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死亡的韩国电影

2020年2月9日，是韩国电影史上空前丰收的日子，这一天，奉俊昊的《寄生虫》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连续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电影等4项大奖。

一部外语片能获得如此多的奖项，这在好莱坞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韩国电影一下子成为了世界C位，风光无限。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也就是2023年的今天，韩国电影却遭遇了濒临死亡的困境。

整个2023年上半年，韩国电影票房前十中，仅有两部韩国本土影片，大头被好莱坞和日本电影占据，其中《铃芽之旅》更是连续刷屏了5周。

在过去，电影票房前十通常有一半左右是韩国本土电影。

更糟糕的是，本土电影中只有一部《犯罪都市3》实现了盈利，其他全部亏损，由于盈利前景不明，投资也就大大减少了，具体到拍摄层面，韩国上半年仅9部电影开工拍摄，预计全年无法突破20部。

而在正常年份，韩国本土电影年拍摄数量在200部以上，由于产量大幅减少，连带着演员薪酬也有所下降，有传言称有的演员下降了30%-50%，真实估计没有那么夸张，但有所下降是一定的。

本土电影大幅减产，电影票房十多年来第一次被外国片子刷屏，韩国电影究竟怎么了？

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吗？

想要了解真相，我们就必须了解一项促使韩国电影崛起的关键政策：配额制度。

过去电影主要有三大传统消费渠道，分别是录像带、电影院和电视台的电影频道。

只要把消费渠道卡住，就能相当程度上控制内容，而韩国政府向来很重视对传统三大渠道的控制。

早在50年代初，韩国就开始实行“进口电影配额制”，主要是在电影院环节进行进口限制，录像带和电视台干脆不让进口外国片。

类似的措施一直实行到80年代，却始终效果不佳，原因就在于，因为强行扶持国产，只会让国产更烂，大家更不想看。

里根上台后，开始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在亚洲，人们普遍知道日本被逼着签了广场协议，产业向上就此失败，却很少有人知道，韩国也是里根政府的敲打对象之一。

韩美关系在80年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此前的韩美贸易，都是韩国逆差，美国顺差。

但随着70年代韩国经济腾飞，产业竞争力增强，韩美贸易逐渐转变为韩国顺差，美国逆差，1985年达到了43亿美元，韩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的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国，这令美国日渐不满。

对电影进口配额制度早就不爽的好莱坞趁机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对韩国施压，废除配额制，实现电影进口自由化。

韩国的全斗焕政府最终也没顶住压力，被迫同意废除配额制。

不过全斗焕并没有认输，他决定“曲线救国”，虽然进口环节不能限制了，但其他环节还可以，电影又不止进口一个环节。

他针对放映环节，也就是电影院，出台了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146天放映国产电影。

同时还规定电视台的电影频道每年至少有40%以上的时间放映国产片，对于录像带依然寸步不让，规定外商无权进口录像带，只能由韩国政府指定的少数几个大企业进口。

录像带、电影院和电视台是电影播放的三大渠道，都做了针对性的安排。

尽管接下来几年，好莱坞的冲击势头一度出乎意料，但韩国电影还是实现了崛起。

那时经过“汉江奇迹”，韩国电影已经具备了充足的资金和人才，再让好莱坞这条鲶鱼一搅和，带来各种新的理念后，就产生了鲶鱼效应，有点像特斯拉入华后，令国产车加速崛起一样。

而这其中，配额制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因为资本是讲求回报的，如果投资国产电影赚不到钱，就没有人会投资，久而久之，产业人才就会愈发凋零。

而配额制度下，等于给国产片预留了相当一部分市场，赚钱是有希望的，但前提是你得努力，因为有好莱坞的冲击，观众不一定会买国产片的账，迫使其提高质量留住观众。

到90年代末，韩国电影基本实现了在本土市场与好莱坞分庭抗礼，每年能占到总票房的50%左右。

当时韩国电影才刚刚崛起，彼时要论实力，还不如香港，但后来两者的发展结果却是迥异的。

对于香港电影的衰落，许多香港人都甩锅给大陆，实际上大陆根本没怎么干预香港的电影，真正令香港电影衰落的是好莱坞的数字电影变革和大举入侵。

香港电影跟不上数字变革的节奏，香港政府又因为深受自由港思维影响，不对好莱坞设限制，才最终令香港电影失去市场，不信的可以去看看香港每年的电影票房前20，清一色的好莱坞大片。

失去了票房，也就失去了众多的机会，剩下的宝贵的机会为了保证票房，都会交给老人，新人就得不到锻炼，所以今天香港电影青黄不接，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老面孔。

而韩国尽管有美国驻军，却难能可贵地坚持配额制度，再加上原本市场规模就比香港要大，能容纳更多的投资，得以跟上数字电影变革浪潮的节奏。

如果实行100%的保护制度，只会让国产电影不思进取，如果没有配额制度，又会令好莱坞长驱直入，垄断市场后，本土电影人得不到锻炼机会，自然也就谈不上进步。

恰到好处的市场保护，是令韩国电影崛起的关键。

既然“配额制”过去是灵的，怎么到了2023年就不灵了呢？

因为时代变了。

前面说了，传统观看电影的三大渠道是电影院、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和录像带。

韩国的电影配额制度也是针对三大渠道进行的设计。

可随着时代的变迁，三大渠道都重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

录像带的衰落最为彻底，年轻人已经普遍不知道录像带为何物，也不想知道。

至于电视，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摆设，一年都不会打开几次。

只剩下电影院能勉强支撑，虽然相较于网络上直接看电影，电影院有许多劣势，比如无法随时随地观看，得提前买票，票价还可能比较贵等等。

但电影院也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大屏幕的视觉效果，是你家里的电脑所不能比的。

然而疫情的袭来，极大地加速了电影院的衰落。

疫情不仅对韩国电影院，甚至对全世界的电影院都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是经济变差了，人们手头钱少了，看电影的次数也就少了；

二是疫情期间，电影院这种人流密集的场所，人们更倾向于少去或者干脆不去，看电影这项活动被转移到流媒体平台上。

疫情大大冲击了电影院，即使后来放开防疫政策，相当一部分已经习惯了网上观影的人也很难再回去了。

2023年上半年，韩国电影院的观影人次仅为1.02亿，同比暴跌了一半。

既然传统三大渠道都不管用了，那能不能挣钱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投资商们也就不愿意投资了，这就是上半年韩国电影开工仅9部的原因。

当观影渠道日益转向流媒体平台后，电影产业本质上不再是传统的电影，而是成了互联网产业的一部分。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中等国家，韩国的互联网产业不算弱，三大巨头Coupang、kakao、Naver的市值都在300亿美元以上，但要和美国对抗，难度还是太大。

美国互联网企业最大的优势是全球化，可以不在乎一国市场的亏损。

以电影所在的流媒体领域为例，2022年，奈飞占了韩国流媒体市场份额的40%，第二名的韩国本土平台Tving仅为13%，再后面的选手市场份额都是个位数。

奈飞明显一家独大。

但一家独大就代表赚钱了吗？

互联网行业是需要烧钱，而烧钱换来的市场份额，并不必然转化为盈利。当年奈飞在韩国的净利润仅为14.2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80万，根本不赚钱。

那后面的韩国本土平台就更可想而知了，Tving虽然是年度第二，但亏损了6亿人民币。

对于奈飞来说，就算韩国市场不赚钱也是无所谓的，毕竟奈飞是全球化的，可以在别的地方补回来，它更看重的是韩国成熟的影视工业。

奈飞作为流量充足的流媒体平台，最缺的就是内容，高性价比的内容，而韩国不仅影视工业成熟，成本相对美国来说也低得多，和奈飞能形成很好的互补。

韩国电影通常拍摄成本也就几千万人民币，过亿的都偏少，按美元计算才一千万出头，质量又过得去，有些还能形成爆款，对奈飞来说简直是物美价廉。

而韩国本土平台没有国际化，无法在别的市场弥补本国市场的亏损。而且也无法像奈飞一样出手阔绰，能买到的内容少得多，久而久之，就完全跟不上奈飞的节奏了。

当韩国电影，乃至整个影视工业都投向奈飞后，隐患就出现了。放在过去的模式下，无论电视剧、电影院还是录像带，韩国人都能参与从拍摄，到营销，再到电影院的各个环节，养活一大批从业者，形成完善的产业链。

可成为奈飞的供应商后，韩国人只需要拍摄即可，至于营销环节，还有最重要的平台环节，都和韩国人无关了，换言之，韩国电影从品牌变成了代工。

并且片子往往是被奈飞买断的，奈飞只需要付一次钱，后续所有收益再和韩国人无关，换作传统模式，一个片子可能会连续数年产生收益，是可以一直获利的。

比如今年开年被奈飞买下的电影《胜利号》，买断价格是1.7亿，基本相当于制作成本，意味着不赚什么钱，后续收益也和韩国人无关。

一锤子买卖模式下，越来越多的韩国投资人，在投资电影时倾向于直接按奈飞标准去打造，方便直接卖给奈飞，这样的好处很明显，毕竟省去了营销等环节，开支变小了。

但坏处是，真正的韩国本土电影获得的投资越来越少，渐渐失去了活水。

而且未来双方价值观的碰撞不可避免。

奈飞今年整了个大活，它推出了一部纪录片——《埃及艳后》，直接将所有古埃及人都描写成了黑人，连艳后本人都是黑人，引起了埃及民间的极大反感。

这种白左价值观迟早会和韩国碰撞，未来奈飞为了体现“多元化”，要强行把韩国历史上的名人解释为黑人或者LGBT，那作为代工商的韩国电影人拍还是不拍？

除了电影的互联网化，韩国本身的市场规模较小，也是韩国电影当今困境的原因之一。

韩国电影在疫情前的最高票房纪录是2018年的16.2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100亿出头。

这个数字不算小，但也绝对不大，在电影行业中有一条1比3定律，也就是票房达到投入的3倍，制作方才能回本，3倍以上才是赚。

而投入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电影的层次，比如现实题材片，不需要多少特效，或者仅有少量特效，通常几千万就足够了；

蹭一点科幻边的，比如丧尸片，或者军事片，需要动用大量人员和装备的，就需要过亿，或者几个亿；

硬科幻类的，7-8亿人民币起步，10亿轻轻松松。

香港电影之所以常年停留在警匪片，而无法继续向上，达到战争片或者科幻片的层次，很大原因是电影总票房只有20亿人民币左右。

如果你要投资几个亿，那要10多个亿票房才能回本，这等于占了全年票房的大半，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比如香港近年来票房最高的港产电影《毒舌律师》，在本地票房也就1.2亿。

投入大回本难，自然也就倾向于小投入小制作，就难以实现产业升级。

韩国的电影总票房比香港大了好几倍，所以能支撑一部分军事题材片和一些相对不那么硬核的科幻片，比如奉俊昊执导的《雪国列车》，投资2.6亿人民币，已经是这些年韩国电影最大的投资之一了。

再向上，就是重工业电影，也就是真正的军事题材片和真正的科幻片，制作成本1亿美元起步，3亿美元票房回本。

3亿美元接近韩国年电影总票房的20%，难度实在太大。

那不是还有海外票房吗？

其实韩国电影海外票房不多，2022年韩国电影出口总额也就7780万美元，平摊到数十部电影上，每部只有几十万美元，可以忽略不计。

难以向上，也就只能固守现实题材片这个韩国国产电影的大本营，而现实题材片恰恰是流媒体冲击的重点。

硬科幻和硬军事由于有大量特效和声效，在家里看和在电影院看，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我在电影院看《球2》太空电梯那段时，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似乎自己也坐在太空电梯上一般。

可后来在家里再看这段时，却没有了类似的震撼，当我再去电影院二刷时，那种震撼感又回来了。

事实证明，科幻片还得去电影院才原汁原味。

而现实题材片特效较少甚至完全没有，你在家里看，和在电影院看没有任何区别，既然如此，观众何必去电影院，等着上流媒体不就得了，不仅点播费比电影票低得多，连爆米花钱也省了。

面对这种困局，韩国并非没有解决办法，理论上至少有一种办法——直接竖起一堵墙，不让美国互联网企业进来，并扶持自家的财阀。

这样虽然成本很高，羊毛也最终会出在羊身上，但由于没得选，消费者只能忍了。

可能有人会说，韩国敢对美国企业建墙？它有那个胆子吗？

胆子，韩国是有的，只是需要一个条件：新冷战。

冷战时期，美国对韩国的控制比今天更为紧密，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韩国都能通过扶持财阀排挤美国企业，关键就在于，韩国作为冷战的前沿，美国不得不进行让利。

如果韩国太弱，前沿阵地就不稳固。

不过苏联解体后，美国就没必要拉拢韩国了，于是收割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趁着97金融风暴成功入股了多个财阀，比如三星，虽然通过复杂的股权设计，李家还掌握着三星的行政大权，但分红上占大头的却是美国人。

如果中美重新进入冷战状态，美国就有可能再次被迫对韩国让利，互联网甚至其他行业的壁垒都有希望竖起来，这也是尹锡悦站队美国的原因。

只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毕竟当年美国能够实行产业转移的前提，是它自身有足够的产业，今天美国都产业空心化了，还能给你多少好处？

不把三星搬去美国就不错了，至于互联网产业，其在舆论引导、塑造价值观以及创造生产力方面的重要性是如此之高，美国对欧盟都不让步，对韩国让步的可能性又能有多高。

1993年，《侏罗纪公园》推出后，引发了数字电影变革浪潮，电脑特效技术被广泛应用，在这一波浪潮中，香港掉队了。

而靠着更高的工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和配额保护制度，韩国电影成功挺过了冲击，保住了一席之地。

但30年后的2023年，在传统三大电影渠道逐渐衰亡、面临流媒体浪潮冲击之下的韩国电影，很可能挺不过去了。

参考资料：

1.《韩国80年代新浪潮运动》--藏连荣

2.《韩国电影配额制度简史：1945-2003》--邹宇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