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用真实影像来对抗世界的不确定性

视频 | 纪录片放映与交流现场

图 | 纪录片论坛交流现场

主持人：

《厚街》在2003年上映时，获得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最佳新人奖”。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纪录片这条道路，而且连续拍了这么多年？

周浩：

当年拍这部片子是因为做记者做了很多年，我手上很多题材都会被做纪录片的拿去用，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我也能做，就想试一试。

其实拍这个片子的过程是蛮痛苦的，当初我连白平衡都不懂。《厚街》这部影片当时是用非常经典的一款机器，PD150拍的。PD150拍的时候，下面有时间码，几点几分几时拍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时间码是可以后期剪辑去掉的。你看这个片子特别奇怪，它的长宽比不是4:3，也不是16.9，我当时用的是磁带，导致在后期剪辑的时候，不得不从头到尾不规则地裁剪掉时间码。素材量总共才300兆左右，但是也足以让我当年的PC机每天死机十次。就是在这么一种状态下自己慢慢磨出来的。

大家看到这个片子里我署名“制作”，那时候特别讨厌“导演”这个署名，因为一直觉得我不是导演，后来想法又改变了。这个片子是凭我十年记者的经验把它给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正好那一年有云之南影展，主导的郭净是我以前很好的一个朋友，影片送过去以后，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一个“最佳新人奖”。颁奖的时候我还不在，因为当时还在南方周末工作，有5000块钱奖金，印象特别深刻，很兴奋。

主持人：

《龙哥》可能是观众最喜欢的你的纪录片之一，很多观众也在你的微博上留言，一直关注你和龙哥之间的各种故事，包括前不久你也重新联系上了阿俊。你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他们的新动态以及你们之间交往的故事。

周浩：

我跟龙哥的关系一直都还在继续，而且我也是目前为止仍然还在给他寄钱的人。这种关系很微妙，你变成了他的某种希望。所以这个钱对我来说，你说多不多呢，累积起来倒是蛮多的，现在我每个月给他寄六百块钱。

因为他父母的经济状态不好，加上这两年他妹妹肾病去世了，他也非常伤感。前段时间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去帮我看一看我的爸爸妈妈，好像是妈妈摔倒了，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问谁在大连，马上就有一个大连做放映的朋友，他的网名叫船长，我没见过他，帮我去看了龙哥的爸爸妈妈，还拍了照片。

我通过发微博，把照片寄给龙哥。我们两个有约定，有一天他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会送他回家，彼此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朋友关系。

阿俊还有联系，她状态不好，应该没有吸毒了，但是她前段时间在山东的某个城市做一些类似传销的工作。她也是性格原因，跟父母关系不好，一个人在外面。影片里，她当时跟一个长途客车司机结婚了，没领结婚证，很快也就分手了。有一天她开口问我借钱，我想她可能是在非常窘迫的状态下，于是第一时间就把钱打过去了。她说，你怎么不问我呀？我觉得，以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十年才问我要一次钱好像不为过。

主持人：

从《龙哥》到新片《孤注》，作为导演，你都介入进了片子的故事里面，想问一下如何把握介入的度？

周浩：

这个度其实要舒服，大家都不难受。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一部电影，其实是喜欢这个导演看世界的方法。我们做纪录片，其实就是把我们和采访对象的关系给呈现出来，遇到这么一个人，用影像把它记录下来，讲述我跟他交往的故事。

有时候你要想到，毕竟我们做的还是一种媒介，一种交流的方式。你拍出一个东西以后，不能让观众觉得特别尬，我不舒服，拍摄对象也不舒服，这个事情肯定是做不下去的。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中间值，或者找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所有人能接受的。

但是一方面又说，为什么要做纪录片？做纪录片其实就是，我们在看别人看世界的方法。别人看你的时候，比如我们今天耽误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进来以后大家一无所获的话，那么大家会骂导演。如果你进来以后觉得它能够拓展你对这个世界的某种认知的话，就觉得好像我这三个小时的付出是值得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探究这种边界在哪里，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直都在用摄像机在探究这种关系，只是说这种分寸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因为过了的话你不舒服，当事人不舒服，观众也会不舒服。到现在为止，我做了很多片子，其实都在找这种分寸感。你不突破，在一种模式里去制作片子，你自己受不了。但是如果你太过了的话，别人也接受不了，所以一直在找这种分寸。

我拍到现在，你们觉得好像我什么人都能拍，其实不是这样的。经验越足的话，其实每一次你都会诚惶诚恐、小心谨慎地去处理各种关系。因为你知道你有一天要面对观众，你要面对你的采访者，你一直都在探究边界在哪里。这个东西没有标准答案的，它和你内心的这种感受有关系。有的人的内心承受能力强一点，也许就给过一点，有的人内心要脆弱一点，就会往回收一点，这里没有对错。

主持人：

刚才你也说到，你们的拍摄题材基本上是所有纪录片导演里最广的。你这么多年来是怎么找这些选题，以及去开始这个选题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要达到什么程度才吸引了你的拍摄？

周浩：

其实很多选题在进去的时候，你并没那么有把握一定能够突破。但至少拍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在不断地想突破，想跟我以前看世界的方法不一样。如果你每次拍片子都跟以前是一种简单重复的话，观众接受不了。而且观众不仅拿你跟别人比，还要拿你跟你自己的从前比。如果看到一个片子没有任何突破的话，我自己也不能够原谅自己。

哪有一个导演每一部片子都是精品，但我会要求自己是这样。其实很难做到，但我会努力地要求自己，即使是一个很平凡的题目，怎么能做出不一样的感觉，其实这是我到这个年纪特别想去要的东西。

所以到底什么题目能做，什么题目不能做，其实这个没有答案的。如果你要在这个行业继续走下去的话，那你肯定得挑战自己。像跟我年龄相仿的一些国内纪录片导演，后来转向拍剧情片了。因为你到某种阶段的时候，你会陷入到一种重复中去，怎么能让自己不重复，其实是需要思考的。

观众提问1：

《龙哥》有很多你参与的部分，他们其实明显跟你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在拍摄过程中是怎么做到不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做评判的，或者是你其实有评判，但你还是可以退出来，怎么做到的？

周浩：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片子都要跳出来。我刚才说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看片子，实际上是想看这个导演是怎么看世界的。比如一个24岁的人要拍纪录片，看世界方法肯定跟我不一样，那就用你非常本真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视角去看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反而吸引我。

在每个年龄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年龄所特有的那种质感去看当下的社会，我觉得会更多引起共鸣。你也不需要向谁去学，其实好的影片就是，你去感受，把你那种感受真诚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模仿，特别我们说做电影在做艺术，所谓艺术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独有的、你自己的这种感受，这个其实是任何人做片子最珍贵的东西。

观众提问2：

在《厚街》里导演比较多的是旁观，在《龙哥》里面好像两个人的这种互动和关系会多一些。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关于友情和底线的这样一种博弈。在那个时候你们的关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如果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龙哥他当时是在做什么？

周浩：

他就是在偷盗啊。这种分寸我现在想起来，我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以后都要面对观众的。所以说我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知道我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些底线。

如果有人看过《孤注》的话，在进去之前我就给自己有一个规定，我绝对不会去问他们创伤这件事情。虽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才去拍他们的，我想看到他们创伤后怎么去面对生活的，但是我从来不会去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跟他在一起，这个故事就会以别的方法流淌出来，只要记录它就行了。所以有时候不需要你用力过猛，用力过猛反而会不舒服。所以我前面一直都在谈舒服和不舒服，这种界限其实非常值得揣摩。

我还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龙哥到底有没有吞刀片。曾经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探究一下龙哥到底吞没吞刀片”。很多人也会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重要吗？我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吞刀片了，因为吞刀片时候他还没被放出来嘛。我第二天早上再去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吐血。 几个月以后阿俊告诉我说他在演戏。后来他进监狱以后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迟疑一下回答我说，我吞了。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信息。

我把它放出来，我并不关心这个事情本身是什么，因为我是要通过这个事情来看，我拍摄对象是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这是我感兴趣的，我并不关心刀片有没有吞。而且退一步说，为什么我们思想要狭隘到这种地步？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就以为它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演绎的，其实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表象迷惑眼睛，背后的东西是更有意思的。

图 | 纪录片展映与交流现场

主持人：

相较于之前拍的影片，例如《龙哥》《大同》这种充满戏剧性和矛盾冲突的片子，再去拍关于农村议题的片子，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周浩：

我不反对拍特别平静的东西。我跟我的制片人，也就是我的太太，开玩笑说“如果我还有一年的生命，我会去哪里？我说也许我会周游世界，也许我会去一个村庄待一年时间。这好像是我真正有兴趣的事情，当然我会特别在意有戏剧冲突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所谓的“戏剧性”，我觉得很可能更考验我的观察能力，对我自己来说反而是一种挑战。所以关于这个片子，我想去挑战《一年》，但实际上好像挑战并不是特别成功，但是我觉得以后还会去做这样的题目，我并不认为它是彻底没有空间的，也许是因为我自己还不够尖锐，还不够敏感。

主持人：

《一年》里面有很多关于农村很诗意的场景，很多观众会联想到《四个春天》，片尾也看到了《四个春天》的导演陆庆屹是这个片子的剪辑。想请聊聊怎么合作的和状况？

周浩：

我跟陆庆屹很熟了。我做完片子以后，想也许他是一个蛮合适的剪辑师。但也不一定，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熟练的、职业的剪辑师。但他有些感觉是很好的，这种合作非常有意思。他投入的时间也蛮长，剪辑时间前前后后可能有一年。

剪辑师非常重要，实际上我现在合作的剪辑师李博，我们两个在某种感觉上特别接近。比如第一版我提出一个模糊的东西，在我们充分交流以后，他第二版剪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看完就说差不多八成。这部片子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就开始介入，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在做片子的时候，我建议在早期的时候就要跟剪辑师合作。

我是一个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的人，老喜欢别人说话的时候打个岔，因为我思维是发散的。但这个片子因为在沙漠里面我看不了手机，手机是没有信号的，在整个过程中，再加上我的录音师和剪辑师。他们几乎只能听懂5%的话，我实际上是全程监听，有时候身上会带一个母线来，我会随时跟他们进行语言的沟通。因为当年我自己做摄影师的时候，一直觉得摄影师一定是要监听的。由于沙漠里面男人都会戴面纱，其实很多声音是不同步的，是被我们架构出来的。所以这个片子蛮特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

主持人：

因为你大多数短片都是和平台或一些机构在合作，想问一下如何去平衡作者性创作和平台或机构的要求？

周浩：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但在我这里，几乎就没有纠结过这个问题。来的都是活，干就行了。来找我们的人，因为他看过我以前的片子，因此认同我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出发点。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交流，他也不能强迫我“这也不能用，那也不能用。”

所以我很多片子全是“定制”的片子，《孤注》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定制的片子。早期拍摄时，我从来没想到过会去电影节。做这么多年了，有信心去说服投资人说你们做的一个什么样的片子。既然能够投资，说明投资人也不是白痴，他其实还是有些价值判断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别人给拒之门外，说“我比你高，我比你高端，我看的比你多，你怎么这个都不懂？”其实这种交流方法就是无效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懂片子的人，不会特别去挑剔这些问题。反而是你自己都不自信，或者自己做不了一个好东西。你出不了好作品，又怎么去跟别人谈这个问题？

主持人：

像《大同》《书记》针对体制内的这样一些纪录片，我们还有机会再看到吗？要策划这种选题的话，它更多是机缘巧合还是什么？

周浩：

其实我大多数片子都是碰到的。别人经常跟我说什么样的题目会入你的眼？你会去做什么样的题目？

其实人生不可能是被规划的。凡是规划的事情，其实我是内心蛮抗拒的，有时候我会蛮愿意去接受那些从天而降的一些机遇。因为脑子里有无数的线头，但有时候被一个东西触发了以后，你会知道这是我要的东西。

比如说《书记》，我跟我以前南方周末的一个同事正好去他老家河南固始县去做别的事情，他当时想去喊我去拍一拍大饥荒的故事，我们上次冲着这个题目去得。因为他跟县里面关系很好，郭永昌县委书记请我们吃饭。因为我其实一直对这种政府工作的事情本身有兴趣，当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说你帮我问一下郭书记，我对他的工作特别有兴趣，我可不可以拍一拍？他说好你来，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一种机缘，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以前的主意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机会，你因此可以进入到某一个以前不熟悉的区域，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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