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罗刹海市》改编歌曲，刀郎有眼光

刀郎的新歌带火了《罗刹海市》，准确点说，是对刀郎新歌的“索隐”带火了《罗刹海市》——我说的是《罗刹海市》原著。当然，《罗刹海市》本就是《聊斋志异》的名篇，正可谓“自带流量”。《聊斋》的旧钞本里，有位无名氏批注说：“罗刹海市最为第一，逼似唐人小说矣。”虽不必视为定论，亦可知其分量之重。

我觉得，刀郎选取《罗刹海市》做歌曲主题，确是有眼光的，只是我不欣赏他那种不知所云的歌词（不论他有没有影射）。在此，我只讨论《聊斋志异》原著的故事文本。

刀郎新作《山歌寥哉》专辑封面。

《罗刹海市》作为文本，确是很有内涵的，而且还不止一个内涵。

从“故事类型学”的立场来看，它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文本，或者说三个情节：美男子马骥来到罗刹国，那里按人的相貌来决定社会地位，但偏偏美丑颠倒，以丑为美，长相越丑则越是身居高位，这是第一个情节；马骥随同罗刹国人赴“海市”，“四海鲛人，集货珠宝；四方十二国，均来贸易。……贵人自重，不敢犯险阻，皆以金帛付我辈，代购异珍”，这是第二个情节；由于在“海市”认识了“东洋三世子”，随之下龙宫，又凭一篇《海市赋》赢得了龙王的赏识，遂得与龙女结缘生子，最后马骥忍别还乡，两人遂天各一方，这是第三个情节。

这三个情节，都富于传说意味，但内涵各有不同。第一个情节，是影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世相，显然意在针砭现实，此可谓之寓言；第二个情节，在细节上描摹细腻，应当是折射了当日海上民间贸易（也即走私贸易）的实情，“东洋三世子”或有日本人的影子，此可谓之实录；第三个情节，属于所谓“龙宫姻缘”类型的故事，可视为唐传奇“柳毅传书”的升级版（男主的婚娶对象从洞庭湖的龙女升级为东洋的龙女），此可谓之神话。

因此，《罗刹海市》实为寓言、实录和神话的“大杂烩”，只不过蒲松龄手法高超，三个情节之间转接自然，丝般光滑，使人不易觉察其情节跳跃。三个情节之中，自以罗刹国的故事最具原创性，亦最具批判性，是其最受瞩目，也是理所当然的。

《聊斋》（1988）剧照。

以我所知，罗刹国的故事，至少有一个“平行”文本，见于章回小说《闽都别记》第二六一至二六三回。在这个文本里，与罗刹国对应之处叫麻喇国，远在“极西之处”。一位名叫郝元的船主及其手下四人因远航失事，漂流至彼处，“原来此番王最丑，青面獠牙，发如朱砂，凸嘴仰鼻，形状如鬼怪、夜叉；通国之男女皆然。惟他以丑作美，以美作丑，故见郝元等共以丑极为鬼，惊病”。

幸而有位番官哈拉沙，以前在海外见过中国人，才肯收留他们，这位番官显然与罗刹国的“执戟郎”对应。之后郝元在演戏时，为了扮演尉迟恭、张飞而将脸涂黑，反而因此获得麻喇国人的接受，这也跟《罗刹海市》“以煤塗面作张飞”的情节对应。不过，以下的情节就花开两朵，各有各的结果了。

《闽都别记》以福建为背景，作者署名“里人何求”，生平不详，据考其写作年代或在乾嘉之际或其后。书中所述麻喇国事，与《罗刹海市》必有同源异流的关系，而其文本晚出，因此更可能是直接“抄袭”了《罗刹海市》。“抄袭”也罢了，从文学立场来说，《闽都别记》也是格调较低的。

1946年版《闽都别记》

《罗刹海市》写马骥在罗刹国终不得志，另求出路，颇合乎世态人情；而《闽都别记》写郝元在麻喇国传授中华政教，位至国师，甚至他与当地女子所生之子，也因缘际会成了国王，这显然过犹不及，流为俗笔。还有一点，对于麻喇国的“以丑为美”，《闽都别记》的笔调只有猎奇性而无批判性，是其较之《罗刹海市》，直可谓点金成铁了。

作为寓言的罗刹国故事，还应放在更广阔的文学史谱系之中来理解。近者，有李汝珍的《镜花缘》，远者，有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二者皆假借神异以讥刺人世，兼有对异域的猎奇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与《罗刹海市》正属于同一类文体，而且都比《罗刹海市》更成“体系”。

试看斯威夫特笔下的慧骃国，马是有智慧的，而人是无理性的，故而那里是马统治人的国度，人与马之颠倒，固不同于罗刹国美与丑之颠倒，但其设喻讽世之意，则一以贯之。这种类型文学最著名的后裔，当数奥威尔的《动物庄园》。

《格列佛游记》（2010）剧照。

除了想象力之外，《罗刹海市》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这种社会批判性。

从这一点来说，我确不希望刀郎的歌是刻意影射乐坛“四人”的。《罗刹海市》是一个堪称伟大的故事，若只是利用它来嘲弄自己的私敌，无疑是对故事的“背叛”——尽管吃瓜群众无疑是乐见这种“背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