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十二点,租一间明天能赚钱的店
图文 | 姜婉茹
编辑 | 陶若谷
●深圳摊主高文元在卸货摆档。
7月26日凌晨五点,天还没亮,深圳龙岗区马桥市场只有零星铺位亮起灯光。摊主高文元开着面包车,找到一个不足5平米、挂着「华兴百货」门头的空铺子。他卸下折叠货架、竹子卷席、风扇,还有几个大红色布包,里面装着码数齐全的童装。
这样流动在日租店铺里的生活,他已经过了5个月,走遍了龙岗、罗湖、龙华、福田、南山,每天都要换一个店。
日租店是在「放位群」里找的。房东们在群里出租铺位,用长长的广告刷屏,写明流动摊主最关心的事——位置、几平米、人流量、租金、生意能做半天还是一天;周边是城中村还是高档小区,是否有电、卫生间和风扇,能否把车开到门口卸货,也都是铺位的卖点。群里满眼是「牛逼小位」,联系电话叫「发财热线」,但真正生意爆火的位置基本看不到,都被老顾客早早预定了。
高文元习惯在晚上捡漏。如果撑到十二点,只要开价,房东亏本也会把第二天的铺位租出去。这时候原价四五百的铺位,“花150统统拿下”。放位群里24小时都有消息,不死心的房东一直发到早上六点,「今天特价」的广告才会被「明日有位」顶掉。
●不到六点,隔壁面包店亮起了灯,摆地摊的也出摊了。
清晨6点是多数人出摊的时间,高文元喜欢早到,日复一日的摆货也成了享受——慢慢设计一下,然后支起铁货架,铺开竹子卷席,把红包袱一个个打开,童装T恤随意地堆成一个小山,公主蓬蓬裙就高高地挂起来。大概要摆一个半小时,摆完还不到忙碌的黄金时段7-9点,来得及吃个肠粉,在附近随意逛逛。
但7月26日这天,他找停车位花了太多时间,摆货没有平日从容,急出了一身汗——城中村附近,七八点上班族出门,才有车位空出来。做生意赶早不赶晚,如果顾客来了货还没摆好,高文元会感觉有压力,“但比起开实体店,这个算很轻松的。”
高文元今年46岁,之前有家经营10年的实体店,以卖童装为主。2020年赶上疫情和社区拆迁,店铺关掉了,靠线上自媒体账号的人气,他开始做批发。顾客大多是想摆地摊创业的人,也有家具店和餐饮店的老板娘,在店门口摆点童装卖。
●兼卖餐饮和卖衣服的店铺。
当时一天能赚几千块,高文元跟妻子忙到没时间休息。很快他又开起一家样板店,另租了500平米的仓库。几十万积蓄都投了进去,那时他觉得,“做生意不怕(囤)货多,始终都要卖完的”。
大半年后,生意断崖式下滑。一个自媒体平台判定他有营销行为,封了账号。合作过的客户也不再拿货了。他不认为这是简单的失败,更多是形势使然——实体店萧条了,童装更加没有市场。以前在实体店卖,社区里的宝妈,谁住了多少年,谁在自己店里买过衣服,他都知道。现在10个顾客里面,有9个都是阿姨,只有一个年轻宝妈,还只是进店逛逛,主要在网上消费。
疫情后的生意更难做。下雨的日子,没什么顾客购物,还是要按时开门,守上一天,每月实实在在的一万六千多租金让他焦虑。他先退了仓库,今年春天,又把样板店关了,留下积压的货物和几十万外债。到了能卖夏装的三月,他开始租流动店铺。
“跑着跑着就以此为生、难以自拔了”,高文元没有了月租压力,可以看天吃饭,遇上刮风下雨没有顾客,就休息一天,“赚不赚得到就很难讲,(但)这期望就很高嘛,明天去一个新的位置,也许能卖个1000?”
●忙时与闲时。
●摆果蔬地摊的摊主。
房主把铺子租给长租商户,经营不善的再租给专门「炒位」日租店的二房东,按照惯例,每次转让,新接手的人要付几万、十几万的「喝茶费」。在流动摊主租下来前,通常已经转了三四手,房东们要赚一半的租金。但只有盘下好位置的房东,才能在旺季赚到钱。也有房东自己就是流动摊主,淡季出租,旺季自己做生意。
●百货老板收档结束后,房东查看店铺情况。
●老圩市场里的流动土特产店,原本是猪肉铺。下午5点,还没有卖出一单。
深圳的夏天长,西瓜可以卖到九月份。流动摊主王鹏夏天卖西瓜,冬天卖羊肉。现在在龙岗区的老圩市场租了两个月铺子,跟卖茂名烧腊的老板合档,各出一半租金。算下来400多一天,每天能卖两千块,扣掉成本还剩500。
为了卖出这个流水,他直接住在店里,白天和妻子轮流休息。王鹏的女儿在老家江西上小学,暑假来到深圳,没有朋友一起玩,她就帮着爸爸卖西瓜。王鹏按深圳的行规,把冰西瓜切成适口的小块,装进透明盒子里,每切好一份瓜,女儿就套上塑料袋。
不大的市场里,有至少三家卖西瓜的,附近还有两家大超市在打价格战,分走了一些顾客。要是生意变差,王鹏打算再换地方。西瓜就堆在店门前,每次进货两三千斤,要在三四天内卖掉。铺子受到冰柜用电和搬货的限制,流动相对缓慢,“要是每天搬两三千斤西瓜,要搞死人了。”
●王鹏在烧腊店开的西瓜铺。
流动的生活,每天变化的只有店铺的大小、温度、湿度、卫生状况,以及卖了多少钱。女装店主彭明峰做流动摊主十几年了,跑过五六百家日租店,他说就算免费送一个固定店铺给他都不能要,没办法生存——附近的顾客看腻了店里服装,就不会再买了。他曾经试过连租一个店铺两天,想省去摆货收货的麻烦,第二天收入直接少了三分之一。
彭明峰不喜欢这种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但他不敢轻易改行。上次换行业,是疫情时囤了一批钱包在家放了两年,皮具腐朽掉漆,人们也全用上了电子钱包。
他在湖南农村长大,初中时着迷地图上的大城市,来到深圳后再也没离开,今年37岁。生意难做,为了两个孩子上学的事,他搬去了东莞,平均每天开车往返50公里来深圳摆摊。8月2日这天,在彭明峰摆档的扬马市场,有五六家日租店铺空着。
再隔两三家是田虹的日租摊位,她卖的也是女装——遇见了同行,收入肯定会少一些。以前摊主们大多摆夫妻档,田虹说,现在至少一半跟她一样独自出摊。招呼顾客,算账,搬搬抬抬的活儿,都是她一个人,“两个人无法养活了,就有个去上班”。
自从跟父母搬到深圳后,四川农村老家的房子没了,田虹已经回不去了。除了陪11岁的女儿看电影,她平时能不出门就不出。在她看来,钱要花在值得的地方,比如给女儿报班补数学,两百块一节课。虽然女儿还在上小学,田虹已经在网上查“女孩学什么专科比较好”。她担心女儿长大了会更辛苦,“我们这一代可以靠力气吃饭,她们这一代,可能扫地都不如机器人快。”
跟许多流动摊主一样,田虹也遇到过不少小偷。她最怕偷衣服的老太太,就算抓到了,老人路都走不稳,也拿她没办法。还有人扫一下付款码,只输入一个数字,没把钱转过来就跑了。
更直接的方式是在喇叭里说,“随便看,随便试,千万不要随便拿”,摊主会调高音量反复播放。还有人租到过假店铺,钱交了,等发现那家店根本不存在,放位的“房东”早已删了好友。
高文元也中过房东的套路,有次他看好一个店铺,讲好价转了钱,房东收了,然后说是朋友的店,得问问再说。高文元一下就意识到,这是要拖到最后实在没人出高价,再把位置租给他。还有一些房东,会放“垃圾位”——位置差,肯定要亏钱的店。“一天骗一个,这么多群几年都骗不完”,高文元说。
●高文元的临时童装店。
流动时间久的摊友互相都认识,店铺相邻的时候凑一起闲聊,说说生意好不好,分享避坑指南和业内传闻,比如有个铺位是用雨伞搭起来的,大概3x4米,租金却要1800块。但高文元说,自己没交一个朋友,只跟一个摊友熟悉,是个卖男装的大哥,两人偶尔会「合档」,租一个大店铺,分摊店租。但因为一次他推荐的位置对方不满意,两人不再说话,“很现实的,一旦位置不满意,就好像我害了他一样。”
●马桥市场的另一间日租店,高文元曾与卖男装的摊友在这里合档。
流动摊主们的灵活性很高,不怎么囤货,市场上什么好卖,很快会换品类。但高文元不行,他还压了大量童装要清货,每件卖十几二十块钱。近期是童装淡季,高文元一天卖两三百块是正常事,去掉店租就不怎么赚钱了,“不卖掉最后都是垃圾”。
●中午,太阳晒进店里,市场人流变稀,高文元收了档。
高文元08年在深圳摆地摊创业,身上只有五六千块,那时的目标就是自己开店。摆摊三年后,他在同一个位置开了店,有几年生意不错,“真正做老板了”,老婆买耳环买戒指,一两万想都不想,直接刷卡。现在又回到了原点,连买几块钱的菜都要掂量。
7月26日在马桥市场的铺位,曾卖出过1600元的好业绩,是他收入最好的一次。高文元这天只卖了两三百,“这个位置下次不来了”。有的店是卖套装的福地,有的可能爆出一百多的大单……每天对不同的日租店,高文元都有新的期望,“总有得一碰”。
(除高文元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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