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践」城市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调研（上）

随着性别问题成为舆论的焦点，女性农民工的境况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小组从了解和关爱女性农民工的目的出发，采用文献阅读、问卷调查和视频访谈等方法进行线上调研，探究女性农民工目前普遍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进行了21世纪以来女性农民工有关研究的文献总结，指出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范围较窄，深度上也不够，多为粗略式研究，且全面对女性农民工心理状况问题研究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设计《城市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调研问卷》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发现被调查者短期心理状态较稳定，长期心理状态存在焦虑倾向，并对婚姻现状、配偶条件、家庭干涉、子女抚养和目前生活状态等因素与女性农民工心理状况的关系进行了粗略估计；调查和访谈了三名城市务工乡村女性，将她们的人生经历以访谈总结的形式呈现。

21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研究者的重点研究方向，研究重点集中在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城市融入、身份认同、幸福感等方面，研究内容丰富、视角多样，而对于女性农民工的研究，主要从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城市适应、权益保障、就业问题、生存状况等方面进行研究，关于女性农民工的心理状况方面的研究较少。

1.关于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

研究社会融入的学者主要是从融入的影响因素和提高社会融入的途径两方面来研究。何晓红(2007)指出，女性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思想障碍、制度障碍、政策障碍、组织障碍、女性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文化传统障碍等方面的限制，制约了女性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孙朝阳(2009)认为，青年女性农民工应以经济策略赢得自己在城市立足的资本；以改变身份策略致力于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以角色学习策略提高自身竞争能力，适应城市生活;并指出从根本上改革城市二元管理体制是促进青年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康绍霞(2009)从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角度探讨社会工作对于女性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的介入，女性农民工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面临工作适应问题、生活适应问题、社会交往适应问题以及文化和心理适应问题，任秀杰、李晓静等人(2009)的研究提出，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

伍慧铃、陆福兴(2007)的研究指出，女性农民工城市生存表现在外出就业渠道、职业角色、生存身份、社会保障、社会地位、情感婚姻等诸多方面的边缘化。其原因与城镇化推进中的社会资源配置、城乡二元结构、女性素质、城市包容度等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和性别的发展。伏春兰、李蕾(2007)的研究指出，女性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表现在其就业方式、职业层次、职业风险、社会地位、社交情感等多方面，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是要彻底改革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劳动力市场，同时提高女性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张灵知(2008 )介绍了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况，从她们的进城原因、进城职业选择的方向来逐步了解她们在城市的生活现状。向华丽(2013)对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女性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在城市的生活状况以及职业状况都能影响人们是否要留在城市的意愿。郑欣、张春琳(2014)通过分析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对性别的重新认识，并从社会交往和大众媒介中获得性别认同，从性别认同的角度分析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困境，从心理层面唤醒女性自主意识，从而使她们尽快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李荣彬(2016)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对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有较大的影响。

2.关于女性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研究

权益保障问题是女性农民工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而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从权益侵害、权益缺失、维权行为等方面研究权益保障问题。王小春(2012)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社会歧视等多个方面说明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受侵害的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侯旭平(2013)主要从就业选择、劳动过程、劳动关系解除三方面来分析女性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遭受的性别歧视，并提出解决性别歧视问题的相关措施，而他(2015)同时针对女性农民工权益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造成权益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后从法律法规等制度层面开始，分类分层推进女性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效途径。

3.关于女性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

女性农民工就业问题一直是国内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就业过程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就业渠道问题、就业风险问题、就业保障问题等。邹奇(2009)从歧视的角度分析，认为女性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受到性别歧视和身份歧视的双重影响，处于不利地位。晏婷婷(2006)从就业渠道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非正规就业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有有利的一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提出应从国家层面来完善正规和非正规就业渠道，降低女性农民工外出就业的风险。

4.关于女性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研究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发现，影响女性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因素有很多。郑建辉、王雄伟(2013)通过对432名女性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评价女性农民工的生存质量，得出收入和年龄严重影响男性农民工的生存质量，收入的增加可以提升生存质量的总体评价，而年龄的增长又会限制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发展，生存质量也随之下降。江晓红(2015)通过访谈对银川市女性农民工进行调查发现，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难找、不敢主动提签合同，工资低；并从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社会对外来女工的排斥状况、居住条件状况五个方面分析女性农民工在城里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她(2015)又从就业渠道、生存身份、社会保障等方面说明女性农民工的边缘化，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

5.对女性农民工流动问题的研究

何萍(2006)指出女性农民工流动的原因有：挣钱帮助家庭摆脱贫困、见世面、寻找发展的机会。张彦花(2010)认为，从性别的因素对男女两性农民工群体进行分析的视角相对缺失，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在社区、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以社会性别理论为研究框架，分析促使女性农民工流动因素的思路。肖金香(2007 )对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进行深入了探讨，农村女性外出打工促进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促使家庭性别关系走向平等。孙丽、何君(2006)的调查研究发现，“租地种菜”女性农民工的流动动因不仅包含经济性因素，更重要的在于情感性的需求，外出打工不仅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稳定。

6.关于女性农民工心理状况的研究

测量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常用的量表是SCL-90。张波、杨静、杨阳(2012)针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元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研究中农民工SCL-90各项因子得分都普遍高于中国常模，而且大多数都达到了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一般水平。刘衔华认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偏执以及敌对等是农民工的主要心理问题。胡娟霞认为，缺乏社会支持使得他们孤独感强，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使得他们产生明显的自卑心理，“同工不同酬”的不平衡待遇又使得他们产生了心理剥夺感，而这些都是农民工心理问题的诱因。

刘连龙等(2012)针对西安市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发现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低于女性农民工，具体表现为，男性农民工在SCL-90的躯体化、人际关系、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以及总分、总均分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女性农民工。然而刘懿卿等(2009)的研究则显示，女性农民工在SCL-90的10个因子以及总均分、阳性项目数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农民工，这表明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及男性农民工。这种相反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地域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样本容量不同或者研究年代的不同造成的。

无论如何，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都是不容忽视的。李辉、王倩(2010)发现外出务工的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往往比较低，再加上由性别所致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性，使得她们与男性民工相比，身心更容易受到伤害。相比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在工作、生活和婚恋等方面都需要承受更多压力。有统计显示，80%以上的女性农民工都是通过老乡、朋友或亲戚介绍这样的非正式渠道进行就业，然而非正式的就业渠道虽然简便易行，但其风险也较大，稍不谨慎可能就会产生经济损失，使得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或者遭受到职业歧视等等。另外，李炜(2009)的研究显示，虽然绝大多数女性农民工处于就业状态，但她们的工作并不稳定，表现为短期性和较大的流动性。并且，女性农民工的收入也普遍偏低，方俐等(2010)发现，90%女性农民工的月收入在1400元以下，胡娟霞(2012)发现月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心理弹性的一项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婚恋状况对女性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值得重视。蒋善等人的研究显示，遭受到情感或婚姻困扰等问题对农民工抑郁程度可能有较大影响。对于已婚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优于未婚、离婚和丧偶的农民工，可见婚姻是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一个保护因素。即便如此，很多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已婚的女性农民工并没有和配偶生活在一起，而方俐等(2010)发现，与配偶一起生活可以提高女性农民工婚姻生活的满意度，从而有助于她们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综合分析学者们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范围比农民工研究范围窄，深度上也不够，多为粗略式研究，且全面对女性农民工心理状况问题研究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现有的研究方法仍相对单一，并且对女性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以解释某一现象为目的上。我们迫切需要更多深层次的研究，来探究女性农民工特有的心理现象和背后的原因。另外，国外文献中有大量针对不同种族外来移民的各种心理特征所进行的研究，对我国农民工问题也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和方法来展开本土化研究。

由于所阅文献多数发布于十年之前甚至更早，为初步了解近十年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的总体情况和影响因素，我们设计了《城市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调研问卷》，并于朋友圈、群组、微博、小红书、麦客和Credamo等平台上进行问卷发放。我们希望研究对象为“具有在乡村生活经验，并且在城市打工一段时间的女性群体”，于是将本次问卷调查对象“进城务工乡村女性”的入选条件精准定义为：农村户口；在城市务工6个月以上的15-60岁女性。

本次调研采用线上和线下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有效问卷总计61份。剔除男性样本5个以及城市户口样本15个，对41个样本进行分析。

《城市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调研问卷》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进行被调查者心理状态的测量，该量表共有40个项目，第1-第20项为状态焦虑量表，主要用于评定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景的恐惧、紧张、忧虑和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可用来评价应激情况下的状态焦虑。第21-第40项为特质焦虑量表，用于评定人们经常的情绪体验。基于本次调研对象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客观情况，我们对问卷题目的措辞表达进行了修改。后期由于简化问卷的需求，我们删除了特质焦虑量表部分，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总计收集状态焦虑结果41份，特质焦虑结果17份。

为观察婚姻因素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的影响，问卷第三部分从婚姻现状、配偶条件、家庭干涉和子女抚养几个方面设置了问题。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总计收集婚姻状况结果41份。

为观察流动动机因素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的影响，问卷第四部分进行了流动年限、流动原因和进城预期与现实差距的设问。后期由于简化问卷的需求，我们删除了这一部分，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总计收集流动动机结果17份。

1、被调查者总体画像

本次调研中，年龄为21-30岁的被调查者占37%，年龄为31-40岁的被调查者占27%，总体调研对象偏年轻化，主要为新生代农民工。

被调查者年龄分布

被调查者现居住地主要为贵州、河北、广东和山东。

问卷来源地词云

2、心理状况

本研究利用被调查者的状态焦虑总分评估其短期心理状态，利用特质焦虑总分评估其长期心理状态。每一项按1-4的4级评定，前20项各级标准为：1分为完全没有，2分为有些，3分为中等程度，4分为非常明显：后20项各级标准为：1分为几乎从来没有，2分为有时有，3分为经常有，4分为几乎总是如此。反向计分则按上述顺序依次评为4、3、2、1分。分别计算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量表的累加分，最低20分，最高80分。

根据《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19-39岁、40-49岁、50-69岁女性状态总分分别超过55、53、43记为异常值，特质总分分别超过57、58、47分记为异常值。

状态总分样本中最小值为20，最大值为61，平均值约为40。特质总分样本中最小值为27，最大值为64，平均值约为46。筛查发现，41个状态总分样本中有3个样本报告异常，17个特质总分样本有3个样本报告异常，其中有2个与状态总分报告异常样本重合。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异常率分别为7.3%和17.6%。总体来看，被调查者短期心理状态较稳定，长期心理状态存在焦虑倾向。

状态总分散点箱线图

特质总分散点箱线图

3、婚姻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解婚姻因素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的影响，我们将问卷中各种婚姻状态进行赋值，展示其与状态焦虑总分的关系。赋值方法如下：“未婚”赋值1，“同居”赋值2，“初婚有配偶”赋值3，“再婚有配偶”赋值4，“分居未离婚”赋值5，“离婚”赋值6，“丧偶”赋值7。作图可以看出，处于未婚以及初婚有配偶状态的被调查者较多，且初婚有配偶的被调查者状态焦虑总分差异较大，可初步说明婚姻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有稳定的作用，也可能起到负作用。

婚姻状态

我们将各种婚姻幸福程度进行赋值，展示其与状态焦虑总分的关系。赋值方法如下：“开心的时候多”赋值2，“不开心的时候多”赋值0，“差不多”赋值1。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婚姻幸福程度较高时，进城务工乡村女性的状态焦虑分数较低。

婚姻生活中开心的时候多不多

为探究配偶情况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的影响，我们将问卷中各种配偶信息进行赋值，展示其与状态焦虑总分的关系。赋值方法如下：男方户口类型为城市户口赋值1，为乡村户口赋值0。可以得出，大部分被调查者与乡村户口对象成婚，且配偶户口类型为城市户口的进城务工乡村女性的状态焦虑分数较低。

男方户口类型

为表示男方给予的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占比与状态焦虑总分的关系，将调查结果赋值。赋值方法如下：情感支持占比越大则越靠近1，经济支持占比越大则越靠近5。可以得出，婚姻中男方较多的经济支持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有稳定的作用，也可能起到负作用。

婚姻中男方的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

为探究家庭干预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的影响，我们将问卷中各种家庭干涉信息进行赋值，展示其与状态焦虑总分的关系。赋值方法如下：家里人支持婚姻为1，较为支持为2，中立为3，较为反对为4，反对为5。可以得出，家里人对婚姻采取中立和较为反对的大部分被调查者状态焦虑总分偏高。

家庭干涉婚姻的程度由弱到强赋值为1-5。可以得出，处于家庭对婚姻干涉较强状态中的被调查者状态焦虑总分偏低且较为稳定。

家庭干涉婚姻的程度

为探究子女抚养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的影响，我们将问卷中各种抚养压力信息进行赋值，展示其与状态焦虑总分的关系。赋值方法如下：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由小到大分别赋值为1-5。可以得出，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极大的情况下焦虑状态总分偏高，不利于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健康。

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

养育孩子的心理压力

4、目前生活状态及流动动机

为了解目前生活状态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的影响，我们将问卷中各种生活满意度进行赋值，展示其与状态焦虑总分的关系。赋值方法如下：对目前工资数量满意赋值为1，不满意赋值为0；对目前生活的幸福程度和目前务工城市的满意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可以得出，虽然差异不明显，但对目前工资不满意的被调查者状态焦虑总分偏高；目前生活幸福程度低、对目前务工城市满意度低的被调查者状态焦虑总分偏高。

目前工资的满意程度

目前生活的幸福程度

目前务工城市的满意程度

为研究流动前后心理落差对进城务工乡村女性心理状态的影响，我们将被调查者第一次进城务工前的生活幸福程度和对务工城市的向往程度按照相同方法赋值，并与目前生活幸福程度和对务工城市的满意程度进行比较。落差超过负二的样本被标为特殊。我们发现样本中有一位被调查者生活幸福程度落差超过负二，有四位被调查者对务工城市的满意程度落差超过负二，其中有一位在两个情况中都被标为特殊。四位被调查者中有一位状态焦虑总分异常，两位特质焦虑总分异常，可以初步说明流动前后心理落差较大对被调查者心理状态有不良的影响。

调研人：郭嘉、袁玲娜、马伊荷、蔡慧迪

排版：柳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