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本 | “封神”题材热议之后，探寻商族来源之谜

（以下内容摘自《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黄河水漫流在绿色大平原上，淤积出一片片沙洲，芦苇荡宛若迷宫。偶尔有人驾木筏驶入芦荡，设下捕鱼笼，用骨头磨制的鱼钩钓起鲶鱼和鲤鱼。鳄鱼在水草间露出头，发出低沉而有穿透力的鸣叫。古人认为，它们在召唤雷雨。

一大群穿着土黄或暗红色麻布短衣的外来者，从南方缓缓走近，驱赶着褐色的水牛群，甚至还有几头高大的亚洲象。大象已经被驯化，恭敬地服从主人的命令。有些牛驮载着包裹，有些拖曳着吱呀作响的双轮车。

人们在岸边扎营，砍下芦苇捆扎成筏子。水牛、大象卸下了重负，惬意地踱入湿地中。

这是近四千年前的古黄河下游，传说中的河伯部落的领地。新来的陌生人是商族，他们听说黄河北有茂盛的草场和富裕的部族，准备去那里放牧度夏，并和当地人交易。

陌生之地也意味着危险。商族人和河伯部族虽然已经比较熟悉，但从未涉足过河北的世界。当时的商族首领是王亥，四十岁左右。他决定把家眷和部落妇孺及大象留在河伯领地内，自己带男丁赶牛群渡河北上。据说，易水河部落盛产美女，王亥期待此行可以发财，甚至获得艳遇。

这是中国古史中的一段商族往事。而商族的起源，是中国早期文明中最为扑朔迷离的话题。

商王朝建立之前（学者称之为“先商”），商族人究竟生活在哪里，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对此，考古学一直没有答案。发掘工作只能显示，有一群形象模糊、落后的人居然攻灭“青铜王朝”夏——二里头，建立了商朝。

夏都二里头被外来者占领后，增加了一些外来样式的陶器，但难以解释的是，这些陶器并没有统一的风格，有的属于河北和河南两省交界处的下七垣文化，有的属于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之后，商人新建了两座城邑——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但其陶器也分为好多种风格，多样程度甚至超过被占领后的二里头古城。

上古时代，即便是同一种陶器文化内部，通常也存在着众多部落，彼此互不统属，甚至不共戴天。而来自不同陶器文化的人群居然共同参与了灭夏和建商，这委实让人难以理解。

这群灭亡夏朝的所谓商人，到底来自哪里？通过考古能不能找到他们的聚落？

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应当不太困难。比如，夏朝——二里头的创建者来自新砦；再如，灭商之前的周族人曾在陕北山地生活（碾子坡遗址），后来又迁到关中的周原，甚至考古工作者还在周原发掘出了周文王起居的宅院。

关于商人在灭夏前的生息之地，学界曾有过两种猜测。

其一，受王国维及殷墟发掘的启发，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东西说”，认为夏朝代表晋南和豫西等地的西部文化，它的对手商人是东夷，属于东方文化，所以傅斯年猜测，位于豫东的商丘古城应当是商族人的兴起之地。20世纪末，傅斯年的学术传人张光直借助美国人类学的资源和影响力，曾经和国内考古学界合作，在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地区寻找“先商”，但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其二，随着陶器“器型学”成果的积累，有些考古学者认为，夏商易代时，来自河南和河北交界处的陶器文化曾侵入中原，所以应该在下七垣文化里寻找“先商”。但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并没能找到任何稍具规模的城邑，只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型农业聚落，丝毫看不出有灭夏、建立王朝的气象。

所以，从考古上，商族在灭夏之前的定居地无影无踪，攻占夏都二里头的人的来源也很复杂。但是，对于这些考古学难以解释的现象，古人的史书里却可能藏着答案。

《诗经》和《史记》里就有商族始祖起源的传说，但也难免掺入一些周朝之后增加和改写的内容。我们先来看比较古老的。

据说，商人始祖是一名叫简狄的女子，有次在野外洗澡时，她见到玄鸟产下一枚卵，就吞了下去，结果生下儿子契，繁衍出后来的商族。上古时代，常有女子未婚生育的神话，据说这是母系时代“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特征。周族史诗也是如此，他们的女性始祖姜嫄在荒野踩到巨人脚印而怀孕，生下弃（后稷），从而繁衍出周族。

《诗经·商颂·玄鸟》对契降生的描写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长发》则是：“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有娀是简狄所在的部族，“有娀方将”是有娀氏将要兴起之意。玄鸟，喻指上帝（天）和商人之间的独特媒介，至于是什么鸟，则有燕子和凤凰等不同解释。

契长大后，脱离了母亲的有娀氏部族，建立起商族。商之名来源于“商丘”，而这个地名更古老，和代表东方的辰（晨）星之神有关。

据说，上古时代有一位叫高辛氏的半神帝王，他的两个儿子不和睦，整天打斗，高辛氏一怒之下把小儿子安顿在了“大夏”（晋南），负责祭祀傍晚的参星；把大儿子安顿在了商丘，负责祭祀黎明的辰星，由此，辰星也被叫作商星。传说的结尾，诸神已经离开大地，契开始定居在商丘，他的部族也获得了“商”之名。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左传·昭公元年》）

杜甫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商星都是黎明时在东方出现，参星总是黄昏时在西方出现，永远一东一西，所以人生分离难聚也被称为“参商”。

春秋的贵族还说，宋国是辰星之族的故地，所谓：“宋，大辰之虚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宋国的都城在商丘，而宋人是商人后裔，可见，从王朝兴起之前到灭亡之后，商丘一直和商人有缘。从神话传说时代到春秋再到今天，中国唯一没有变过的地名，可能就是商丘了。

先商的始祖谱系从契开始，到灭夏的武王成汤（甲骨文中的“天乙”），一共有过十四代首领，共经历八次迁徙：“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史记·殷本纪》）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两代人就要迁徙一次。

当然，上古先民的史事都是靠口耳相传，会经历很多简化。从契到成汤很可能不止十四位首领，也可能不止迁徙八次，但先商族人曾经频繁迁徙，这一点应当是成立的。

关于商族早期的迁徙范围，史书记载很少，而且往往超出后人的理解能力。比如商人史诗《诗经·长发》提到，商族第三代首领相土功业卓著，曾经到海外大有斩获：“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从河南商丘一带去往黄海，需要横穿江苏省，然后还要在海滨造船筏。相土时代的商族，规模还很小，难以解释他们为何要进行这种远征，而且，如果不是在海滨长期生活，熟悉航海规律，也不可能从事航海活动。

另一种可能是，商丘处在沟通淮河和黄河（济水）的水系中间，从这里乘上舟筏，向北可以进入济水和渤海湾，向南可以进入淮河和黄海。也许商族人曾经借助河网水系航行，抢劫过一些滨海人群的聚落。

关于相土还有一个传说，说他“作乘马”（《世本·作篇》），意思是发明马拉的车。这应当是后人虚构的，在夏代和商代前期的考古中，迄今尚未发现有驯化的家马和马拉车。

但在商人辗转迁徙的历程中，明显的趋势是向北方移动。古史记载，在夏朝前期，商族第六代先君冥淹死在了水里：“冥勤其官而水死”。看来他们还在过着舟筏漂泊的生活。冥的儿子是王亥，他曾带领族人赶着牛群北渡黄河，借用河伯部落和有易部落的领地牧牛——有易可能是易水流域，也就是说已经进入河北省中部。

史载，王亥生活不检点，曾和兄弟一起在有易部落淫乱（可能勾引了当地酋长家的女子），结果自己和兄弟被杀死，牛群也被有易氏占有。王亥的儿子上甲微继承族长（第八代）后，向河伯部落请求援军，终于攻灭了有易氏，夺回了牛群。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郭璞注引《竹书纪年》）

王亥遇害这段，在楚辞《天问》中也出现过。从文献的记载看，上甲微带族人复仇之后，并没有占据有易氏的地盘定居下来，而是继续漫游。

对商族来说，王亥遇难和上甲微复仇是生死攸关的事件，也是商族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后世商王称王亥为“高祖王亥”，经常单独祭祀他；而上甲微多是和之后的历代先君、先王一起接受祭祀，卜辞写作“自上甲”或者“自上甲至（某先王）”。

至于河伯，甲骨卜辞里给他的献祭也很多，有时还称为“高祖河”，也把他纳入了历代先君的谱系。有时，商王会联合祭祀河（河伯）、王亥和上甲微。比如，某个五月的祭祀里，给这三位先君一起奉献的祭品是：“燎于河、王亥、上甲十牛，卯十羊。五月。”（《合集》1182）意思是焚烧（燎）十头牛，剖开十头羊。商王还会占问：“王亥、上甲即宗于河？”意思是，王亥、上甲微会进入河伯的宗庙吗？

商末，周文王研究《易经》占算方式时，王亥事件也被他作为重要事例收入卦爻辞推演之中：

丧羊于易，无悔。（《易经·大壮》六五爻辞）

丧牛于易，凶。（《易经·旅》上九爻辞）

但史书中并没有王亥牧羊的记载。周族人原本在西部高地放牧羊和黄牛，所以，周文王可能是用自己熟悉的生活来想象王亥时代，错误地增加了一条“丧羊于易”：羊不适应潮湿环境，不适合王亥时代的商族人。这也说明，《易经》卦爻辞中的商代史事并不完全可信，周文王可能会基于西土周人的环境错误地理解商人历史。

先商族属于上古时代特殊的“游牧族”，流动性很强，以牧牛为主，而联系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竟还可以北渡黄河，说明放牧的是水牛，而非黄牛。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商族始祖契被写作“兕”，意为水牛，字形是一个人头顶水牛角。看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和水牛有缘。商族人当初生活的地方偏南，有较多水牛，不仅畜牧业收益颇丰，而且牛群也赋予商族人以机动性，可以活跃在潮湿的大平原，迁往更远的地方。

再结合考古，商族人也是一直和水牛分不开的。在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只发现过黄牛的骨骼。而到商族人灭夏之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遗址则既有黄牛，也有水牛的骨骼——水牛很可能就是商族人带来的。到商代中期，石家庄市郊的藁城台西商人遗址也有完整的水牛骨架祭祀坑，这是夏商以来水牛分布的最北边界。此外，安阳殷墟遗址也大量出土有水牛骨。当然，现在的石家庄、安阳和郑州都已经不适合水牛生存了。

游牧和农耕需要的环境很不一样。三千年以来，游牧地区多是较干旱、气温低，不适合农业种植的地域；但在夏商，情况恰好相反，当时气候比现代湿热，平原地区大多是湿地沼泽，反而不适合人类居住和活动。大禹和夏人的湿地改造只是局部的，还不能改变黄河下游的整体面貌。在这种背景下，借助水牛群，商族人恰好可以活跃在黄河下游的大平原和湿地。

古书还记载是王亥发明了用牛拉车：“胲作服牛。”（《世本·作篇》）结合考古来看，夏都二里头已经有了人力推拉的两轮车，用牛来拉两轮车也属顺理成章，毕竟牛车速度比马车慢得多，对车辆的制造工艺要求较低，王亥时代的商族人完全有可能胜任。这样，水牛群可以穿行于泥沼湿地，牛拉双轮车可以在旱地陆路从事运输，商族人由此获得了“两栖”行动能力。

除了畜牧业，商族人此时可能还从事贸易，这是流动性强的部族天然具有的特长。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材料，但有些间接证据，比如，周公在商朝灭亡之初谈到有些商族人的生计方式时，就曾经说他们牵着牛车到远方贸易挣钱孝敬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结果，本来代表贸易的“贾”字被“商”所取代。

在早期商族的畜牧迁徙和商贸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农业经济。上古时期还欠缺农田施肥技术，往往因肥力耗尽而需要休耕或轮耕，因此，商族可能会在一处新定居地停留数年或数十年，利用周边草场放牧，同时开发一些农田，所以有学者推测，商人过的是“游耕”生活。

先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黄河下游以及黄河南流入淮的流域范围内（秦汉时期的“鸿沟”水系），是一条南北狭长的湿地“走廊”。张光直已经注意到，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沟通黄河与淮河的狭长地带（近代所谓“黄泛区”）属于难以开发的湿地，一直少有聚落遗址，所以豫西和山东的新石器文化一直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而商族出世不久就已成为这片蛮荒湿地上的活跃因素。

这一地带的北端是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范围，向西是夏人的二里头文化，向东是山东的岳石文化。因频繁迁徙，商族人很难留下定居城邑遗址，但也使他们有机会见识各地的族群以及夏王朝。

繁荣的夏王朝需要东方物产，特别是海产品，而夏朝的产品，特别是一些小件铜器，如刀和锥等，则可以销往东方。虽然夏朝严密保守青铜技术，但这类小件商品的流出应该难以完全阻止。而且，商族人很可能就是在经营贸易的过程中发现夏朝有机可乘，与下七垣、岳石文化中的一些族群建立起紧密联系，逐渐形成了同盟势力。

结合二里头遗址后期的现象，可以合理推测：因夏都的王族和铸铜族群的矛盾日渐激化，二里头铸铜人应该是在危急之中联络了商族，于是，商汤（商朝开国君主——编者注）带领东方同盟各族大举西征，攻占了夏朝。但在管理王朝和青铜技术方面，商族和它的东方盟友都缺乏经验，用了半个世纪左右才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遗产，并融合各原有文化，形成了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商族。

在灭夏之前，商族人很可能已经发明了最初的文字。商业贸易需要记账和远程传递信息，而这都会刺激数字和文字的发明。在商人创造文字之前，很多部落已经有了初步的记事符号，比如，对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就曾发掘出一些刻划符号的陶片。而商族人在迁徙和贸易中与较多部族打过交道，有机会见到各种记事符号的用法，所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汇总是完全有可能积累起完整记录语言的字符体系。

在商人创造的“甲骨文”里，暴力、征伐和杀戮是最常见的字形。这是因为在国家和王朝统治秩序尚未建立的东方，部落之间充满敌意，动辄发生冲突，商人的迁徙和贸易很少能在和平氛围里进行，需要部落武士的武装保护。

有些甲骨文字显示的则是先商人的水上生活：由部首“舟”构成的字就特别多，而且很多是常用字，只是在后世的字形演变中，很多“舟”旁发生了改变，现代人已经看不出和舟船的关系。

比如，常用的“受”字（这也是末代商王纣的名字），甲骨文写作

字形是两只手在交接一条舟船，意思是“接受”。在后世，“舟”部则变成了“又”部，甲骨文的含义也就丢失了。

再比如“南”，甲骨文写作

本意是“背离”的背，对商人来说，去往北方是离开自己原本熟悉的家园。

早期商人的生活中，大象（亚洲象）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汉字“为”是常用字，其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人手牵一只大象的鼻子，说明在发明文字时，商人已经驯化和役使大象。而且，这种驯养象的习惯一直持续到殷商：王陵祭祀坑中不止一次出土过整具的象骨。

商人崇拜的神有多种，最崇高的是“帝”，此外，还有鸟，而这应该跟商族的创始神话和早期图腾有关。

在上古时代，鸟崇拜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600年）中有很多刻画鸟类图形的骨雕和木雕，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也有明显的鸟崇拜，如古国王族最高级的玉器上刻画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旁边相伴的是鸟形图案。

春秋时期，山东南部的土著小国郯国一个著名传统就是用鸟来命名各种官职。郯国国君说，自己的始祖是“少皞氏”（少昊），而少皞氏建立的国家的各种官职都是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这也是东部沿海崇拜鸟的记忆和表征。

商族始祖契是简狄吞玄鸟之卵后所生，说明鸟是天帝和商人联系的纽带。《山海经》这样记载商族第六代首领王亥：“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看着很含糊，难以确定是人要吃鸟的头，还是鸟要吃人的头，但王亥和鸟的联系在甲骨卜辞中有证据：“辛巳……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合集》34294）其中，“亥”的甲骨文写作

这条卜辞占问的是王亥、上甲微父子是否和河伯在一起，以便商王举行合祭。其中，“亥”字有非常明显的鸟形，而那些与王亥无关的，比如地支记日之“亥”，则不会有鸟形。

《易经》中也多次出现过鸟。周人和商族起源不同，并不崇拜鸟，但在创作《易经》时，周文王引用了一些与鸟有关的商人历史掌故，如《旅》卦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这条爻辞涉及王亥在有易氏丧牛和被杀之事。“旅人先笑后号咷”是关于王亥旅行在外的遭遇；而鸟巢被焚毁，则象征王亥的命运。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发现《易经》里隐藏的这段掌故，直到民国时期才被顾颉刚（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编者注）破解：“丧牛于易”是说王亥在有易氏部落遇难，牛群被夺走。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商王祭祀“鸟”的内容，如焚烧“一羊、一豕、一犬”和“三羊、三豕、三犬”献祭给鸟，但不知道接受祭祀的是随机飞来的野鸟，还是商王专门饲养的神鸟。此外，商王还多次从鸟鸣中占卜吉凶。

《史记·殷本纪》记载，某次祭祀商汤时，一只野鸡落在鼎的耳上不停鸣叫，高宗武丁非常紧张，大臣祖己趁机发表了一番道德说教，最终“（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此事的道德元素应是后人添加的，但野鸡引起武丁紧张之事应当有原型。只不过，这需要放在商人崇拜鸟的背景中才好理解。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曾出现“玄鸟妇”三个字，可能是通灵降神的女巫，负责在王族祭祀中召唤玄鸟之神降临。

那么，商人这种崇拜鸟的宗教对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

其一，在甲骨卜辞中，有多条商王捕猎野鸡“雉”的记载，但未见捕猎其他鸟类，而且从来没有用禽类和蛋类献祭或食用的记载。其二，在商人的遗址和墓葬中，食用家禽的现象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的确比较少。殷墟宫殿区灰坑中曾发现猛禽和孔雀的骨头，王陵区的少数祭祀坑中也有猛禽骨，可能是王室豢养的猎鹰和珍禽，但不清楚是否有供奉崇拜的神鸟之意。总之，商人对禽和蛋的禁忌要多于别的族群。

在甲骨文中，最神圣的是“帝”字，写作

这一短横在现代汉字中演变成了点，所以现代的“帝”字，其实是甲骨文的“上帝”二字。

不管“帝”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关键肯定是神圣之意。作为一个偏旁，它也被用于其他带有神圣含义的文字，一般只保留上半部分的倒三角形状。比如，龙，甲骨文写作

“玄鸟妇”铭文拓片（图片由出版方提供）

殷墟出土的武丁夫人妇好的墓，就随葬有多件龙凤造型玉器，而且龙和凤头上都有如甲骨文中的角（帝字头），特别是354号标本，“为一龙与怪鸟的形象，颇似怪鸟负龙升天的画面”：龙头上有一只“角”，怪鸟则有两只。此外，妇好墓371号玉器是跪坐的人形，身上雕刻出衣饰花纹，身后伸出如同羽毛的鸟尾。这些玉器可能都反映了商人对鸟的崇拜。

商族人有奇异的来历，他们开创的王朝也注定不会平凡，特别是王朝建立之初，产生了诸多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奇迹。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著者：李硕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扫码探究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