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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环境的受害者
博物馆和所有民间机构一样，反映了它们存在的时代，而我们就生活在有争议的时代。今天的博物馆是政治战场，是文化战争、城市和区域发展议程、环境提议、地缘政治协定、劳动力组织、清洗名誉、社会意义产生的场所，有时也是用于收集、研究和展示艺术品和其他文物的场所。
阿姆斯特丹斯特德列克博物馆当代艺术馆馆长凯伦·阿奇在其2022年的书中写道："文化机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面临着功能失调甚至关闭的威胁，同时也发现自己面临着不公正、有问题的历史。比如，英国十多年来国家对文化的财政支持始终不足，许多机构被迫屈服，艰难地应对疫情期间游客人数的下降，并寻求新的收入形式，同时将自己与萨克勒、英国石油及其同类公司分开。
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是政治环境的受害者，但它们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机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来自殖民掠夺，比如大英博物馆中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因此主要文化机构的前途未卜。
今天博物馆所接受的资金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审查，汉斯·哈克的 艺术背后的生意知道科赫兄弟的艺术 (2014年),安装为 清点存货 在2023年的保拉库珀画廊,展示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广场,它的名字是臭名昭著的石油化学公司科赫工业公司的负责人这种体制不确定性的结构是什么？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古根海姆毕尔巴鄂博物馆开幕以来的26年里，建筑评论家罗文·摩尔提出的著名的"毕尔巴鄂效应"到底影响了什么，目前，瑞士洛桑大学的地理学家大卫·戈吉什维利和马丁·曼德勒所做的研究发现，盖里的古根海姆毕尔巴鄂所展示的大型文化中心的建设浪潮仍在继续。毕尔巴鄂效应是指投资文化基础设施，即博物馆或画廊，会对这座建筑所在城市的经济状态产生巨大影响。毕尔巴鄂效应的关键是其核心建筑的"标志性"本质，建筑必须非常大，有表现力且上镜，在这一点上盖里的作品无疑是启发性的。除了它们的天文预算和类型学上的相似之处，这些建筑在博物学上的表现方式至关重要。在博物馆历史传承中的创新，是要创造出一种比内容更能说明问题的结构。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里，十月艺术评论家罗莎琳·克劳斯称之为"当代资本主义博物馆的文化逻辑"，她描述了巴黎城市艺术博物馆的经历，博物馆最初的建筑是为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设计的："我们并不是在所谓的艺术面前，而是在博物馆这种建筑类型的一个奇怪的空荡荡的空间中。"在克劳斯有先见之明的文章发表后的几十年，城市里的标志性建筑大多是博物馆，而不是政府建筑或银行。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438个大型文化项目的位置，例如在过去的29年期间，仅中国的建筑就占样本的30%。2015年至2019年期间开办的150个主要文化中心中，有84个在亚洲。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资本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到中国和西亚，以及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可能理解毕尔巴鄂效应的方式。这与毕尔巴鄂的例子有相似之处：国际知名建筑师的参与和建筑本身的标志性设计，但也有关键的区别，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建成是为了重新定位巴斯克市的经济，从衰退的后现代化工业转向繁荣的旅游业，这是西欧经济学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转折点，在亚洲背景下委托机构的动机各不相同。 阿布扎比卢浮宫及其周边的萨迪亚特文化区以某种清晰的方式展示了新一代的大型文化项目，同样故事中也有一些熟悉的部分。例如，努维尔的卢浮宫设计很快成为了阿联酋的偶像，这幢建筑设计复杂的圆顶屋顶经常出现在旅游和房地产的广告中吸引投资。博物馆的展出作品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使人们对原始艺术作品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参观人数纪录仍在不断刷新。沉浸式的装置会重新思考艺术品与观众之间的空间关系。
阿布扎比卢浮宫也被称为"外交协定中诞生的第一个博物馆"。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参观了新开放的博物馆，2007年，法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了价值127亿美元的初步协议，这是两国之间外交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外交行动也涉及到法国在海湾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和索邦大学的一个国际分部。卢浮宫的战略利益超越了经济收益，当然这座建筑为当地艺术家和观众提供了真正的文化基础设施，并为法国组织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它也软化了阿联酋的外交和文化观念。 文化机构接受来自个人的资助和随后获得的声誉收益的现象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就像与艺术机构的联系一直是化石燃料和制药厂商屡试不爽的公关手段一样，国家对阿布扎比博物馆展品的投资不应完全脱离阿联酋的人权记录。阿联酋侵犯人权的行为持续不断，当人权观察组织多次报告记录侵犯外籍工人的行为时，使用博物馆来宣传"包容和多样性"的价值观会变得更讽刺。 与阿联酋不同的是，欧洲和北美的博物馆为大型新博物馆提供的国家资金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基金会和企业的介入，或者是为翻新提供资金，或者完全建设新的博物馆，比如米兰的普拉达基金会、巴黎的路易威登基金会以及威尼斯和巴黎的弗朗索瓦皮诺。法国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法国文化部资助的国家博物馆蓬皮杜中心的年度收购预算低于200万欧元。相比之下皮诺基金会购买的一件艺术品的成本超过了1000万欧元。公共博物馆和私人艺术基金会拥有截然不同的资金数量，巴斯克政府为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建设买单时，或者在欧洲各国政府向私人基金会提供的税收优惠中，公共和私人资金在毕尔巴鄂模式中的界限都是不够清晰的。目前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有一系列沉浸式的艺术体验，展示了家庭品牌艺术家的作品或展览，如梵高、大卫·霍克尼和萨尔瓦多·达利，吸引观众来到匿名的空间，这个空间足够大，由于其巨大的知名度和可复制性，更不用说其盈利能力，这些在当代文化景观中是不可或缺的。例如，目前在世界20个城市展出的梵高的沉浸式体验，展览售出了500多万张门票。这些案例中的建筑缺失意味着一种移动方式，也许这些沉浸体验会持续扩散一直到虚拟现实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在此之前，一些博物馆似乎热衷于提醒我们，它们有物理收藏品。2021年11月，博艾曼斯面包车在鹿特丹开业，在由MVDHV设计的空间后面，游客们看到了从1849年起博艾曼斯博物馆收藏的152000件艺术品。同样，伦敦东部新项目的一部分，为收藏中25万件以上的物品建造一个有用途的微型汽车家。项目预计于2024年开放，提供"全新的博物馆体验"。 如果博物馆和纪念建筑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呢，他们只是存在感不强的小体量建筑，插入在城市原有的数字建筑间的缝隙里，有可能设想的文化建筑，不需要在国家或大都市的规模上表现出经济英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