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典当行的人，生活早已没有退路

你会在典当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失落的、得意的、焦急的、难以理解的。年轻的母亲掏出几只K金首饰，说托儿所要交一千块学费。踩着拖鞋的啤酒店老板骑电动车远去，赶在最后期限凑齐了房租。纹着花臂的青年刷着短视频，续上了第102次续当费。沉迷玩牌的老太太哭喊着要剁手，却还想当得更多本金，逆风翻盘。年轻的男女叹着气卖掉不断贬值的奢侈品，换取微薄的生活费，可欲望总会在某个时刻膨胀，而后继续消费、典当，陷入循环。

在北京市广内大街的分岔路口，典当行紧挨着一家首饰店。深红色的招牌写着“天祥典当”四个大字，推开玻璃大门，不到五十平米的空间被叫得出名字的奢侈品填满，墙上的货架摆着Gucci腰包、LV斜挎包和劳力士手表。黄金、玛瑙和翡翠首饰陈列在下层的柜台。这看起来就像一间普通店铺，唯一的例外是，所有东西都是二手的。更确切的说法叫做绝当品，当人们无力赎回时，它们便被留在这里，被标上更廉价的价格，等待出售。

穿过柜台，典当窗口藏在背后。透明玻璃阻隔了窗口内外，底部留出大约30厘米的空隙以供交易。在这里，人们拿出尚存交易价值的物品——最保值的是黄金，钻石翡翠贬值得厉害，奢侈品是近些年才开展的业务，年轻人通常只能舍弃手机、笔记本或iPad——换取当下更为需要的东西。

人们往往很难说清，自己是如何沦落到这一步的。典当就好像蜘蛛网最边缘的脉络，在银行的信用体系之外，在互联网的金融借贷系统以外，托住了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和那些窘迫的时刻。

这家典当行已经开了二十年。更早之前，它位于某国企居民区里的底商，两旁分别是房产中介和理发店，“没什么竞争性”，也没什么客流量。为了生存，一年前它搬到马路边，前后一公里的道路两侧分布着至少三家写着“黄金回收”或“民品典当”的竞争对手，人明显变多了。四位典当师和两位出纳成为店铺的固定配置，但不用全部到齐。每天踏入典当行的顾客不少，真正办理业务的只有三四个。更多的时间隐没在无尽的等待和闲谈里。

即便是最擅长和人聊天的典当师，也很难回答好奇者的疑问，怎么会有人缺几百块钱呢？类似的生活经验似乎离大众的视野无比遥远，日常聊天、社交网络，或新闻报道里都不会出现。也可能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吧，典当师想，这是个秘密，没有人愿意暴露生活脆弱的那一面。

失意者

大部分时间，这间屋子被失落填满。一位退休的老太太曾拿着原价十多万的宝格丽戒指来到典当行，紧接着，不起眼的帆布袋里掏出了卡地亚的珠宝、LV的包包。这些物品的主人，是她的女儿和女婿，一对做跨境旅游的夫妇。早年间，他们是各大机场免税店的常客。但收入很快开始下滑，业务近乎停止了。

起初，他们试图找过工作，女儿当日语家教，女婿在药房做店员。但这难以支撑他们在北京的支出。现在，老太太拿着奢侈品来到典当行，受限于品牌和系列，原价几万块的东西如今只能换一两千，但没办法，当务之急是给小孩交学费。“给我1000块钱，我也得跟她（女儿）说到2000块钱”，老太太说，多出来的部分，自然从她的退休金里出。但只要生活还在继续，这就是个无底洞，更多的钱她也无处可寻。

在典当行，对生活的退让如此显而易见。一个男孩将刚买半年的苹果手机留在这里，这可能是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它曾承担的一切功能，将由一部廉价的老式机替代。一位年轻的母亲，拿着结婚时的K金首饰来到这里，先是几百块，金额不够。下午又来一趟，凑齐一千块，给孩子交托儿所的学费。在公交系统上班的两口子卖掉了结婚时的金首饰。附近物业工作的男人拿switch换了一千多块钱——这些都是典当师郭路遇到过的人。

郭路今年34岁，北京人，常穿一件印着“天祥典当”的深蓝色短袖。他大学刚毕业就来到这里工作，如今已经十多年了。这毕竟是一份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圆滑的沟通技巧极为重要。他自称是这里的交际花，“下到三岁上到八十，反正都能聊”。

今年夏天，他接待过一位当户，40多岁，是个临期食品商店的老板。那天下午，他踩着一双旧拖鞋，骑电动车前来，头发随意地勒在脑后，看起来几天没洗了。进门便借了一只充电宝，先是跟妻子打电话报备，十多件首饰和一个包，总共换了四万多——相比购买价格，这不是个令人愉悦的数字。电话那头传来并不清晰的女声：当呗，不值钱就不值钱。中途还接到几通催债电话，听筒里的声音扩散到狭小的空间里，在典当师的沉默中显得格外突兀。挂断电话后，他尴尬地解释，“今天我必须要有钱，把房租交了，不然店子就让人拆了”。

后来，郭路又在典当行见过他一次。那天男人开车前来，郭路跟他提了一句，这里也能典当车子——这是生意人们常见的选择。男人冲他摆摆手，“车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了。”

人们视之为珍贵的东西，在不同境遇下发生着改变。如何对待被典当的物品，这件事情关乎欲望与人性，也关乎情感与陪伴。两年前，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太太在典当行留下一枚戒指。她70多岁了，肉眼可见的虚弱，颤颤巍巍地拖着一辆买菜车，用戒指换了一笔钱。

临近截止日期时，她失联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人们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联。但为了避免后续的纠纷，典当师们还是会尽可能找到对方，确认物品是否保留。再联系上时，郭路才得知，她前段时间去做了手术，如今还在医院，没有网银，也不会线上转款，“我建议她别要（戒指），因为年利息也不少”，如果赎回，要补近15%的利息。另一层原因是，公司也会考核典当师的业务进度，超出当期两个月以上还不绝当，便要扣奖金。

“她说不行，这个东西对她很重要，是老伴留下的”。

最后，郭路帮她把戒指留了下来。等她出院补齐利息，把东西赎了回来。“公司也还好，没有扣我奖金”，郭路说。

野心家

故事并不全是黯淡的。欲望、不甘和侥幸交织着，典当行几乎是所有底层野心家的汇集地。从当户们换得巨额资金，踏出典当行的那一刻起，没有人知道，他们即将面临的是顺利翻盘，还是漫长的失联。

典当是最宽容的融资手段。郭路想起一位客户，穿着朴素，接近60岁，每次来只当一辆宝马328，按二手价格拿到20多万，两个月后把钱还上，“从来不用催息费”。隔一个月又如此重复。这类人是典当行的常客，典当师将他们统称为“做工程的”，至于到底是包工头、矿产承包商，还是炒房的人——这涉及到赚钱机密，很少有人会跟你详谈。

“他们要不停地接工程，不停地去垫钱，等结账之后富了一段时间，马上又接了一个项目，又得自己去垫钱”。因此大多数人也不会只来一次，借钱、还款有各自的规律，若是突然失去了联络，要么是暴富了，要么是跑路了。

那位宝马车主也曾短暂地失联过。截止日期近在眼前，他却没有如往常般还款。郭路发去微信，没有回复，短信、电话也联系不上。隐隐的不安出现在心底，“我以为他跟那些客户一样不行了”。

但故事最终在失控边缘掉转了方向，“突然一天（他）就回来了，全赎走了。”

在取车路上，车主讲述了自己惊心动魄的投资。起初，他认识了开采金矿的人脉，除了这辆宝马，他近乎把自己所有身家都投入了进去。但在开采时，他却傻了眼，时间、人力、资金已经全部投入，却毫无收获。研究过后，他们发现开采方向出了错，换了方向，“哗啦”一声，挖出了“半山金子”——“我下半辈子不愁了。”男人在车上重复了好几遍。

入行十多年来，相似的发家致富故事，郭路见证过几次，“最开始借了十几万，后来借到几百万，还打算要借上千万”，这是一位炒房的客户。还有个拉土方石料的人，“刚来的时候就一辆车，后来家大业大了，宾利、劳斯莱斯，跟看车展似的。”

但更多的样本无从讲述。和当事人的交集暂停在再无回应的信息，而后物品被绝当，摆上柜台，超过十万块的东西进入拍卖流程。这又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了。

典当师们曾离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无比接近，但也仅仅止于“接近”。2020年初，一位当户带着几根金链子来到典当行，要换五万块钱去买期货，据说当时原油的价格只有原本的三分之一。年轻的典当师燕妮至今能记起那人的语气，他说今天必须得买，太合适了，“说话都带着兴奋劲儿”。

相比开采金矿、承包工地，或者炒房，这算得上是对普通人而言，可操作性最强的投资。来者甚至毫不吝啬地展示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分析数据——你看，它确实在一个罕见的历史低点。两年后油价上涨的新闻似乎也映证着曾经的预测。

可惜没有人敢真正入场。“保守”是典当师们最常提及的词汇，他们看到的故事支撑着他们的谨慎。

2017年，一位做蜜蜡生意的男人典当了一批镯子，换得本金来采购更多琥珀。但价格很快下跌，甚至不到原本的三分之一，最后十几万的货物全都砸在手里。开采矿石原料的珠宝商把房子、车子、首饰等全部身家抵押到典当行，结局是开采失败，人间蒸发。

还有个开棋牌室的老板娘，她长得像周星驰电影里的包租婆，一头卷发，性格豪放，带着早年间积攒的黄金前来典当。如今因为无法聚集，棋牌室开不下去，据说她之前开的茶楼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倒闭。

如果说典当行的故事有什么特性，那或许是“总能看到别人的失败”。燕妮每天都在接触生意人，错综复杂的规则足以让她退却。唯一能够确信的事情是，这个行业的坑太多了。有时，遇到生活不如意的人，郭路还会开导他们，“起起落落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捡漏的机会太少了”。又或许，落败才是人生的常态。

“投资谨慎，就会错过一些商机”。但在触手可及的财富故事面前，在原油价格落到低点的时刻，会不会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呢？燕妮说，“如果我们跟别人说了，别人买了可能就赚了，是吧？”

“不能直接告诉人家

你这东西不对”

在典当行工作，一条默认的规则是，“不能直接告诉人家你这东西不对”。

这源于典当师们长久以来的工作经验。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真心实意地拿着假货试图浑水摸鱼，现代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消灭了这种可能。而当人们怀着笃定前来典当时，得到一个无法如意的结果，巨大的心理落差便格外难以承受。

有时是被人欺骗。燕妮举了一个例子。那时她刚做典当师，一位中年男人拿着块百达翡丽的手表前来鉴定，如果是真货，它的价格至少上百万。但东西显然不对——表盘内外的鉴定点都是假的，她以为这是朋友送他的礼物，无关紧要，很快便得出结论，“你这表不对”。

结果对面的人“脸唰就白了”，搭在柜台上的手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吓死我了，别出事了”，燕妮脑海里当即冒出这样的想法，她开始谨慎地询问这块手表的来历。在对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她逐渐补全了这个故事：别人欠了他40万，用手表来抵债，结果表是假的，钱一分也没有要回来。

更多关于欺骗的情节，发生在直播间。时常有人（通常是老年人）背着一大包黄金或翡翠镯子来到典当行，东西当然是假的，但也无法退还了。最终在典当师疑惑的注视下，交代出一个惊人而相似的答案：直播间99块包邮。类似的套路已经被典当师们拆解过无数次，“美颜滤镜一加物品就天差地别了”“直播间里有那么多托”“99块这么一堆，这不可能”——但老年人还是会信。

并非所有情况，都能用上当受骗或跟不上时代发展来解释。

最常拿着直播间的东西，来到典当行的人，是一个年轻小伙，20多岁，身材干瘦，有点社恐。每次办理业务时，“他不会去看你的眼睛”，视线通常垂向地面。他来的频率超过所有老年人，“一个月会来一两次，永远是那一家的东西”，至少盒子上印着同一家的logo。他每次前来，似乎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确认的答复，“你看这个值吗？”然后带着并不满意的答案落寞离开，隔段时间再来。

燕妮试图劝过对方，每次千八百块花得不值得，但男孩从来没有听进去。后来她想，也许“他是特别相信那个主播”，又或许直播间的购物更能给他安全感，“毕竟不用面对面，你也不需要和别人交流。”

面对假货，典当师们已经养成了许多委婉的话术。“我会跟他说这个东西我看不太好，能力有限，建议您找个机构去复检一下”，或者干脆说“这东西我们不收”。

但也有例外。在那些反复被骗，拿着批发来的黄金、翡翠来到典当行的老年人面前，燕妮会忍不住插手，“他被骗了好多钱了，我必须跟他说这些东西是有问题的，一定要注意。”

或许这让她想到自己的长辈。她的爷爷、父母和家中长辈都不同程度受过骗，旅游景区买首饰，地摊淘古玩，最夸张的一次花了几十万买古玩，“你这是个坑”——她看得出真假，很难坐视不管，却几乎没有劝阻成功过。家族长辈们更普遍的反应是，“我要发财，你挡我的发财路了”。

“拽别人上岸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典当行。燕妮接待过一位大爷，来过好几次，看起来上了年纪，“他可能脑子不太好，老年痴呆或者什么的吧”，每次都拿着一批黄金或镯子前来，“都是假的”。燕妮很快给出结论，这东西我们不收，但事情通常不会在这里结束，大爷显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总要跟她再磨很久，最终无功而返。

那天下午，燕妮花了两个多小时，跟他讲述如何辨认真假，“我说你听这个声音‘吧’，那个‘哗啦’，真的黄金的声音是闷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对方也耐心地坐在窗口对面听着，过了会儿迟缓地反应道，“哦，声儿是不一样”。

在讲述的间隙，大爷接了一通推销电话，电话那头的人渲染着新产品的价值。燕妮猜测，这或许就是那个诈骗的人，这次他总不至于被骗了。结果大爷听完一通讲述，又毫不犹豫地上了钩，“什么东西，发我照片看看”。

燕妮心想，完了，两小时白费，下次还得接着上当。

在这个地方

对人的期待不会太高

人总需要一个出口，很多时候，典当行便成为那个选择。人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脆弱与不堪摊开来讲，即便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全然陌生的典当师。

宣泄者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唉声叹气地诉说，不知道冲着谁谩骂，还有人“每次来必哭”。燕妮不擅长应对这样的场面，她能做的往往只是默默递上纸巾。但她能够理解那些全盘托出的倾诉，“我们已经见过他最低的姿态了，他也不在乎跟我们讲一些更低的东西”。面对更亲近的人，反倒难以开口。

但坦诚并不真正意味着什么，共享过痛苦而成为挚友的情节也不会发生，“肯定要有距离感，因为相识就很怪，你还要催债”。人是会变的，漫长的职业经历早已教会了典当师这个道理。

当关系牵扯上金钱时，撕破脸皮的情况经常发生。郭路曾在深夜12点给客户拨去催债电话，这个举动似乎有些失礼，但在此之前的无数个日夜，“我发微信也不回，发短信也不回，突然翻朋友圈（发现）跟哪儿喝酒了，你这会儿肯定开着机，我必须马上给你打电话。”

整个历程中，称呼上微妙的变化，或许最能凸显出关系的降温。最开始是客客气气的“郭经理”，后来变成“小郭”，等到彼此的耐心彻底耗尽，对方接通电话，破口大骂——姓郭的！

郭路也只能强势接招：您终于肯现身了啊？

身为典当师，和顾客互相拉黑、冲突争吵，或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都会发生。“我对人的期待不会太高，”燕妮说，“人性就这样，不能指望他已经惨成这样了，他还能对你（如何体面）”。

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是最聪明的相处法则。六月的一天中午，天气燥热，郭路在典当行附近的餐馆排队买盒饭。他偶遇了一位熟客，上个月，那个男人先是在店里当掉一个华为笔记本，换了5000块，后来又拿来一只三星折叠屏手机，验货时，郭路在储存空间里发现了许多一家三口的合照。而此刻，那个人正排在郭路身后，他身旁还站着照片里的小女孩。

偶遇是经常发生的事，但典当师们通常是远远地看到了人，便把脸别开，“我怕他尴尬，他也怕我尴尬。”

那天中午，郭路始终保持着沉默。“我都没敢跟他说话”，像是人群中凑巧排到了前后的两个陌生人，两人都默契地没有开口，等待排到自己，而后自然地离开。就像他们从未相遇过一样。

作者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Jess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