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艺术展上造土墙的乡村女子施工队：要发现家乡的好，要爱家乡

海报背景图源@王策

夯土墙——曾经出现在中国众多农村中，又被砖墙取代——和当代艺术有什么关系?

2020年，上海当代艺术馆，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一个名为《水系避难所》的装置，就是用宽4米、高5米、厚0.5米的夯土墙建造完成的。

上海双年展中上用夯土墙建造的水系避难所，图源万丽

在这座中国最具现代感的都市里，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双年展上，当代艺术家和当代爱好者们在这个装置前驻足并探究其中的意义。来自乡村的材料和吸引都市人目光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是惯常的意义所在。

但这件作品还有更多的意义：董以香带队的施工队是这件作品的施工者。

这是这支“女子施工队”第一次来到上海。后来，董以香在城市中读大学的女儿惊讶地说：“你们的土墙能建到上海，太了不起了。”

董姐虽然来自农村，但除了能洗衣做饭，还看得懂图纸，掌握得了技术，比如拌泥比例正好，刷墙时也很有耐心。

更重要的是，由于丈夫林师傅不善言谈，董姐会很有逻辑地帮林师傅解释和传达。她沟通能力极强。

“一专一村”（香港中文大学科研团队，致力于把一个大学的所有力量集结起来，去改造一个农村）的联合创始人万丽博士和团队，也是在一次乡建项目被董姐启发。

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成立了以董姐为首的妇女施工队。成员由董姐自行组建，根据项目大小，在村里匹配合适的妇女。

在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环境里加上“女性”这个性别标签，“妇女施工队”似乎像一个噱头，很容易让一专一村，甚至万丽本人受到关注，以此邀约的采访让万丽措手不及，有些她会推掉，有些她会事先告诉对方：“妇女施工队只是团队在本地化上的一种工作方法。”

在万丽和团队看来，农村的退化本质是“本地化”的缺失，村里人意识不到自己家乡的好，感受不到爱与被爱。

妇女施工队

并不是噱头和标签

图源《在乡村》5

在参与农村建造实践的过程中，其实不难发现，当男性工匠在闲时抽烟喝茶看手机时，他们身边的女性表现出强大的能耐：不仅能照顾内务，在工地上一点都不输于男人们。

只不过，按照农村人外出打工的“惯例”，女性工匠的工资总是不如男性。

“妇女施工队”可以享受和男性同工同酬的待遇。她们不再只是男性施工人员的伴侣。这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女性的能动性和成就感。

2019年5月，在米易县丙谷镇路发村的苏干日拉家住宅重建项目中，妇女施工队第一次独立承担，只花了一个月就保质保量地完成项目，这让团队里的驻场建筑师不得不紧赶慢赶调整项目细节，生怕画图还赶不上施工进度。

董姐和“一专一村”建筑师、艺术家的合影

2020年，在第13届上海双年展中，万丽好友、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需要完成《水系避难所》的装置，董姐带领“一专一村”妇女施工队，来到上海，负责建造一面宽4米、高5米、厚0.5米的夯土墙。

当时，双年展馆方考虑到噪音的因素，要求“晚上施工”。董姐认为墙体较高，晚上不安全，同时她也表达“这种土墙有着很好的隔音效果”，最后施工改为白天。

而当大家希望墙体夯出来更光滑时，董姐通过调整土料的含水量、配比、夯筑等细节，让墙体变得光滑整齐。

这在万丽看来是非常难得的能力。

“理解我们对技术的要求，预设出实施时会遇到的阻碍，提出更优解决方案，我们和董姐林师傅常会协同作战。”万丽觉得妇女施工队的建立，更大的意义是共同成长，“董姐很会思考，比如土里的含水量问题。少了太干，多了会裂，很难把握。

但董姐用手一捏，就知道水是多了还是少了。而每个村的土质又不一样，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大家一起去实验室做测试。”

不过，“妇女施工队”并非多么严肃的公司。它没有固定人员，不存在应聘和竞争，只有队长是固定的，目前就是董姐。

队长在很多地方类似于城里的社区团购团长。根据项目的大小，队长会去协商村里妇女们的时间，根据大家的意愿，灵活调整。

考虑到“只有本地人才最了解本地”，妇女施工队一般都在当地组建，只有当地抽不出年轻力量时，才由董姐带队前来。

在云南的一专一村妇女施工队和当地村民共同修建的打黑新村公房；图源王策

“我不会刻意和甲方说我们用的是一支‘妇女施工队’，不会带着这个标签出去，对我来说，大姐们只是施工队里的女性。”万丽表示，“对村民来说，在工地上干活也不叫‘上班’，她们还是有活就干，没活就在家种地带孩子。”

如今，一专一村“出品”的妇女施工队分散在各处，云南和四川为主，一个地方一个施工队，避免了摩擦和比较。这和妇女没关系，和人性有关。

“外来者”的主要任务

是授“村民”以渔

当然，乡村没有被忽视，这两年乡村运动轰轰烈烈。

但如果只是用外来的资金、技术和人力去投入，也许只能在短时间内对当地有所改善。如果外界支持断了呢？人们继续发展的劲儿又从哪里来？

“一专一村”一直在做的就是让村民自己组织起来，主动思考乡村的发展。妇女施工队的本质就是让本地村民自己组织起来。

与此同时，本土材料、本土技术、本土工匠的原则，以及让每个村民都可以介入施工的“高科学低技术”策略，都让一专一村所在的村子都更少依赖外部力量。

比如本土材料这一原则里，团队常用的“生土建筑”。团队与昆明理工大学在昆工呈贡校区建造了“生土工房”，专门用来研究这种生土，上海双年展中的装置用的也是生土。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在推广‘生土技术’，其实，生土是我国西南和南部天然拥有的材料，就地取材而已。”万丽特别提到。

在四川攀枝花附近马鞍桥村进行灾后重建时，万丽和团队发现，外来建筑材料、施工机械等的引入，往往造成村民沉重负担，村庄的面貌也发生巨大改变。

于是，他们和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柏文峰教授团队一起，通过对传统生土建筑进行改良，提高夯土建筑的抗震性能，同时，还将巩固抗震夯土农宅的技术传授给村民。

这样做出来的生土建筑，造价低廉，冬暖夏凉，建造过程也很环保。

“授人以渔”一直是一专一村团队的美名。但村民毕竟不是大学生，所有的技术必须简单、易学，所以就有了“高科技，低技术”。

作为一个科研团队，一专一村负责做抗震、保暖等实验和技术测试，细节都数据化以及落地后，村民们稍微一点拨就能掌握。

“这个好像也不复杂嘛！”村民们如果有这样的反馈，便是最好的效果，他们会对日后的工作充满信心。

“开工前，我们的培训一般只需要两三天。”万丽说，“我们只是在工具和材料的配比上做些改进，没有根本上改变技术。用的也是很朴素的语言，比如泥土粘性比较大，就加点石块沙子等，大家都能听懂。”

我们要建的是人居住的房子

不是作品

但“本地化”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起技术，下乡工作，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挑战。

常会发生的对话版本——

没问题了哈？没问题！

那签字？签！

开头都特别和谐。但很快就会被击碎。

比如到房子放线的时候，要求你改一下；盖完一层要盖二层时，要求你改一下。村里施工队不是专业人士，光凭图纸，很难看出不适之处。就算跟他们详详细细讲解过一次，他们也的的确确表示理解。到实施时，又不对劲了。

“在乡村做事，往往不能很早就设定，但变动不代表干不成。”万丽笑说，“要经历过时间，才能摸得到节奏。”

万丽说的其实是建筑师下乡的普遍问题，经过建筑学训练的人，容易把建筑当成自己的作品，既然是作品，就有天然的期待和要求，和想象差一点都不行。

“但我觉得在农村，这种思维行不通。”万丽指出。她的方法是，一开始就确定目标，明确建筑逻辑。

“你要明白，房子的主体不是我们，我们只是帮忙改建，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作品。我们要做的是把握房子的安全性和舒适度，也就是抗震性强，以及通风采光流线好。因此，村民有权利改，我们千万不能有太多执念。”万丽说。

灾后恢复的土房

好看还耐用

2014年鲁甸地震后损毁的夯土老宅以及失去家园的杨大爷夫妇，图源一专一村

“本土材料、本土技术、本土工匠”原则的正式提出，是在云南鲁甸灾后重建。

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万丽和团队在光明村重建房子。因为地震，大多数人对土房失去了信心。只有村民杨大姐觉得，这个来自高校的团队是靠谱的。

她除了是房东，也是妇女施工队中的一员，专门负责拌土。最后，除了杨大姐家，旁边一户老爷爷老奶奶家的倒塌的房子都还原了土房。

新的泥土房里用上了一专一村的科研技术，加了保温隔热等免维护系统，墙体透气会呼吸；室内则是干净亮堂的白色，颇为现代素雅。而那些早早重建的砖房，碍于资金问题，只有一个看起来结实的外表，里面既不隔热也不保温。

万丽在后来回访鲁甸时发现，住在泥土房里的爷爷奶奶很喜欢这个房子，但凡有人来参观都会特别骄傲。

自豪感是乡村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万丽很高兴，尤其是因为爱护房子，爷爷奶奶舍不得在屋子里烧火，尽管万丽好几次强调“我们这个房子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你可以在屋里烧火”。

后记：

借宿：妇女施工队在实际工作中，有什么弊端和优势？

万丽：她们拌泥特别均匀，而且工作持续、耐心、专注，不太容易出现人为因素导致的施工问题，很靠谱。劣势在体力上，肯定不如男性，身体上的不同还是很客观的。

有时候，部分妇女会表现出不自信，尤其是技术难度较高的工作，她们会怀疑：我行不行啊？我恐怕不行吧？我不会特别要求她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会问她们，你愿意夯墙吗？如果对方说“我害怕”，那你就不去；如果对方表示“可以呀”，那就以鼓励为主。在村里面和村民们协同工作，要以她们感觉舒服为主，不能太拧巴。

借宿：有想过在乡村造多少房子？

万丽：我们关注的是农村在环境、社会、经济层面的发展，用盖房子的过程推动这几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让减少污染减少碳排放，提高农村人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质量，提升他们对本土文化和自身能力的信心，提高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挣钱的技能，从而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进行内源性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研究技术和建筑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