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一座有“云南性”的房子，就像煮小锅米线

曾孝濂美术馆的诞生是一个因缘际会的事情。1999年，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又来到昆明。时隔22年，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这座城市，用最近网上的流行语说，就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昆明世博会是国内举办的第一个A1类的专业博览会，我记得很清楚，我爸送我来昆明上大学，我们俩专门花了200块钱买门票逛世博园，当时的200块钱还是很贵的。我爸的脚受伤了，我们走一段路就要歇一下，看到各种各样的大温室、蔬菜瓜果园，什么都很新奇。

但之后的20多年里，我虽然生活在昆明，也就专门去了那一次。在大部分昆明人心里，世博园不是公园，而是一个景区。最开始的热闹过去后，市民们不再觉得世博园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世博园也慢慢变成了拍婚纱照、吃喜酒，甚至是带外地游客来购物的地方。

其实不只昆明世博园，所有的大型会场或许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完成了特定的使命之后，到底是拆是留？如果留下来，如何让它可持续地发展？

昆明世博园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完整保留下来的世博会会址。曾经我们在世博园面向世界、迎接八方来客，那些轰轰烈烈的文化交流是不该被忘掉的。包括昆明世博会探讨的议题：人如何面对自然、面对未来，在疫情之后依旧有价值。但客观来说，运营世博园也确实很贵。

2017年，华侨城集团主动承担起了世博园改造提升的重任，提出了“融园入城，景城共荣”的理念。2021年10月，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的召开，又为世博园的改造带来了一个重要契机。很多人由此重新关注到了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乃至于重新关注到了昆明这座城市的命运。

所有的元素都交汇在世博园，并且在2021年年底，以曾孝濂美术馆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昆明世博会的门票就是曾老师画的，前两年，曾孝濂老师在昆明当代美术馆举办了两次个人艺术展。他“择一事，终一生”的创作态度，也在近年来愈发得到大众的关注。

聂荣庆馆长从北京回到昆明后，在2018年联合创办了昆明当代美术馆，为推动云南在地文化做了很多工作。为曾孝濂先生建一个美术馆一直是他的一个心愿。

而我，本来是个外地人。自从2014年开了大象书店，我就渐渐地跟昆明“纠缠”在了一起，和昆明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中的人，发生了无限多的爱恨情仇。这些故事是我活在昆明的意义。我还给很多朋友盖了房子，云南已经是我的家乡了，我一直被这片土地滋养着。

正好有了更新世博园的机缘，我们又都想在各自的领域为昆明做一点事情。对于昆明人来说，世博园像是一个“前任”，而我们想让世博园和昆明“复合”。当时的时间很紧张，大家都不确定能不能做成——那就先做出个方案再说吧。

选场地的时候，聂馆长一眼就看中了巴基斯坦馆。等我找过去的时候，傻眼了，那更像是一个农家乐！我赶紧给他打电话，他一听就知道我走到越南园去了。越南园的状态也是世博园尴尬处境的缩影：从前那些漂亮的吊顶都破败了，整个场馆被改造成了中式和越南风格混杂的餐厅。

看到它的一瞬间，我就理解了聂馆长的想法。穿过草丛，隔壁的巴基斯坦馆虽然有点荒凉，但总体上还是保持着原有的样貌。会展类的建筑往往是被简单地放置在场地上，与所在的环境没有对话。巴基斯坦园是一座用红砖搭成的平台式园林，看着树影之间的石龛、亭子，我能感受到这些“既存物”与自然之间的交互。

聂荣庆馆长说，选择巴基斯坦馆和越南馆，是从墨西哥弗里达美术馆获得了一些灵感，她的美术馆也是处于花园和工作室之间。而且由于越南和昆明本身的地域相邻，越南馆的环境像是曾老师曾经生活过的昆明。

近似于一种肌肉反应，我用一周就完成了设计方案。美术馆面积只有661平方米，面积不大，但却携带着过去的时代印记。我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存“既存物”，回应前人的建造并且在此基础上去做恰当的延续。业主方很快通过了我们提议的方案。美术馆从设计到建造再到引发关注，一切都发生在100天里。

就像一个刺点，大家通过曾孝濂美术馆再次看到了世博园的可能性，好多场馆都被重新利用起来。1999年在昆明世博会上举旗的清迈女孩，后来开了昆明第一家泰国餐厅。曾孝濂美术馆开幕之后，她也回到世博园开了一间新的餐厅。我相信她对世博园也有一种情感连接。

之前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有个人突然跟我说，“我觉得你们做的房子没有云南性。”我当时挺莫名其妙的。你想看到的云南性，很可能只是你对于云南的一种想象。

云南的建筑外面，就应该跑着大象和孔雀吗？我也是个外来者，我做建筑的时候会提醒自己，绝对不能把我对于云南的想象强加给这个地方。我觉得所谓的云南性不是一个或者几个符号，而是云南和云南人的气质。曾老师就是一个“很云南”的人，他做人没什么目的性，每天就是在大自然中捡树叶，观察花鸟，默默地画画，他的作品里也不会有很锋利的东西。

这种“不争”的状态，也是我设计曾孝濂美术馆的原则。我想构建一种“混沌的秩序”，将建筑、场地上的“既存物”以及自然环境调和在一起——就像昆明的小锅米线，什么都往里煮，但是老板宁可不赚你的钱，也不会给你的米线乱加帽，破坏原有口感。

为了实现“混沌的秩序”，我作为建筑师的自我表达是可以不断往后退的。改造过程中，我们没有砍掉场地上原有的任何一棵树。美术馆的墙体挂在一个巨大的钢制骨架上，所有的展墙是脱离地面的状态，不会破坏原有的红砖平台。

美术馆以白色为主色调，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其存在感，像水一样把场地上已有的元素调和在一起。悬挂在展厅出入口的白色金属网格帘也是同样的作用，它能模糊掉展墙与自然的边界，让阳光和树木不断与室内空间发生交互。

在曾孝濂美术馆内部，我做了三级空间。第一层是对曾老师的介绍。沿着楼梯往上走，我希望能有一种“自然从各个位置扑进来”的感觉。

美术馆通常靠灯光照明，甚至会尽可能地隔绝自然光线。曾孝濂美术馆是敞开的，看展时要不断在室外和半室外空间穿梭，有点像是游走在中国的传统园林里。阳光透过树打到帘子上，又透过帘子打到墙上，不断地与空间发生交互。这也挺“云南”的，因为云南阳光充沛，有很美的光影变幻。而且，大概也只有云南的气候才适合做这种“四面透风”的展馆了吧。

我主要负责处理美术馆主体的部分，聂馆则去处理亭子这些空间，为整个美术馆营造回暖的氛围。

对于如何处理第三层空间中原有的亭子，我有过纠结。在伊斯兰文化里，这种凉亭本身也在表达人对自然的理解。后来，我用了一个环形的结构，把亭子包在了里面。环形是一种非常柔和的、没有边界的姿态，代表了不同文明对于自然的包容。

在我心里，曾老师的创作已经超出了博物画的范畴，他是在为植物和花鸟创作富有尊严的肖像，他的作品本身就具有某种神性。我把曾孝濂美术馆想象成一个自然的宗教殿堂，说是“自然宗教”，其实也是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我是藏族人，在泸沽湖边长大，童年记忆里充满了神仙鬼怪的故事。进山里的时候，我们会在路上去弯一根树枝，这样就有神明保佑我们走路不会累。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崇尚自然万物，但像是昆明这样的城市里，好像是没有神魔鬼怪的。这是很可怜的事情。“自然之神”也许不会保佑你中彩票，但是会让你相信花草树木都有生命，保佑你和自然和谐相处。

当你离开世俗的、游客川流不息的道路，踏入曾孝濂美术馆，你会被曾老师的画作感染，重新开始感知自然。一层一层地绕进展厅，与画作同时出现的，是自然花园。当你慢慢地绕到最里边，看到那个同样带有一丝神性的亭子，或许就能感受到“自然之神”的出现。

亭子后面，还有一扇圆形的窗。我希望大家在参观结束后，能推开窗，走到室外，在石凳上安安静静地坐一会，真正地回到自然里去。

到了八九月份，花园里又有一批花要开了，蜂鸟也会飞过来。巴基斯坦园隔壁的越南园——那个曾经的“农家乐”，被改造成了与美术馆相配套的咖啡馆。坐在咖啡馆的院子里，几乎听不到门外的游客喧闹声。大家看展、喝咖啡的时候，耳朵里全是鸟的叫声。

其实我们做曾孝濂美术馆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要达成什么目标。反倒是它被这么多人看到，我们还有点措手不及。客观来说，在云南做建筑、做艺术，都是很难的，很多时候就是要靠“自嗨”。就像罗旭做土著巢、杨丽萍跳舞，包括曾老师画画，初心纯粹都是因为自己喜欢。

之前很多年里，大家都没太关注过云南，我们在云南，也经常讨论中心与边缘的问题。也许是疫情给快速运转的系统按下了一个暂停键，项飙老师提到的“附近”，段义孚讲到的“恋地情结”，都引发了很多讨论。越来越多人成为“云漂”或者“精神云南人”，或许也是想重新思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云南寻找与从前不同的生活方式。

云南人喜欢说一个词，“好在”，有点像四川话里的“巴适”。我把它翻译成well-being。首先是being，存在，我得知道我的一生是有存在感的。从前我会给各种人贴标签，但在云南人的饭局上，你要是突然跳出来说我认识谁，我参加了什么会，可能立马就有人走了。他们不会在乎你的身份，他们关心的是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喝一坛酒。

云南人不仅要Being，还要Well being——好的人，好的气候，好的吃喝，好的生活。有个上海朋友逛了篆新农贸市场之后跟我感慨，“原来我是食物链底端的人啊！”在昆明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也很“好在”了。夏天那么热，你让我离开昆明去接个什么项目，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曾孝濂美术馆能被更多人看见，确实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我和聂馆长之前做的《在野·云南建筑传统研究展》，也是想让大家看见云南的乡土建筑。我们想要告诉大家，云南不只有大家印象中的那些少数民族民居建筑，我们虽然地处边缘，却充满了独立的、野生的能量。

但对于“被看见”，我的心态有点矛盾。做曾孝濂美术馆这个项目之前，我没有主动发表过作品，因为我觉得盖完房子就结束了，我很抗拒被纳入主流的建筑评价标准里，也很害怕因此失去“自嗨”的初心。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自洽的方法。

而且，有时候“被看见”会让你丧失主体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老家泸沽湖当地的摩梭族男女有在温泉里共浴的习俗，他们觉得男女共浴很正常、很自然。外面的人来了以后，非要在温泉之间修建一堵墙。他们用单一的标准和价值观去评判甚至改变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而摩梭族的生活方式乃至于社会机制，都在“被看见”后渐渐消失了。

说实话，我并不期待曾孝濂美术馆能在昆明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不会用流量、商业等标准来评价这座美术馆。昆明人还有一句话，“多大点事，多大个钱。”小锅米线店开到下午两点就关门了，大家不会为了多赚一点钱就去打乱自己的节奏。曾孝濂美术馆从选址开始，就有一种类似的气质。它藏在相对边缘的位置，没有宏大的场景，但却是很独立、很自主的存在。

无论是曾老师画画，还是聂馆长做展览，还是我做建筑，都在探讨和回应一种“云南的存在方式”。曾孝濂美术馆也是一样。它的意义就是它的存在。你不用天天来这里，但如果在某个时刻你来过，你被感动了，它就会留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