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尔留学游记（下）

从Ahuano去下一站Cuenca有两个选择。一个是10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另一个是回到基多，从基多坐一个小时的飞机。我本来觉得坐汽车可以沿途看看当地的风景和民情，但是在网上查阅了前人们的评论后打消了念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车上和路途中的卫生条件不好，二是治安情况不可靠。

回基多的路上有一小段山路的靠外一边塌陷，两边的车子都只能走里面的半边。虽然沒有人维持秩序，两边的车也是有序地排队，沒有你争我抢。我生怕这个意外会耽误飞机，也顾不上这样的路况是不是还安全。车里乘客只有摩门姑娘、花妮和我。

摩门姑娘要继续留在基多。我和花妮上了去昆卡的飞机。

那天是2月3号。我们在昆卡出机场时，有人在出口发口罩，每人一个。我拿了就塞进了包里，没多想。没料到一个多月后还真用上了。

事先我被告知从机场到我的主人家出租车是2美元。可下车时，司机说是4美元。好吧，幸好不是20变成40。

按门铃后，主人出来了。她看到我，连声道歉，说学校告诉她我明天到。她还递给我她的手机，叫我看上面学校给她的通知。不知哪个粗心鬼，真的是写错了日期。本来她应该像花妮的房东那样去接机的。

主人家是一栋三层楼，离市中心走路10分钟。他们家是做生意的，一楼就是办公室、会客室。二楼的一半是厨房、饭厅，另一半是主卧。三楼有三个卧室。他们儿女各一个，第三个就租给我这样的留学生。每一层都有卫浴。

放下行李后，我去洗澡。刚淋上洗头液，满头都是泡沫，突然热水变成了凉水。我等了十几分钟，还是沒有等到热水，我只好冲了个凉水澡。过后和房东说起，她说需要在什么地方调节一下热水器的机关，又连声对不起，因为事先沒有告诉我。

然后，我用她家的洗衣机把前两个星期攒下来的衣服洗了，晾在阳台上。这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晾衣服。没想到这是预热演习。两个月后，因为疫情，我家附近的洗衣房全部关闭，我只好在家里手洗衣服，然后搭晾衣绳晾衣服和被单。

晚饭时，饭桌上并沒有她的家人。但见到了一对美国加州来的老夫妇。他们是在昆卡的一个民间机构志愿教英文，同时也学习西班牙语。当然，我们虽然都说英文，但却必须通过西班牙文交流，这是学校的规定，我们也乐得自觉遵守，毕竟远道来学习，不能虚此行。

老夫妇听说我原籍中国，连声夸赞中国：中国的光速发展速度，中国人民的友好，等等等等。最后居然总结道：美国如果像中国那样就好了。我接着他俩的话说：“那您两位应该去中国安居呀？”他们很遗憾地说：“想是想，但是中国话太难学了。”我心想：不懂中国话恐怕是个福气呢。

女主人在得知我俩同岁后，惊呼我身材保持得好，要我传授经验。我只有两个很粗浅的所谓经验。一是经常锻炼身体，二是多吃蔬菜、少吃粮食。说到这里，我看了看眼前主人给我们大家的份饭。一个盘子中米饭占了一半，另一半是豆子，上面盖了一瓣西洋菜叶子。我说：“我们中国人的盘子中，主要是蔬菜，米饭只是少量。我们喜欢有叶子的蔬菜。”她似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我明天多加点菜叶！”

第二天，女主人把原来的一瓣菜叶增加到了两瓣。

女主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饭后我跟着她去了教堂。虽然绝大多数的话我还是听不懂，但这一个小时教堂的圣洁气氛可以对心灵起到一点疗愈作用。

主人听说我要染头发，就推荐了她的好友。这个好友原来有自己的理发店，近年生意不好关门了，现在有时候上门服务或在家守株待兔。我很乐意当这个雪里送炭的兔子。

好友的活比较粗，染发剂不只是在我头发上，而且也沾到我的前额和耳朵。好在都能清洗掉。洗头也不是在洗脸池里，而是像中国家庭洗拖把的地方。幸亏把头弯这么低对我来说并不费劲。

女主人买来一个厄瓜多尔的国瓜guanábana（刺果番荔枝）给我们尝。加州白老头忙伸手挡住女主人的盛情，说临行时他的医生交代过，南美的水果不卫生，只有香蕉和橙子是可以安全食用的，所以他除了这两样，其它水果一律不吃。女主人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不过，白老头毫无觉察。我后来发现，像这样抱着圣母婊情怀去帮助他人的白人，骨子里往往瞧不起被他们帮助的人。   

我一直坚持沒有取洋名。但发现这样在旅行中很不方便，毕竟中文名太生涩难记。这一次我想取一个西文名字，但一直没能认准哪个名字。直到昆卡一站，我终于决定叫Luz了。理由有二：一是这个拼写和我的姓氏差不离儿；二是Luz的意思是“光”，我生命需要的重要元素，也希望自己就是个发光体。但当女主人介绍她的名字就叫Luz后，我觉得互相叫同一个名字有些滑稽，只好推迟使用这个西名。

学校在市中心一个老式的西班牙庭院里。我的老师叫Miriam，年纪30左右，身材匀称，举止端庄。面貌和善。有一半的课时教语法，另一半自由谈话。此时正好新冠疫情的消息不断传来，因此大半的话题绕不开中国和新冠。

我的老师对我的母国印象极好，在她的心目中，那个雾霾大国简直和天堂相差无几。我很奇怪这是哪里得到的印象。她说这里天天播放神洲的纪录片，都是那里看来的。原来如此啊！都说厄瓜多尔人好诓呢，果然名不虚传。

她对美国印象很不咋样，因为她去过纽约，看到过纽约脏乱的街头。另外，她也反感美国扮演的世界霸主的角色。

我有个坏习惯，喜欢给别人呈现她忽略或不知道的另一面景象。当最后她的观点起了变化之后，我发现我的西班牙语算没白学。

我对Miriam说，千万不要让人家把你们的青山秀水都变成冒烟的工厂。她点了点头。

Miriam每天从一个半小时远的乡村开车来城里教课。她本来可以在城里租房子住，但家里有一个80岁的老父亲需要人照料。Miriam有5个兄弟姐妹，但他们有的在纽约，有的在意大利，父亲身边只剩下她一个孩子。孝顺的Miriam每天早上起来先挤牛奶，把早饭做好，然后来上课。有时上完课回家，还要开车送多病的父亲去看病。

Miriam每天要工作8小时，除了上午教课以外，下午还要和花妮的老师一起陪我们进行文化之旅，包括参观名胜古迹、逛农贸市场、品尝传统食物。

疫情到达厄瓜多尔后，Miriam才有了闲暇的时间。我时常看到她在脸书上晒和朋友们远足的照片。每次都有一、二百人点赞，人气很旺。

另外我也注意到，她照片里都是女朋友，并沒有那个男士出现。她曾经跟我抱怨过，有一个男人和她谈了几年的恋爱，但他始终沒有和已经分居的太太离婚，所以她和他迟迟结不了婚。她问，如果我处在她的境地，我会怎么办。我毫不含糊地说：“分手！“ 她说她也是这么决定的。她过去总是不坚决，但希望这次能够履行自己的决定。

我从她照片上舒展的笑容猜到了后来的结果。我希望善良的Miriam找到一个懂她和疼她的人。

我非常喜欢Miriam的课，她的条理很清楚。疫情期间得知她有网课，我曾想继续上她的课。但当时我对何时能够再次出国感到极其悲观，失去了学外语的动力。现在很久不用西语，已经忘掉很多。

我们在荒野漫无目的地游走着。突然感到脚下土地松软，半只鞋陷了进去，忙拔了出来。该不是沼泽地吧？问导游该往哪个方向走，谁知他摇摇头，说他从来没来过这里，也不知道怎么走。正在我们大眼瞪小眼的时候，一个年轻白男疾步从我们身边走过，他在前面拐了个弯，消失在树林后。我想他既然能走，就也向前又走了一步，还是陷了半只鞋下去。花妮开玩笑说：“那个人该不是已经掉进沼泽地里了吧？“ 由于沒有听到呼救声，那个人应该是安全的，但我们胆小怕死的，决定不去探这个险，而是打道回府。

就在我们即将出公园时，在纸树林里看到对面来了一个亚裔姑娘。她是独自旅行的日本人。我们告诉她“沼泽地”的情况，她笑笑说不怕，她什么情况都经历过，很有经验的。对这些孤勇的旅行者，我只有膜拜。

在一个饭店吃午饭时，我看到窗外的鱼池里有人钓鱼。导游解释说这些鱼是养来给城里人钓着玩的，他们可以把鱼交给饭店烧了吃。原来这里也有“农家乐”项目呢。

我点名要Canelazo，安第斯山脉的特色酒，原料是蔗糖。它和川东的呷酒（又称咂酒）味道有些像，虽然后者的原料是高粱。旅行中，我常发现各文化之间的很多相同点，比如都有炸面团，当然各有各的炸法。中国南方有油条，北方有油饼，意大利有Zeppole，法国有Beignet，西班牙（和西班牙殖民地）有Churro。美国的麦当劳曾经卖过油条和Churro的合体，后来大概是因为四不像而卖得不好。我在昆卡学校的隔壁小店吃到了厄瓜多尔版本的“粽子”，当地人叫Quimbolito。

导游要来一大杯子的Canelazo。我说这怎么喝得完，他说喝不完可以带走。后来，他果然把剩下的酒全倒进一个空瓶子里带着。

把我送到家门口时，他并沒有着急回家，而是把瓶子拿出来，再拿了两个杯子出来，把酒全倒了出来，说咱们全喝了吧，不然他带酒回去会被他太太骂。哈哈，我何乐而不为，干杯！叫他开车慢点，别撞到别人。

后来见女主人没提到他什么事，应该是安全到家了。

第二个星期六我们去了印加帝国的废墟Ingapirca。离昆卡一个半小时车程。这是厄瓜多尔境内残存的最大印加帝国废墟。有一个塌了一半的太阳庙。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食品市场。外面的廊檐下挤满了烧烤的摊子。都在烤豚鼠。烟火气十足。导游给我们各人买了一只烤豚鼠当午饭。

烤豚鼠是厄瓜多尔的特产。Miriam后来跟我说，她在纽约的嫂子特别想吃烤豚鼠，有一次Miriam去探亲时嫂子特别要求她带几只生豚鼠过去烤。Miriam把剥好皮的豚鼠塞在行李箱中，到了纽约后发现她的衣服都染上了豚鼠的血。讲到这里，Miriam顺便把她嫂子数落了一通，说她总是提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每次都要她带很多东西过去，当她像搬运工一样，她后来都不敢去纽约了。

路上经过一条清澈的河，河那边有很多人在扎帐篷，有人在钓鱼，也有人在戏水。导游说，这是城里人来乡下度假过周末。

加州老夫妇见我这两个周六都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就也放心地雇了这个导游大叔。出发前，白老头把自己从头到脚掩埋在厚厚的一层防晒霜里，活像一个重度白化病病人。

我们在昆卡看到很多巴拿马草帽。深入追究，发现巴拿马草帽实际上是厄瓜多尔特产。一个多世纪前挖巴拿马运河时去了很多厄瓜多尔民工，他们都戴着这样的帽子。后来帽子在巴拿马流行开了，被人误以为是巴拿马人发明的。不过厄瓜多尔人也不计较，”巴拿马草帽“就”巴拿马草帽“呗。¡No importa!

本来，我们4个星期的游学套餐里，除了基多、亚马逊、昆卡，还包括一个海滨城市，可以学习冲浪。我和花妮水性不好，玩冲浪有点勉强，所以选择在昆卡多待一周。这也是因为我偶然发现昆卡原来是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

图：Catedral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

昆卡在印加帝国时代名为Tomebamba，是印加帝国首都Cuzco的陪都。后来被西班牙人征服后，改名为征服者家乡城市的名字昆卡。

现在，城边上还有印加时代的废墟以及一个博物馆。Miriam指着墙上的地形图，骄傲地说，“厄瓜多尔虽小，但我们有海岸，有山地，有丛林。“厄瓜多尔的确资源极大丰富。那个著名的自然保护区达尔文群岛Galapagos就是在厄瓜多尔境内。

博物馆旁有一个音乐厅。周末的古典音乐会是免费的。来享受这一活动的基本上都是来这里安度晚年的北美退休人士，操着美音或加拿大音英语的老头老太太。

多亏了厄瓜多尔的不发达，所以才有这个古城几乎不变样地存留下来。

当后来美国在如火如荼地“破四旧”时，Profesor Loco对此很反感，他说厄瓜多尔人很尊重历史，他们很多人都是mestizo，血液里都流淌着西班牙人祖先的血，他们不会把这些殖民者的雕像推倒。其实很多美国人也一样，包括黑奴的后代，现在找不出几个沒有白人的基因。

如果沒有那次“解放”和后来的“史无前例”，北京一定也会是世界文化遗产古城。

离开厄瓜多尔前的最后两天我和花妮去了Guayaquil，离昆卡4小时车程。这个城市给人感觉非常忙乱的样子，不像基多那样淡定，也不像昆卡那样宁静。

我们在居民历史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Santa Ana Hill乱逛的时候，遇到在自家屋前闲坐着打发时光的一对老兄弟。他们见到我们很兴奋。弟弟话很多，说他们已经过世的妈妈是中国人，说着就走进杂乱的小屋里拿了一张画像出来。是一个长得挺秀丽的中国女人。这个光着上身、挺着大肚子、无所事事的老光棍原来是个华二代。他的妈妈当年漂洋过海一定吃了不少苦。我不由得感慨。

Seminario公园有很多鬣蜥，遍地乱跑。人们好奇地和它们合影，它们也很配合。公园标牌警告游人不得触摸鬣蜥。这不是怕鬣蜥咬人，而是为了防止人类把病毒传染给它们。

我们在这里吃了很多我最爱的甜点Flan（西班牙焦糖奶油糕）和花妮最爱的甜点Tres Leches（三奶糕）。这边的大众糕点一到纽约的餐厅里，就身价百倍，令人怯步。

我对厄瓜多尔最深的记忆之一是那些蔬果市场。有很多种现榨新鲜果汁，有更加种类繁多的水果。空气中飘溢着热带的果香，纯纯的有机气味。甜百香果是我的最爱。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都要去买上一袋，然后和花妮来到广场，一面吃百香果，一面看鸽子飞来飞去。

回到纽约后，得知就在我们离开的那天，厄瓜多尔测到了第一例新冠病人，是一个从意大利回去的老妇，她就是在Guayaquil下飞机的。

三月和四月之间，网上不断有Guayaquil的新闻视频，那里已经成了人间地狱，路上的尸体、尸袋、运尸的车……

最近有朋友从基多来，说那里的治安非常不好，下午4点街上就没人了，人们都不敢上街，怕出事。而就在这几天，一个总统候选人在基多北部一所学校结束竞选集会后不久，在进入一辆汽车时头部中弹身亡，时年59岁。

又一个新冠疫情的受害国。

谁那么缺德把“赤道国”翻译成“厄瓜多尔”？这不是诅咒他们吗？

那个盛产瓜果、瓜果种类数不清的国家——分明是“偶瓜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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