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你还有吗？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二卷，为免费内容。

齐格蒙特·鲍曼去世前，曾与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交谈了几天，在他英国利兹的家中，就他毕生的工作进行了四次长谈。在这场谈话中，他继续以“流动的现代性”来描述我们的时代，涉及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爱与亲密关系、身份、工作与休闲、家庭、犹太性、道德、幸福、社会、宗教、政治。从经济危机到新型穷人，从社会责任到公民权利，从战争阴影到幸福日常，从偶像作家到人格类型……并就这些话题，深入思考，为我们这代悬浮在不安全感的人提供对自己境况的新认知，改变了我们对现代世界的思考方式。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将熟悉变为陌生》中《乌托邦与历史 时间旅行：今天的“彼岸”在哪里》一章，分享给读者。

哈夫纳：今天有无数的反乌托邦，却几乎没有乌托邦。前者描绘地狱图景，后者则追求尘世天堂。大多数乌托邦计划仍是纸上谈兵，但您本人信仰的共产主义对世界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鲍曼：我在英国的学术生涯中出版的头几部著作中的一本里提过：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在于，揭露现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激发补救行动。没有这样的未来信念，这些弊病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展、增殖，而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生活质量，也注定会沦为那种发展趋势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令人惋惜的连带受害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柏林墙倒塌后西方社会的故事回顾性地证实了这种古老的信念。）那个信息又引出了另一个信念：宣告任何形式的现状是“实现了的理念”这种做法，对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作用来说，可能是一记丧钟。更长期来看，这样的宣告将不可避免地使这种信念失去那个作用。对当前关于民主的思考来说也一样，因为纯粹的民主也是一个乌托邦，一种尚未建立的理想状况。

哈夫纳：抛开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不谈，在某种意义上，这么说也对：关于社会改革的意识形态也已经过时了。

鲍曼：的确，但现在离意识形态的终结比以往更远了。现代性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切都可以通过运用人的能力变得完美。但今天政治的口头禅是：别无选择。西方的掌权者就是这样告诉人民的：一切关于社会秩序的思考都是在浪费时间。根据新的私有化意识形态，这样的思考对美好生活没有任何贡献。干更多的活，赚更多的钱，但别去思考社会，也不要为共同体做任何事——人们就是这样被告知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曾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

哈夫纳：对年轻一代来说，别无选择的想法似乎是自然的。

鲍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他们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亲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这不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中心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长期规划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我们没有能为我们指引方向的“北极星”。良好社会的理念也不再在公共讨论中出现。我们最多只能想到一个不比当前社会糟糕的社会。像唐纳德·特朗普、欧尔班·维克托和玛丽娜·勒庞那样把自己包装为“强大领袖”的政客也不给人民提供选择了。他们声称自己就是另一种人格化的“选择”。

哈夫纳：您用猎场看守人、园丁和猎人的隐喻来描述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发展。前现代对世界的态度是猎场看守人的态度，现代则是园丁的态度。如今，在后现代，猎人的态度成为主流。这种乌托邦式思维方式和先前的现代态度有什么不同？

鲍曼：人们考虑的不再是保持和维护。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想要创造美丽的花园。今天，人们只关心装满自己的狩猎包，不在乎猎场的剩余供应。社会历史学家把这个转变称为“个体化”，政客将它包装为“去管制”。和以前的乌托邦不一样，猎人的乌托邦不会给生活注入任何真实的或虚假的意义。它只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把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赶出人们的脑袋。

良好社会的理念也不再在公共讨论中出现。

哈夫纳：这种乌托邦的基础是什么？毕竟，它理应为我们提供希望。

鲍曼：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两种相互补充的乌托邦：一是关于自由市场的奇妙复原力的乌托邦，二是关于技术修正的无限能力的乌托邦。它们都支持无政府主义。它们设想了一个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并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统治者的世界。它们反对一切计划，反对一切延迟满足，反对为未来利益做出牺牲。此处想象的这个世界的自发性使一切关于未来的考虑都变得无意义——唯一值得考虑的，是（怎样）摆脱一切关于未来的考虑，并因此得以在什么也不必考虑的情况下行动。

哈夫纳：即便我们对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没法有积极的想法，我们不是至少还能从历史中学习吗？就像西塞罗说的那样，历史是“生活的老师”。

鲍曼：普遍而言的未来和具体而言的进步越来越让我们沮丧。“Historia magistra vitae est”——历史是生活的老师——的想法也已经沦为这种日渐加重的沮丧的受害者了。大多数人已经发现自己的希望落空了。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甚至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也已经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了——承诺未能兑现，计划半途而废，希望以破灭告终。在我小时候，在我还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人们相信，未来会持续变好。每一年都会变得比上一年更好，我们会从历史中学会避免过去的错误。我们会发展出更好的技术、更好的手段和方式来做正确的事情。我们相信，未来会一路向上，而非向下。

哈夫纳：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情况恰恰相反：历史从黄金时代开始，然后一路向下——相继堕落为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直到迎来他们时代的灾难，即黑铁时代，一种衰落和腐朽的状态。

鲍曼：随着现代性的开启，人们开始相信，事情会变好，会进入新的黄金时代。他们梦想一个完美的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的“万能人”（uomo universale，或译为通才）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说，完美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其中，任何进一步的变革都只可能是一种退化。人们认为，从错误中汲取这么多教训，变得如此聪明，发展出如此精致的技术之后，我们终将创造出那种理想状况。完美意味着不可能进一步改进，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人们相信，在创造出那个完美社会后，人们终将能够放松下来，收获前几代人努力的成果。今天，没有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这么想了。但也许，我们应该少关注一些我们过去的错误，多关注一些旧日被忽视、被抛弃或干脆被忘记的理念。这些理念可能包含某种比我们今天拥有的更好的东西的种子。

哈夫纳：我们是否至少能对我们目前的困境有所了解？

鲍曼：我不相信有人能提出一种自洽的理论来解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我的新书也不是要准确地描述当下；它不试图捕捉当前的潮流或指出可能的结果。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它的书名是《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一个由时髦的词“复古”（retro）和“乌托邦”（utopia）这个词组成的合成词。乌托邦总是位于未来，但未来不再迷人。它充满了风险、危险和挑战。它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或当下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已经对进步理念失去了信任；想到进步不再令人振奋，反而会引发焦虑。它也让我焦虑。我可能会跟不上变化。我很可能会变得多余，我的专业也一样。那么多的行业和专业都已经自动化了。现在，汽车工厂几乎没有任何工人。你听过那个关于未来工厂的笑话吗？

哈夫纳：没有。

鲍曼：在未来的工厂中，将只剩两种活物：人和狗。人的工作是喂狗，狗的工作是确保人什么也不碰。这个笑话捕捉到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工作一直在消失，取而代之的不是人类竞争者，而是计算机和机器人。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智识劳动也将会自动化。

哈夫纳：您说乌托邦位于未来。那么，您书名中的“怀旧”指的是什么？

鲍曼：今天，很多人认为稳定和安全的天堂在过去。那是他们渴望的家园。现在，人们在书写过去的乌托邦。但公众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即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分界线已被抹除。未来和过去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上的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别。很久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未来是未知和自由的领域，而过去则是稳定和不自由的领域。

哈夫纳：虽然我们很了解过去发生过什么，但总是还有充足的揣测空间。和关于未来的想法一样，关于过去的想法也或多或少是虚构出来的。

鲍曼：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过可以怎样在政治上利用这个事实。在他描述的极权主义国家，“真理部”为控制其臣民的思想而操纵过去。今天，这种操作被称为“历史的政治”或“记忆的政治”，在许多欧洲国家，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我怀疑，在政客那里流行的这个趋势——“历史的政治”——背后，是当下的不安全和未来的不确定。过去是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把碰巧符合你目的的东西挑出来，把其他的抛到一边。结果，同一段历史也就有了几十个版本。人们选择性地利用历史记忆来促进特定的党派利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这正好与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说法相反。兰克曾说，历史学家应该“直书”，把一切“按实际发生的那样”写下来。

哈夫纳：那是不可能的。

鲍曼：显然，如实写史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叙事都是选择性的，只能如此。你还记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吗？富内斯从马上摔下来，结果遭受了一场非常奇怪的折磨。他不能概括，不能做普遍陈述。

哈夫纳：但他记得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

鲍曼：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奔跑的狗和坐着的狗同属一个概念。结果，他没法讲故事，因为对他来说，讲故事要花费和事件本身一样长的时间。这就是今天的实际情况。在思考未来时，我们只能想象混乱，因为未来包含太多恐怖的可能性，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当我们回头看——因此也就有了我所说的“复古”——时，同样如此。有大量的东西可供我们任意取用。任何人，无论出于什么意图，只要沉浸于过去，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在《怀旧的乌托邦》中，我试图按某种顺序来整理这些想法。可那一点儿也不容易。关于这点，若泽·萨拉马戈写得很漂亮。他是我最欣赏的小说家之一，我认为，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的小说可以当哲学陈述来读。在一则日记中，他描述了一种我也有过的感觉。他写道，回头看——他当时八十六岁——他感到悲伤，因为他未能与其他人分享自己少数的明智的想法。他提出了那些想法，但没人采纳。它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对自己提出一个激进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思考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就像我们会出汗一样，我们也会思考。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忍不住要思考。这也是我思考的理由。我忍不住。它是一种长期的——毕生的——训练：的确，是一种操练。

哈夫纳：您最关注的想法是？

鲍曼：怎样把文字付诸行动——这是我无法摆脱的问题。怎样面对日趋严重的不平等——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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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大都会》（1927）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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