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死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 （视觉中国 / 图）

责任编辑｜朱力远

1969年的一天，年轻的荷兰心脏病医生皮姆·范·劳美尔（Pim van Lommel）在抢救病房经历了一位心肌梗塞病人的起死回生。

仪器显示，患者的心电图一度拉平为直线，心脏骤停。但经过心肺复苏术、输氧和电除颤等一系列艰难的抢救措施，几分钟后，患者的心跳和意识得以恢复。

就是在这次抢救后，复苏的患者讲到自己心脏骤停期间看到了隧道和风景等内容。这在当时被当做是奇谈，因为不仅类似的事情很少有人讲，从当时的医学常识来说，人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呼吸和意识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意识体验因而从理论上看是不可能的。

不过，到了1986年，43岁的皮姆·范·劳美尔在读到更多濒死体验的案例时，他开始重新思考十几年前自己听到的这个描述：心脏骤停期间的意识体验是否一个真实发生的普遍现象呢？

得益于急救水平的提升，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心肺复苏术等医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临床死亡后又被救活。而不同于古代传说中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经抢救起死回生的人可以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濒临死亡时的体验。这使得更科学的研究成为可能。

因此，从1986年开始，皮姆·范·劳美尔有意识地在门诊询问经历过心脏抢救的幸存者关于心脏骤停期间的经历，结果发现有类似濒死体验的人并非个例。

2001年，他在《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研究，报告了三百多个心脏骤停幸存者的情况，其中有62个人自述有过濒死体验，占比为18%。相较而言，60岁以下的人更可能会报告有濒死体验，这些更年轻的人里有不少属于在医院以外经历心肺复苏抢救或者属于首次经历心肌梗塞，他们报告的濒死体验也更多。

而这项研究只是众多试图揭开濒死体验秘密的一次尝试，事实上，自1975年，雷蒙德·穆迪（Raymond A. Moody）写出畅销书《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Life）并发明了“濒死体验”一词以来，原本看似幻觉的濒死经历获得了更多科学文献的论证，越来越成为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最近，美国一项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昏迷临终病人在辅助通气设备撤除前后身体的脑电图和心电图信号，尝试了解人的大脑在心脏停搏期间的活动。测量发现两名患者全身缺氧的状态明显激发了伽马波的活动，这种活动随着病人心脏情况的恶化进一步增强。特别的是，在大脑意识处理的关键区域，功能性和定向连接也有增加。

相关研究2023年5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为理解死亡中的大脑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虽然具体的细节还不确定，但这可能是大脑内部生存机制的一部分。”主持这项研究的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神经学系科学家吉莫·博尔济金（Jimo Borjigin）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许多人相信濒死体验是来世、天堂或者神存在的证据。我们的研究表明，它是在危及生命的危机期间在大脑中产生的。所以，它是我们大脑的产物。”

早在十年前，吉莫·博尔济金就曾以大鼠为样本在动物中观测过濒死状态时的大脑反应。当时研究人员通过实验的方式让大鼠经历了心脏骤停，随之连续记录了大鼠的脑电图。而数据显示，大鼠在心脏骤停后的前30秒里经历了伽马波振荡增加，而且濒死状态中的高频神经活动甚至超过了意识清醒状态时的水平。

哺乳动物濒临死亡，其大脑意识处理却能增强，这一发现虽然看起来有些矛盾，但确为研究数据所支撑，相关发现2013年8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而十年后发表的最新研究正是在人类样本中复制这一实验，类似的结果显示，大脑在濒死状态时意识活动的增强现象也可以在濒死的人类中观察到。

“科学和医学对死亡和死亡过程知之甚少，而我们的研究表明，死亡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吉莫·博尔济金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如果能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濒死体验的生物学基础，以及帮助那些正处于昏迷或者没有反应的人。由于濒死体验代表了主观体验和隐性意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最终能够理解隐性意识的神经学基础，而这被认为是神经科学的最后一个前沿。另一方面，昏迷和没有反应的病人通常被认为没有任何大脑活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了解昏迷患者隐性的脑活动可能有助于他们的预后和治疗。

虽然包括《科学》杂志（Science）在内，一些媒体在报道这项最新研究时认为这可能解释了濒死体验以及心脏停止跳动后意识是如何继续的，但皮姆·范·劳美尔认为这项最新研究的发现需要特别谨慎地解释。

皮姆·范·劳美尔自1977年至2003年在荷兰阿纳姆的瑞杰斯泰特医院担任心脏病医生，之后全力从事心智与大脑关系研究，因此近年来仍时常关注和开展濒死体验相关的研究。

“研究者自己都报告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大脑活动与这两名患者的意识体验有关。”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新研究的发现之所以要谨慎地解释有多个原因，除了两名患者可能没有意识体验外，他们实际上也并不属于真正的心脏骤停病人，而是被撤掉呼吸机的昏迷病人，有一个逐渐缺氧的状态，而非急性心肌梗塞案例中的完全缺氧状态。

此前2022年，一个多国科学家协作开展的案例研究确有记录一名87岁老人濒死大脑的情况，同样发现濒死的大脑中可能拥有协调活动的能力。这位老人在摔倒后发展到心脏停搏，在真实的急诊环境中留下了相关的数据。但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的联合创始人、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与神经行为科学系教授布鲁斯·格雷森（Bruce Greyson）等人同样认为，虽然这些数据很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值得继续研究，但大脑中缺乏正常脑电活动的话，会限制相关发现的解释力。

相较而言，在以往濒死体验研究中，一些经历过临床死亡的人能通过回忆讲述自己意识到的“死亡”经历。根据雷蒙德·穆迪在1970年代写作《死后的世界》时的访谈，这些经历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些高频的故事元素，而且这些基本的故事元素数量至少可归纳出15种。

比如，听到医生宣告自己死亡以及其他一些不寻常的声音，快速地穿过一个像黑暗隧道一样的空间，脱离身体并以观众或者第三者的视角注视着自己的身体，以及在片刻的时间里回顾自己的一生，等等。这些较典型的自述体验同样得到了布鲁斯·格雷森等濒死体验研究者的确证。

“既然已经有好几项基于心脏骤停幸存者的前瞻性濒死体验研究，其结果和结论也惊人的相似，濒死体验的现象在科学上再也不能被忽视了。这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想象、对死亡的恐惧、幻觉、精神错乱、药物使用或缺氧。而且在心脏骤停的几分钟内，人们似乎被濒死体验永久地改变了。”皮姆·范·劳美尔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根据这些研究，目前大部分医生、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大脑和意识之间关系所持有的唯物观点过于局限，以至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现象。以物质为基础的科学主要是从一种仅以物理观察数据为基础的现实开始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除了外在的、所谓客观的认识和观察之外，还有主观的、不能观察到的，也不能证明的方面，如思想、感情、灵感和直觉。”

在他看来，我们只能通过脑电图、脑磁图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来测量大脑中的电、磁和化学活动，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来测量大脑中血液流动的变化，但这些只是意识的神经相关物质。这些测量既不能解释意识的产生也不能解释意识的内容。以现有的科学和客观技术水平，我们甚至无法证明、测量、客观化或证伪我们意识中主观经验的内容。关于神经元或神经元网络如何产生我们思想和感觉主体本质的直接证据也是完全缺失的。因此，有必要对科学中纯粹唯物主义范式提出质疑，并对意识的连续性进行科学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针对濒死体验的多学科研究提出一些共识声明和研究建议，比如准确地区分这种关于死亡经历的回忆与其他的一些昏迷的体验，以及围绕濒死体验建立一些可测量的量表等。纽约大学医学院重症监护和复苏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山姆·帕尼尔（Sam Parnia）等十多名该领域研究人员通过梳理大量相关文献，还将五十多种濒死体验元素进一步归纳为六大主题。

从感知到死亡并离开自己的身体，到穿越隧道奔向目的地，再到回顾自己的生活点滴，随后回归精神故乡，接着折返，然后长期受到这段无以言表的濒死体验的影响。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迟早会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当我十多年前开始这一领域研究的旅程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对这一极其重要的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吉莫·博尔济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最新研究为界，“未来我的短期目标是希望确定人类患者隐性意识的生物标志物，并定义濒死体验背后的大脑网络。从长远来看，我希望了解大脑在心脏骤停中的作用。而这两项都可能导致人类思维和人类生存的改善。”

不过这样探索极为艰难，因为就连大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这个基本的问题，目前都还是一个谜。2023年6月23日，在纽约举办的意识科学研究协会年会上，一个25年的科学赌约有了结果。著名脑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承认输给了研究意识的哲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按照赌约，他为此输掉了一箱酒。

1998年，克里斯托弗·科赫跟大卫·查默斯打赌说，人类到2023年可以发现大脑产生意识的机制，不过，25年后，两个人都承认，虽然全世界的神经科学家一直在努力探索，但仍没能攻克这个问题。

已经80岁的皮姆·范·劳美尔也还在濒死意识领域不断思考和研究，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句话说‘死亡只是我们肉体的终结’。我现在相信，死亡就像出生一样，可能只是从一种意识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意识状态。然而，我们应该承认，目前对濒死体验的研究并不能给这个结论提供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因为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并没有完全死去，但他们都非常接近死亡，并且没有正常运转的大脑。所以，现在确实有科学证据证明，在濒死体验过程中，意识的增强是独立于大脑功能的。没有身体，我们仍然可以有意识体验，仍然是有意识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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