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远离家乡的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题图：Photo by Dan Wayman on Unsplash.

作者：木兰，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

我的名字叫齐丽霞，出生在河南开封兰考，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子。

很多人会叫我“木兰”，可能一时想不起我的名字，也可能我身上有“花木兰”的影子，我不介意，很喜欢“木兰”这个称呼。每次自我介绍，我会说：“我是木兰丽霞，木兰是机构简称，丽霞是我的名字，大家可以叫我木兰，也可以叫我丽霞。”

我和木兰几乎是分隔不开。自木兰 2010 年正式成立，我就吃、住、睡在木兰的任何一个活动中心之中，生活和工作完全不分。“木兰”是我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十几年，从某种意义上，木兰像是我的一个孩子，也像是另外一个重生的我。

我们出生的时候，奶奶是家里的“当家人”，特别重男轻女。我和姐姐一出生，她就对邻居说：“唉，是俩丫头！”

但是父母都还算疼爱我们，虽然条件很艰苦，还是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养活我们。父母的疼爱使我有机会比同时代的大多数女生，多了一个读书的机会，让我有走向远方的可能。

在 80 年代，女孩子在农村能上到初中毕业，已是家庭条件不错，父母相对开明的了。我记得后来念书的时候，都有初中同学抱着孩子去学校找我们玩。

80 年代中后期，中专和中师是可以分配工作的，是所谓的“铁饭碗”。毕业后自己工作有着落，也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大部分成绩好的女生，都选了中专或中师。男生的家庭才支持去读未来没有把握的高中。

但我特别想去读高中，考大学，然后飞得很远很远。当时家里人特别反对我和姐姐继续升学，怕供两个女孩读书负担太大，更大的原因是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有什么用。邻居们都说我妈太宠我们了，读那么多书，已经够多了。哥哥在初二的时候，因为怕被妹妹们赶上——三兄妹在同一个年级读书，被人笑话。自己在初二念完之后，搬着凳子回家，从此不再念书。

父母希望我和姐姐都报中专或者中师，给他们带来些荣耀，也能有各自的出路。我不甘心，就偷偷地报了县一中，然后告诉他们我报的是中专。我们县一中，是乡亲们眼中的最高学府，进了县一中读书的孩子，会被称为“秀才”、“半个大学生”。女孩子是很少有家人支持去读的。

我的县一中通知书下来了，我们乡没有几个学生考上。我爸妈特别吃惊，我不是根本没有报一中吗？为了把这个谎圆下来，我又编了第二个谎言，告诉他们我的确报了中专，但是同时给中专的校长和一中的校长写了信，告诉中专校长我的志愿是一中，告诉一中的校长我对上高中的向往，请他能破例录取我。

父母根本不知道一中和中专是不能同时报的，一中校长不可能拿到我报考档案录取我。但是父母不懂啊，还说我是个鬼精灵，人小心大。因为已成定局，父母也没有特别为难我，开开心心地准备送我去一中。父母的说法是，我们兄妹三人，谁考到哪儿，父母就供到哪儿。

在念高中的时候，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读书了，他们觉得也没有太大压力。于是我就以“半个大学生”的身份，被称赞着送到了县一中，开始了高中的读书生涯。

▲ Photo by Dawid Małecki on Unsplash

我特别喜欢上的一门课跟法律常识有关，是一门副科，课程名字已经记不太确切，反正里面讲的都是些常识，如隐私权等。课程由不太受学校重视的老师去讲，好像每周才有一次课，但是我每堂课都认真听。

学了不久，别的老师上课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教辅书突然不见了，讲桌正对面有四个学生，我是其中之一，他认定是我们四个人其中一个拿走了，在班上大发脾气，而且要搜我们的书包。其他同学乖乖地让搜了，都没有发现那本书。唯我愤怒地说不行，不准他搜。他说我反了，如果没拿，凭什么不敢让搜。我也不示弱，和他对拍桌子，“你就是没有权搜查我们，你没有搜查令！我们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把他气得不行，气吭吭地走了。

现在回看青少年成长经历时，发现自己个性中一直有追求平等的勇气和倔强。

▲ Photo by Tim Mossholder on Unsplash

后来经过很多挫折，我读了一所本地的师范院校，被调剂到了我并不太喜欢的专业，在学校里也不是那么“安分”总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好不容易才毕了业。

参加工作也不是很顺利，没有人际关系，等待很久才分配了工作。初入职场的我，由于自己不肯“敷衍了事”，和领导同事相处也算不上愉快，只能希望在教学上问心无愧，不要误人子弟。

到了年龄，和大多数人一样，好像没有什么选择便走进了婚姻。在我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懵懂地做了母亲，在工作和家庭生活都不如意的时候，我最终选择了离开家乡。离开时女儿只有三岁，我虽然有千般不舍，万般不放心。但比起对新生活的向往，我还是狠心把她留给了老人。

当女性在自我和母职里徘徊的时候，她该何去何从，真是两难选择。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是倾向先选择自我成长和发展，然后肩负起母职的。做什么样的母亲和如何做母亲，可以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学习，慢慢能做得更好。

我离开她，去到遥远的、我从未到过的南方。是因为我的精神世界找不到寄托和温暖，看不到生活中有一星一点的希望之光。我像在雾茫茫的旷野中行走，没有同行的人，看不到方向，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甚至，我要努力忘记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才能度过乡村女人每天的日常，让我可以麻木地活着。

这期间也承担了非常多的社会压力。有朋友直接说我“只管生不管养”，亲戚也有劝我回家照顾孩子的：“你还不回来照顾女儿，你看她的小手小脸都生冻疮了!"我回应：“生冻疮是天气太冷了。奶奶照顾得那么好，还生冻疮，我回去照样也会冻伤。”虽然理直，却感觉气并不壮。但我觉得没有我的新生，就没有她未来好的发展。

《我是范雨素》里写道：抛弃儿女的母亲都是抱着滴血的心在活。这句话刺痛了我。我的心早已不再滴血，但也从未愈合。那种刻骨铭心的痛，依然存在，任何微风一样的刺激，都会掀起滔天巨浪般的痛，而且一浪接一浪，绵绵不绝。

▲ Photo by J W on Unsplash

南下的时候是 10 月份，还不算太冷。我们一路看着变换的景色，开始觉得越来越热，随行的人一件一件往下脱衣服，憧憬着未来生活的美好。

介绍我们进厂的老乡是一对很年轻的小恋人，都才二十来岁的样子。见面之后，才发现我们能不能进厂，他们说了不算，得经过工厂的一系列招工程序。当时我们很担心进不了厂，晚上无处落脚。一行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女生当天下午全部进了工厂，女工的招工程序特别简单，就是填一张表格。有些不太会写字的，还可以找人帮忙写。男生进厂则麻烦一些。

我之前读过一个名叫“安子”的工厂女工写的书，叫《青春驿站》，内容都是工厂女工的各种生活经历。我也有点爱书写，有个“文青梦”，特别想效仿她，书写一下自己和身边工友的故事。所以，就想从最底端的流水线做起，填了小学毕业，顺利成了一名普通流水线工人。

我们女生大部分到了生产车间，但在不同的楼层或不同的班组里面。老员工告诉我，这是为了方便管理。宿舍也是不同楼层，甚至白班和夜班分到一起。一个宿舍里，遇不到一个熟悉的人。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很小心地走进宿舍时，不小心碰到了什么，被一个睡在床帘子里的人恶恨恨地骂：“没长眼晴啊，乡巴佬！”我难堪得涨红了脸，不知是进是退。我分的是上铺，更不敢往上爬了。只好把东西放下来。推门出来，一直在外面呆着。

进这个工厂之前，我是有自己清晰明确想法的。当时有两个计划，一个是做一个像安子一样的打工女人，书写工厂里的故事；一个是好好工作，从低层的工作做起，做熟练每一道工序，升迁上去，做个好的管理人员。

所以头两三个月，我和工厂的其他工人是有些不一样的。早上，别人还在睡，我就悄悄地起来，在工厂区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跑跑跳跳，背背唐诗宋词。晚上，我拿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记录我观察到的车间状况和事情。混熟了的工友会和我开玩笑：“你不嫌累啊，你不是来打工挣钱的吧？”“你是不是个卧底作家？”我笑笑，通常不说话。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不定哪天，你的名字就变成铅字了呢。”

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赶上了加班，每天都加班。从 8 个小时，不知不觉变成了 11、12 个小时，周末也没有了。最长的一次，一个月好像只有发工资的那天放了半天假。我们都像放风一样，也不吃厂里的饭了，赶紧冲了凉，像鸟一样飞到小镇上。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就是在街道上走走，看看热闹。更多的人去奔向邮局，把钱寄回老家。

▲ Photo by chen senjia on Unsplash

现在回想起来，最艰难的是刚进厂没有多久，从家里带来的 300 多元钱，一分一分地计算着花也很快用完了。南方的冬天，到了下雨天，也是阴冷潮湿逼人。我们以为南方暖和，带的衣服都不够厚，到了大概 12 月份的时候，已经不能御寒，稍微有点刮风下雨，就冻得瑟瑟发抖，记得那时我还穿着夏天的凉鞋。

身体上的艰难是一方面，更让人难过的是，后来持续加班不再有精力早起，我的唐诗宋词上也蒙了尘。早上能多睡一分钟感觉都是奢侈，晚上日记本也没有力气拿出来再写下去。

工厂生活过得很痛苦，钱没有挣到多少，人累得失去了梦想和动力，苦闷得很。我想离开，回家又不甘心。最后有个朋友说深圳情况更好些，我们想着去深圳看看。工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底层员工离开工厂，没有辞职这一说，只有“自离”。所谓自离，就是自己主动离开工厂，拿不到最后也许是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工资。

我不甘心，那么辛苦的血汗钱，凭什么不能拿到手？我想要按正常流程辞工，班长告诉我，厂里没有这个先例，没有人批辞工。我每天追着他，向他要辞工书（厂里自己印的辞工书，自己写的没有用）。我告诉他，你只要给了辞工书，我辞到辞不到是我的事情。最后他被我缠得没有办法了，给了我辞工书。

我写的辞工理由是“这个工厂不适合我，我要离开。”管理人员有顺利辞工的，通常写“家里有人重病、自己要结婚”之类。我们那个小班长看着我的辞工书笑了，认为我的理由更批不了。我不想写假理由，他像看戏一样，说：“好，我看你能走到哪一级。”他给我签了辞工书。

不管如何，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我的辞工书，到了课长手里。他很好奇，破天荒的，把一个写“工厂不适合我”的员工叫到办公桌前，问我为什么不适合，还假意挽留。我真得受够了，坚决要离开，最后，他竟然就批准了。我离开了，就像离开监狱一样，再也不回头。

▲ Photo by DDDanny D on Unsplash

在南方折腾了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个公益机构的志愿者，像是黑暗中看到了曙光，认为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开始关注基层打工群体。后来的后来，我带着女儿到了北京，跟姐妹们创办“木兰花开”，改变了我和她的人生方向。

我只是木兰的创始人之一，当时的四个创办人都是流动女性，都关注女性成长，特别是基层女性的弱势、面对的挑战与不公。最后机构定名为“木兰花开”，是因为我们把“花木兰”和流动女性做了一个比较，发现有很多的相似处。

花木兰是替父顶弟从军；流动姐妹们是为了减轻家里经济压力，甚至是为了支持哥哥弟弟们读书，成了家庭的经济支柱；还有第四点，我们和花木兰一样，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也找出了不同的地方：

在工厂流水线做工的时候，我感觉生命是那么的黑暗，找不到生存的意义。用青春、汗水、健康、骨肉分离，换来薄薄的几张钞票，仅够维持生计，连生病都生不起。长长的流水线上，充满着流动女工的血泪和绝望。我和女儿都有留守和流动的经历，我们将各自的伤痛埋在心底，几乎从来不正面谈起。在她留守的日子里，每次看到别人一家走在一起，我的眼光会跟着人家走很远；每次听到跟女儿差不多大的孩子哭泣，我会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众多的流动姐妹是非常相似的，既是其中的一员，又是典型的代表。我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离乡别井，到处打工。但我又有幸多读了几年书，没有过早地嫁人生子，有机会离开农村。我当过老师，做过小生意，南下寻梦的几年，青春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疾飞。我有幸走到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中去，让我的人生变得厚重。

因为我和姐妹们相似的人生经历，“木兰花开”从诞生之初，它的定位和价值观就有其内生的基因。比如：

▲ Photo by Julia Caesar on Unsplash

机构成立之初就异常艰辛，刚刚半年，就面临着生存挑战。机构没有任何资助了，是各奔前程，还是继续坚持？最后几位伙伴都做出了留下来一起面对的决定。春芬说：“只要有馒头吃，我们就要做下去！”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吃“馒头大餐”，睡“贵宾桌”、“贵宾地”的日子。

我们在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做我们认定的事情。我们真的就像一棵野生土长的小草，在贫瘠的土壤中发芽，有点水就能活，给点阳光就灿烂。同事们和志愿者一起，一边大口大口就着咸菜吃馒头喝白开水，进行义卖维持生计；一边在简陋的只有几十平米却挂满了衣服、摆满了图书的空间里，和姐妹们一起创作排练我们自己的歌曲、舞蹈，做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面对贫困潦倒，向往诗和远方。凭着对我们所做事情的认同，我们坚持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慢慢越来越有起色。

2015 年的时候，机构遭遇瓶颈期。有内部问题，大家前期投入太多，没有上下班概念，经常没有时间休息。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也看不到工作的成效。甚至感觉到了迷茫，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外部也充斥着各种对公益的论述，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最刺激我们的就是所谓“老小树”，意思是机构成立了好几年还长不成大树。我感觉“木兰”甚至还不能说长成了树， 我们还是一棵在艰难生长的小草。随时一个危机，就可以让这个小草活不下去。

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虑，经常失眠上火，常常满嘴起泡儿，一个正在长起，另外一个刚刚结痂，被凛冽的北风一吹，一张嘴，就裂开，血就渗出。自己又强撑着，不肯也不知向谁说，偶遇朋友关心问候，就会突然红了眼眶，不敢和人对视，不敢把脆弱的一面给人看见。

我个人也陷在泥沼里，困在婚姻中找不到自我。丧偶式育儿的苦闷，让我苦苦挣扎着寻找爱和出路。挣扎中，我深深地陷入了自我否定，一点也找不到成就感和长处，甚至觉得自己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任何价值。可以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至暗的一段时光，像是走在永远看不到光亮的漫长隧道里，像是时间永远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好在有众多朋友以各种方式陪伴着我，有长长的电话，有相拥而泣的共情，有持续不断的支持，最终艰难地结束了近 20 年的婚姻。自由需要争取，也是需要适应的。我慢慢地才得以从泥泞中拔出腿来，一步一步向前迈。我发现，一个人的日子真得像飞翔一样，充满了快乐、自主、自由！

机构层面，社区伙伴的支持，给我们打了剂强心针。我们同事慢慢认可木兰的“小而美”，我不再对“老小树”感到有压力，甚至想通了，认为我们本身就是一棵倔强野草，自有草生存的价值。我们成不了树，更成不了参天大树，就让我们好好做一棵“春风吹有生”的野草吧！我们就扎根在社区里，扎扎实实地做我们的工作。

一方面是基础服务，做姐妹们和孩子们需要的事情，社区图书室、儿童兴趣班、亲子早教班、家庭教育讲座、职业培训、职业分享、职业规化、写作营、摄影班、文艺队等，一方面是群体赋能发声，做文艺演出、策划展览，录制歌唱，让更多的公众听到我们，看到我们，了解我们，进而支持我们。

我们就这样彼此扶持着，以我们自己的步调，走我们自己的路。从不知道能存活多久，到不知不觉中走过了 12 年。回顾来时路，有感慨，有泪滴，更多的是挑战。我们熬过了疫情，进入到了后疫情时期，依然不停地面临挑战，应对质疑。但是我们团队的整体心态都从容了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人和机构都到了一个成年期，不惧怕变化和未知。或者即使有强压的恐惧，也心知肚明无可逃避，只能面对，所以倒也坦然了许多。我们不再怕机构“死亡”，选择向死而生，能从容地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 木兰文艺队在银杏发芽大会上演出，唱木兰自己的歌（丁沁摄影）

做公益的十几年里，有挫折，有困顿，没有任何项目支持的那一年，我们依然倔强坚持，我们用义卖和小额个人捐赠的钱支付机构的房租和水电费；最冷的那个冬天众筹了 2000 块钱用来买煤烧；有合适的项目我们就去投，很多石沉大海，我们又再接再励，去慢慢找寻和我们价值观一致的合作方；只是目前经济形势越来越差，能支持我们的合作方越来越少……

12 年中，我们经历了 6 次搬家，因为经济压力大，每次搬家都是我和姐妹们、志愿者们亲历亲为，整理、打包、肩抗手抬，几乎可以成立搬家公司了。

今年是我也是木兰的本命年，木兰 12 岁，我 48 岁。回望这有晴有雨的 48 载，感谢生命，也感谢相遇的每一个人。我们将和社区姐妹一路同行，一起面对未来的坎坷路途，一起面对更多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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