上，印度的声音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考虑到其庞大而多样的社会。但是，由于印度和美国经常在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所以奥巴马曾提出的为印度提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并不是一件坏事。美国同样应该降低对QUAD（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四方安全对话）的期待。白宫显然希望四方安全对话能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印太联盟”。但鉴于印度的身份，这根本就是奢望。四方安全对话能做的就是在亚太地区更好地限制中国，应该专注于这一任务。拜登政府必须明确阐释从基于价值观的幻想关系到承认基于共同利益的真实关系的转向。美国政府应该向印度和美国民众说明，两国间对中国的共同担忧和其他广泛的共同利益能为两国合作提供强有力的、建设性的激励。双方可以一起做许多事情，但美国需要停止为莫迪的印人党背书。美国必须停止对一个非自由主义的亚洲巨人崛起提供利他主义的资助。印度政府和民众都应当明白，其国内政治决定有可能使美印关系变得复杂且危险。拜登政府还应该撰写并发表更多报告，准确地描述印度在人权、自由和民主实践方面的情况。美国领导者，包括五角大楼决策者和高级军官都应该阅读这些报告。他们应当了解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多么不民主。撰写这些报告必须谨慎且准确，因为它们一定会引起印度外交官的不满。但拜登不需要担心美国对印度的批评会使美印合作脱轨。与同中国的边境问题不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批评报告不会对印度造成实质性威胁。如果印度和美国要成为紧密的合作伙伴，那么双方都需要学会如何处理严重分歧，而非欲盖弥彰，即使处理分歧时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美国官员可以坦率而有策略地解释美国的观点，就像印度外交官经常做的那样。许多反对莫迪政府的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当积极支持那些对印度民主缺陷的批评，向印度人权组织提供物质支持。部分批评者甚至鼓励美国用中止美印安全合作来威胁印度撤销近期的专制措施。但印度很可能会反对条件性的国防合作，进而导致支持民主的投入也不会有效果。印度难以想象的宏大和复杂使它几乎不受外界政治的影响。作为一个后殖民国家，印度在抵制、忽视或减弱外部干预影响方面颇有心得。因此，最好把加强印度民主的任务留给印度人自己。目前，美国政府仍不得不和一个令人不快的印度政府打交道。但对美国来说，这并不新鲜。为加强自身安全，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和它不喜欢的政权合作，其中便包括了美印如今共同的竞争对手。尼克松政府1972年对中国的开放是为了利用中苏间的分歧，以为美国在冷战中提供决定性优势。他成功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赌注加深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束缚了中苏边境地区苏联军队的行动，并为美国对抗苏联提供额外影响力。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具争议性。尼克松对中国的开放最终导致了大量资金从美国投向中国，中美两国也进行了多领域合作，有时还涉及国防及安全合作。这促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比于合作，美国更应该意识到，随着中国实力增长，中美两国可能出现利益分歧。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降低其期望，缩小中美官方合作的范围，甚至排除特定类型商业。事后来看，美国应当同中国合作遏制苏联，而不是参与竞争者的崛起进程。当然，印度不是中国，而且它可能永远也不会构成类似中国的挑战。而且，印度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并不彻底。尽管印度政府极力压制，但印度仍然有自由的（尽管未必公平）选举和声势浩大的国内反对派。美国人和印度人都可以也应该抱有希望，即印度的多元化社会将会把印度重塑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让其能从根本上与美国渴望维护的理想保持一致。但这并不是当今印度的情况。现在的印度由难以容忍任何异议的民族主义者领导，受制于一个不自由且愈发不民主的政党，且该党只会更严格地把控政治决策。除非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否则美国将永远无法像对待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北约盟国那样对待印度。相反，它必须像对待约旦、越南和其他非自由主义伙伴那样对待印度。换句话说，它只能在共同利益的现实基础上与印度合作，而不是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本文编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2023年6月16日文章，原标题为：India as It Is: Washington and New Delhi Share Interests, Not Values，原网址为：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ndia/markey-modi-biden-united-st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