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新而中——贯穿梁思成规划、保护、建筑思想的主线 | 央美建筑青年学者论坛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特别报道。

本文整理自2022年4月30号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展厅举办的“央美建筑青年学者论坛”「新而中——贯穿梁思成规划、保护、建筑思想的主线」，王南老师现场讲座导览，全球知识雷锋线上直播。本文为全纪实报道，由王婉琳整理，全长2.6万字。

首先欢迎今天来到现场以及在线上参加这次活动的嘉宾和同学，这种只有几个人在现场，大部分同学和嘉宾都在腾讯会议、B站直播中来完成的活动模式其实是在疫情之下非常难得的一次尝试，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在“栋梁”展结束前期、很多线下的朋友都没有机会再来现场参观的情况下，我们邀请到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清华大学的王南老师来给大家介绍展览的一部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就是关于梁思成的规划、保护和建筑思想的脉络研究。

本次活动由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主办，全球知识雷锋等媒体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后备力量，同时还要感谢清华艺术博物馆的支持，提供给我们活动场地，保证整个直播流程的顺利开展。

在讲座开始之前，首先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朱锫教授为大家做开场致辞。

各位来宾、同学、老师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线上学术现场参加“央美建筑青年学者论坛”系列讲座。“央美建筑青年学者论坛”系列讲座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重要学术平台之一，本系列讲座邀请活跃在我国建筑学界的优秀青年学者从细分领域的视角出发，带着各自对古今中外建筑学科发展的思考与研究，从历史社会变迁中理解时代发展，从前辈学者的学术遗产中汲取养分，从差异性地域空间中认知传承的使命，通过当代视角与创新思想，以古观今，开拓思维，探索建筑学科的边界，从而不断创新，勾勒出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轨迹。

本次讲座的主讲人邀请到清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故宫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建筑史学刊》副主编王南老师为我们带来重磅讲座。题为“新而中——贯穿梁思成规划、保护、建筑思想的主线”。讲座将结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聚焦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和建筑思想。讲座以梁思成学术生涯为线索，重点探讨他对北京规划与保护思想以及他的建筑创作作品，并试图阐释贯穿梁思成规划、保护、建筑思想中的一条主线，即对“新而中”理念的不懈追求，而这一理念则源于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史的长期深入钻研以及对世界建筑发展趋势的清晰认知。期待王南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讲座。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央美建筑学院能够邀请到王南老师来做讲座，讨论“新而中——贯穿梁思成规划、保护、建筑思想的主线”。王南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访问学者、中国艺术实验室协研员。一般来说，学者皆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住在象牙之塔，而科普作者就会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没有学问，两者往往很难兼顾。但王南是个特例，他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极为精深，可以说竖起中国新一代建筑史学者的学术标杆，他的《规矩方圆 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等专著引起国内外建筑史学者的重视。我之所以知道王南，就是有中国甚至是国际一流建筑学者向我提起王南的研究成果，而王南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建筑史诗》等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有位学生物的学生仅仅看了《建筑史诗》（第一册）开头两页，就想改行学建筑了，可见王南的影响如此之大。

王南这次讲座谈论的还有我很感兴趣的梁思成先生关于“新而中”的建筑思想，梁思成先生对中国新建筑艺术风格优劣的排序是“中而新、西而新、中而古、西而古”，“中而新”是很重要的建筑思想，但是60多年来，“中而新”的建筑思想并没有得到很深入的研究，这是令人遗憾的。梁思成在1958年讨论人民大会堂等国庆工程的会议上提出“中而新”的观点，但是国庆十大建筑做到了吗？人民大会堂是“中而新”还是“西而古”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相信王南对于这一点一定有很深入的研究，我很想听听他的见解。再有，王南这次讲座还会谈到梁思成的规划、保护思想，我们知道，二战以后世界建筑学领域发生了学术转向，对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的研究成为重点。1945年，梁思成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清华创办建筑系以培养新兴的建筑人才，提议采取着重于实际方面的包豪斯建筑教育方法；1947年赴美考察以后，梁思成提出基于“体形环境”观念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1949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在1952年，冯纪忠、金经昌主持创办了当时称为“都市计划与经营”的同济城市规划专业，而南京大学等城市规划专业的探索更偏向于经济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以上是建筑教育界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关于城市规划的探索，那么这些探索研究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都有什么特点？这也是我个人思考但又有疑惑的地方。总之我想听了王南的讲座会给我们在这各方面带来很多启发。真希望王南能经常来中央美院讲座，让同学们有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很想尽快听到王南老师的讲座，谢谢！

罗晶老师在栋梁展览现场主持

王南

王南，2001 年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学士学位，2008 年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工学博士学位。2008 年至今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授《建筑设计》、《古建筑测绘》等课程。2019年3月至今任故宫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20年6月至今任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2020年9月至今任《建筑史学刊》副主编。

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访问学者。2019年4月至7月，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史与建筑史系访问学者。2019年7月至今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史与建筑史系“中国艺术实验室”协研员（Associate）。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尤其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方法、构图比例研究与北京古建筑专题研究。代表性学术专著有《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2018）、《北京古建筑》（上下册，2016）等，并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2013年起由“读库”陆续出版中西建筑史科普读物“建筑史诗”系列（已出版11册）。2018年起在“一席”做“营造密码”演讲并陆续推出中西建筑史视频公开课（已播出30讲），广受欢迎。

新而中

贯穿梁思成规划、保护、建筑思想的主线

文中图片与注释、斜体文字均来自王南老师PPT

非常感谢朱锫院长和王明贤老师的致辞，感谢罗晶老师的主持，感谢中央美院建筑学院的邀请，尤其要感谢同学们利用假期时间来听这场讲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的现场，本次展览从去年8月开始，到今年5月5日结束，为期10个月。我们前期的策展工作也耗时10个月。这是两年多来一直令我魂萦梦牵的一件事，所以这场讲座同时也是我个人对“栋梁”展的闭幕报告。

朱锫院长和罗晶老师给我的任务，是讲讲梁思成先生规划和保护北京城以及他的建筑设计作品与思想，这也是展览后半部分两个板块的内容，今天我们将聚焦在这些主题上。

首先我想给大家看一看展览的整体框架，以下展示的是展厅的平面图。梁先生博学多才，在建筑领域里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所以展览对他学术人生的回顾一共分成五大板块：

第一板块是求学历程。

第二板块是最重量级的，占整个展览近一半的内容，即建筑史研究。

第三、第四板块分别是规划、保护和建筑设计，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重点。

第五板块是建筑教育。

整个展览由368组文献和展品构成，我们今天只聚焦它的一角——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讲得比以往的导览更加深入，很多展品在现场其实看不到文献里面的内容，但今天都会尽量给大家呈现。今天的讲座加导览，最重要的是试图总结出梁先生在规划、保护和建筑设计当中一以贯之的思想，用梁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新而中”。我希望能把这个主题思想讲清楚。

“栋梁”展1号展柜中的北宋《营造法式》（1925年“陶本”，朱启钤旧藏）来源：王南 摄

现在我们面前是展览的1号展品——北宋的《营造法式》，可以说它奠定了梁先生整个学术人生的根基。本次策展的展陈设计也是围绕这件展品“辐射”开来的。

“栋梁”展1号厅（求学、建筑史专题）来源：王晨雅 摄

沿着这个展柜往我的右手边看去，是一条长长的轴线，它对着青年时期的梁思成先生。这时候的梁先生已经是一个“新而中”的青年了——他穿着中式长袍，但在用最新款的德国相机对着镜子自拍——这样的思想、性格是贯穿他一生的。大照片前面这些展柜中，展示的是梁先生在求学和建筑史研究阶段最重要的文献。

“栋梁”展2号厅（规划与保护、建筑设计、教育专题）

来源：王晨雅 摄

如果沿着我所在的地方往左手边看去，就来到了梁先生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那是他作为建筑师最辉煌的时候，正在参加纽约联合国大厦的设计。照片中又是一个“新而中”的组合——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建筑历史研究者，在参与全世界最摩登的一栋现代建筑的设计。

“栋梁”展2号厅（规划与保护、建筑设计、教育专题）

来源：王晨雅 摄

1940年代梁思成在四川南溪县（今宜宾）李庄中国营造学社绘图室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我正对着的区域，展示的是梁思成先生一生当中最艰难困苦的阶段，是抗战时期李庄的营造学社绘图室。就是在这个最艰苦的时候，梁先生做出了他人生当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比如《中国建筑史》、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甚至已经想好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要做什么。可以说李庄是梁先生学术人生的分水岭，或者说是一条分界线，前半段以做古建筑研究为主，后半段他已经想明白了——他给母校梅贻琦校长写信，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年起担任建筑系主任承担教学工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北京的规划和保护；此外他还是中国建筑学会的创办者，做了很多引领中国建筑发展的工作——这些构成他学术人生的下半场，也是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

梁思成《中国艺术史 建筑篇》书稿（1943年完稿于四川李庄，出版时更名为《中国建筑史》）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上面呈现的是在李庄写成的、梁先生人生唯一一部《中国建筑史》，这次展出的是该书的手稿原件，标题叫《中国艺术史 建筑篇》，出版时改名《中国建筑史》。

“在中国建筑之研究上，朱启钤、周诒春于民国十七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纠集同志，从事研究已十余年于兹。其研究之结果，将来无论在古物之保存上，或在新建筑之产生上，或均能于民族精神之表现有重大之影响也。”

——梁思成：《中国艺术史 建筑篇》（1943）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但大家可能没太注意书的最后一段内容：梁先生指出在中国建筑之研究方面，朱启钤、周诒春等人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十余年来的研究，“将来无论在古物之保存上，或在新建筑之产生上，或均能于民族精神之表现有重大之影响也”。其实这正是今天讲座的主题。梁先生写于李庄的这部建筑史里已经预示了他未来要做的事情——唯独漏了一项，是他没想到未来自己还要参与北京的规划工作。

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

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先驱。

1930年，梁思成与张锐合作参加“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设计竞赛，获首选——这是他投入城市规划实践之始。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梁思成在1945年8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提出城市的最高目的在于使民安居乐业，“市镇计划”（即城市规划）是民生的基本问题之一。他极富远见地提出战后城市的重建与发展应借鉴城市规划学者埃利尔·沙里宁的“有机性疏散”理论，避免重蹈欧美近代“大都市病”之覆辙。

梁思成于1950年起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首都的规划建设殚精竭虑。他在北京规划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1950年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该方案主张在北京古城以西建设中央行政区，整体保护古城，平衡发展城市，避免单中心城市弊病以及大规模旧城改造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负担。这一方案未获实施，但其思想精神永恒。

下面我们来到“城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展览板块，开始今天导览的第一部分。规划和保护这部分展览的前言，是由研究梁先生的著名学者王军先生拟的初稿，他谈到梁先生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先驱。其实1930年梁先生就开始做规划工作了，这在中国是非常早的。抗战刚结束他就在《大公报》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介绍城市规划思想，包括著名城市规划学者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后来就体现在著名的“梁陈方案”之中。刚才王明贤老师也提到，“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是整体保护古城，平衡发展城市，这是今天讲座第一部分的重点。

▇ 两份保护名录：1945和1949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梁思成既是重要的开拓者，更是永不妥协的守护者。

由他主持或参与的曲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阁等古迹的保护修缮工程（或方案），以及他提出的“整旧如旧”的保护修缮理念，皆成为此后文保界长期遵循的范本和原则。

他在抗战与内战之际，为作战方分别开列了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即《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1945）及《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1949），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更是奔走呼吁、竭尽所能、屡败屡战。他所撰写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皆成为研究北京城市规划与历史的经典；而他的那句惊世长叹——“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更是被后世史家铭记于册。

梁先生更为人所知，包括很多人今天怀念他，是因为他对北京城的保护。他既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开拓者，更是永不妥协的守护者。除了文保界很熟悉的梁先生提出的“整旧如旧”的保护修缮理念之外，今天想重点介绍的是这几件工作：

第一是他为中华民族开列的两份古建筑保护名录，成为今天各级文保单位名录的雏形。第二是他为保护北京城写的一系列重要文章。

梁思成、林徽因1935年于天坛祈年殿屋顶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1935年维修中的天坛祈年殿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我们先看一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风采。上面这张照片很多人都见过，但他们站的位置大家未必知道。右边这张照片是当年维修、保护天坛祈年殿时搭的脚手架，而他们二人就站在“祈年殿”的大牌匾前，梁先生背后是“殿”字，原来旁边还有满文，后来去掉了，这张照片很好地见证了那段历史。

 “在古建筑之修葺方面，刘敦桢、卢树森之重修南京栖霞寺塔，实开我修理古建筑之新纪元。北平故都文物之整理，由基泰工程司杨廷宝与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梁思成等共负设计之责，曾修葺天坛、国子监、玉泉山、各牌楼、五塔寺等处古建筑。计划而未实现重修者如曲阜孔庙，曾一度拟修，由梁思成计划。此外如杭州六和塔、赵县大石桥、登封观星台、长安小雁塔等等，皆曾付托中国营造学社计划，皆为战事骤起，未克实现。梁思成、莫宗江设计之南昌滕王阁则为推想古代原状重建之尝试计划也。”

——梁思成：《中国艺术史 建筑篇》 （1943）

梁先生在《中国建筑史》里，对他们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了总结。在古建筑修葺方面，他们主要和杨廷宝、刘敦桢等人合作，对北京的很多古迹比如天坛、国子监等做了保护工作；还有很多重要的项目因为抗战而没能展开，如曲阜孔庙、杭州六和塔等；甚至在抗战期间他们还为南昌滕王阁做了复原设计，同样没有实现。

梁思成主持编纂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

（1945年5月）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下面我们来看两份最重要的文物保护名录，从这里来开始讲“梁陈方案”以及梁思成保护北京城的思想源头。

梁先生是怎么想到要完整地保护北京城呢？先来看这两份名单。左手边的8个小册子，是在抗战转入大反攻的阶段，梁先生为美军编写的，并且在地图上标出了营造学社十多年考察下来认为最重要的古建筑。

梁思成主持编纂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

（1945年5月）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很有意思，如果打开这些小册子，会发现梁先生给这几百处古建筑都评了星级。这里面一共只有两个四星级文物，是梁先生那个时期最爱的古建筑。第一个是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第二个是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外观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室内十一面观音像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是辽代建筑，建造于公元984年，距今已经1000多年了，是梁先生第一次考察的宋辽金建筑，所以对他来说刻骨铭心。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1932年梁思成绘）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

这次展览还展出了梁先生亲笔画的无比漂亮的水彩渲染图，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仰望

（1937年7月，近处经幢下背影为林徽因）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是梁、林一生考察发现的最重要的古建筑，当时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在上面这张老照片的右下角，林徽因坐在杂草丛生的院落当中画着测稿。

左：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内考察

右：林徽因与佛光寺大殿中的“宁公遇”塑像合影（1937年7月）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上面两幅照片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大殿里珍贵的留影。因为他们对唐代木构建筑的发现，粉碎了日本学者关野贞关于“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构建筑，要看唐代建筑要去奈良”的说法，所以他们是赢得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插图：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立、剖面图

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梁先生还和莫宗江一起为它画了精美的测绘图，这也是在李庄的农宅里画出来的。

梁思成主持编纂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

（1945年5月）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个阶段梁先生对北京是怎么看的呢？梁先生给北京故宫只评了三星——虽然故宫有那么大的规模，但在梁先生心里重要性不如那两栋唐宋单体建筑——可以看出梁先生在那个时期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带有一些褒唐宋、贬明清的倾向。此外，他也把木构建筑看得重要，砖石建筑看得次要一些；早期建筑看得重要，晚期建筑看得次要一些，等等。比如他后来舍身保护的北京城墙和城门，在这个册子里面没有星级，当然没有星不代表不重要，但肯定没有三星、四星重要，从中可以看出那个时期梁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些文化遗产价值高低的。

国立清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合设建筑研究所编《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1949年3月，梁思成主编）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1949年梁先生又做了一件类似于1945年的事情，这次是为了解放军南下作战的时候保护好文物古迹而编写的名录《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后来成为文保单位名单的雏形。

在这本名录中，梁先生的保护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项四星级——“北平城全部”！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项最重要的文物来保护，和他过去最爱的佛光寺大殿、独乐寺观音阁平级。第二项四星级是“清故宫全部”。在“北平城全部”下的注解是“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为什么原来故宫只有三星，城墙没有星，现在整个北京城变成了四星？这是因为梁先生对城市的认识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后面我们会讲到梁思成1946-47年赴美讲学兼考察期间的新收获。

梁先生对北京城应该整体保护的思想，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超前的。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伟大的古城比如罗马古城区、佛罗伦萨、布拉格等整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但这已经是比较晚近的事了，梁先生这个名录可是1949年完成的，那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种观念——陈志华先生有文章专门探讨梁先生在这方面思想的超前性。这份名录基本上就成为后来“梁陈方案”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1944年北平航拍图  

来源：傅熹年先生提供

我们看看1944年北平的航拍图，整个北平城真的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是原汁原味的、完整的古城，这样保存下来到今天一定是世界文化遗产。在航拍图里，甚至连今天称作北土城、东土城、西土城的元大都城墙都颇为完整地保存着，连马面、城门豁口都能看见。

1920年代阜成门附近城墙  来源：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researches and impressions

1920年代外城西南角城墙与角楼  来源：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researches and impressions

再来看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拍的明北京城墙的照片。内城是四五层楼高的、30多公里连续不断的大城墙；外城规模小一点，大概有两三层楼高，和护城河一起形成非常优美的风景。

1920年代西直门全景  来源：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researches and impressions

这是离清华非常近的西直门城楼过去的景象。王军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说他访问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爵士时，送了他自己的《城记》一书，福斯特翻到这张照片时问这个建筑还在吗？王军回答书里写到它被拆了，福斯特说可惜他看不懂中文，他要让女儿去学中文，将来念给他听。可见代表“高技派”的当代最杰出的建筑师也被这个城门深深打动了。

关于这座城门另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1949年苏联专家第一次见到梁思成的时候，向他推荐说你们应该把“民族形式”设计成西直门城楼这样。这是后面要说的重要主题。

带梁思成批注的埃利尔·沙里宁著《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1943）书影

来源：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筑学院分馆藏

“梁陈方案”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源头是梁先生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学习。本次展览展出了梁先生捐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沙里宁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这本书。他在书中做了详细的批注，可见沙利文的“有机疏散”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他。简言之，近代很多西方大都市因为无序的发展造成了城市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梁先生通过学习“有机疏散”等规划理论，认为城市规划一定要有远见，避免重蹈西方“大都市病”的覆辙。

“梁陈方案”的另外一位重要合作者——陈占祥先生，在英国时就追随导师阿伯克隆比爵士做“大伦敦规划”，可谓是有机疏散等理论的具体实践，所以他和梁先生一拍即合。

▇ “梁陈方案”核心理念

左：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文本（1950）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右：梁思成致周恩来总理信手稿（1950年4月10日）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下面我们来看这部分最重要的一件展品——“梁陈方案”，它的正式名称叫《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就是图上展示的这本册子。梁先生当年自费印刷了200册，送给中央和北京市各有关领导。右图则是梁先生递交方案以后给周恩来总理写的信，他迫切地希望周总理能抽空读一下这份建议书，并希望能够当面向总理做一次汇报。

虽然“梁陈方案”很有名，可是仔细读过全本的人应该不多，所以今天我把最重要的几段文字摘出来，讲讲“梁陈方案”的主题思想。

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插图：行政区内各单位大体部署草图附与旧城区之关系（1950）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文本里面附有两张很珍贵的蓝图，清晰地说明了“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

第一张图左半部分的深色蓝线是新规划的中央行政区，在今天公主坟附近，它形成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和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平行。由此往东去就是北京城的西城墙。画面的右半边画出了故宫、三海、景山。

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插图：各基本工作区（及其住区）与旧城之关系（1950）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从另一张更大范围的总平面图，可以看出梁先生他们的规划还想得更远。除了旧城的文化中心、西郊的新中央行政区之外，在新南北中轴线的南端还规划了一个未来的商务区——今天我们叫CBD——是以丰台的铁路总站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中心。所以“梁陈方案”其实规划了至少包含三个中心的大北京市，这是其核心思想。

“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新中心区同城内文化风景区，博物馆区，庆典集会大广场，商业繁荣区，市行政区的供应设备，以及北城，西城原有住宅区，都密切联系着，有合理的短距离。新中心的中轴线距复兴门不到二公里。

这整个新行政区南面向着将来的铁路总站，南北展开，建立一新南北中轴线，以便发展的要求，解决旧城区内拥挤的问题。北端解决政府各部机关的工作地址，南端解决即将发生的全国性工商业企业业务办公需要的地区面积。

目的在不费周折的平衡发展大北京市……”

——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950）

在“梁陈方案”文本的第一页，作者就用很简练的语言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建议新行政中心区在“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地点。古老的北京城被定义为文化风景区、博物馆区、庆典集会大广场、商业繁荣区、市行政区，还有住宅区。今天很多人误解说梁先生希望把老城变成一个博物馆保存下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老城仍然是一个功能混合、住着好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完整的城市。新的行政区南面是未来的铁路总站，“建立一新南北中轴线”，中轴线南端是全国性的工商业区，核心目的是“平衡发展大北京市”——这是最早提出大北京市概念的提案，完完全全是面对未来的。写在第一页的内容言简意赅，如果一个领导很忙的话，看了第一页就已经很明白整个方案的核心思想了。

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插图：各基本工作区（及其住区）与旧城之关系（局部；1950）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从这张更完整的图纸可以看出，“凸”字形城墙里面是老北京城，西侧中轴线是新行政区，南边有商业区，整个东边和东南边都是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北边（也就是今天的海淀）是文教区和住宅区，西北边香山是疗养区，所以“梁陈方案”就是一个大北京市域范围的规划。

“行政中心地区的决定，同时也决定了对北京旧城改善的政策。……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但它们的形体美丽，不允许毁伤，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

“总之，如何安排这政府机关建筑的区域是会影响全城整个的计划原则，所有的区域道路系统和体形外观的。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950）

保护北京古城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写道，“行政中心地区的决定，同时也决定了北京旧城改善的政策”。他们认为应该保护北京的“整个文物环境”，“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全城整个的计划原则都将由中央行政区的区位选择来确定，“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今天看来很多事情都被他们言中了。

“这崭新的全国政治中心的建筑群，绝不能放弃自己合理的安排及秩序，而去夹杂在北京原有文物的布局或旧市中间，一方面损失旧城体形的和谐，或侵占市内不易得的文物风景区，或大量的居民住区，或已有相当基础的商业区，另一方面本身亦受到极不合理的限制，全部凌乱，没有重心。”

“在新建设的计划上，必须兼顾北京原来的布局及体形的作风，我们有特殊责任尽力保护北京城的精华，不但消极的避免直接破坏文物，亦须积极的计划避免间接因新旧作风不同而破坏文物的主要环境。”

——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950）

如果把新行政中心放到旧城里面会发生什么呢？“一方面损失旧城体形的和谐”，“另一方面本身亦受到极不合理的限制”，没有办法展开拳脚好好地做新的建设——这也是后来真实发生的事情。

“……保留中国都市计划的优美特征，不模仿不合便利条件，不合美感条件，或破坏本国优美传统的欧洲城市类型（亦即避免欧洲十九世纪以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遵守民族传统，建立有中心线的布局，每一个单位各有足够的广庭空间的托衬，有东方艺术的组织。尤其因为这种部署能符合最现代空间同建筑物的比率，最现代控制交通和解决停车问题的形制，所以更应采用。”

“建筑本身的形体必须是适合于现时代有发展性的工作需要的布置；必须忠实地依据现代经济的材料和技术；必须能同时利用本土材料，表现民族传统特征及现时代精神的创造；不是盲目的模仿古制或外国形式。”

——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950）

他们希望在西郊建设的新行政中心是什么样子呢？非常可惜图纸目前尚不可见。但从文字可以看出，那是一个“新而中”的规划设计。他们建议“保留中国都市计划的优美特征”，每一个行政单位都应该“有中心线的布局”和“足够的广庭空间的衬托”，就是带有中轴线的院落式布局，是“有东方艺术的组织”——这是他们理想中的新行政中心的建筑群布局模式。每一栋建筑单体“必须忠实地依据现代经济的材料和技术；必须能同时利用本土材料，表现民族传统特征及现时代精神的创造；不是盲目的模仿古制或外国形式”。可见，虽然“新而中”这个名词还没有正式提出，但这种思想已经蕴含在“梁陈方案”中了。

今天演讲的主题“贯穿梁思成规划、保护、建筑思想的主线——新而中”已经全部隐含在“梁陈方案”当中了。

“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

“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然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

——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950）

如果不采取这一规划方案的结果是什么？几乎全都被梁、陈二位先生说中了：一方面是会严重地改变、破坏北京城的面貌，与文物保护的原则抵触。另一方面，“政府机关各单位之间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然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如今每到大堵车或是大雾霾天，大家就会格外怀念梁先生，就是因为他们早就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地看到了这一切。

 “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

——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950）

另一种经常诟病“梁陈方案”的论调，甚至很多专业人士都持此看法，即方案固然是好的，但是没有可行性，当时中国还一穷二白，经济上不可行。梁、陈二人早就想到会有这种看法，所以文本的“第三节”全都在算经济账，罗列了在旧城内建行政中心的七项费用，和在新区建设的四项费用，对比的结论是“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所以其实大家只要好好读一下原文，就能消除很多对“梁陈方案”的误解。

“在一个现代化城市中，纠正建筑上的错误与区域分配上的错误，都是耗费而极端困难的事。计划时必须先预见到一切的利弊，估计得愈科学，愈客观，愈能解决问题，逾不至为将来增加不可解决的难题，犯了时代主观的错误。”

“（在西郊建立行政中心区）是新旧两全的安排。所谓两全，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是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部署。”

——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950）

最后作者总结：规划“必须先预见到一切的利弊，估计得愈科学，愈客观，愈能解决问题，愈不至为将来增加不可解决的难题，犯了时代主观的错误”；在西郊建立行政中心区“是新旧两全的安排”。

以上只是用梁先生（包括陈占祥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清楚他们的规划思想。我今天讲座、导览的主旋律就是让梁先生自己“现身说法”。

▇ 保护北京“遭遇战”：城墙、牌楼、双塔与团城

我们都知道，后来“梁陈方案”并没有被接受，新行政中心还是要建到北京旧城里来，要改造古都北京——于是梁先生后来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保护、抢救文化遗产，且屡败屡战。

梁思成《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手稿，1950）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梁思成认为北京的城墙与护城河可以变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

他首先遇到的就是北京城墙面临拆除。展厅这面墙上展示的是梁先生《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这篇文章的全部手稿，从文章标题大家就可以看出梁先生为保护北京城墙所做的努力；手稿上面还有无数的修改痕迹，更是可以看出其心路历程，很让人感动。梁先生用一张图来表示，在他的理想中，北京城墙和护城河可以一起变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大家应该对此并不陌生，今天中国古都里的西安、南京都是这样，不过北京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有一些年轻建筑学子看到这张图，说这不是纽约的高线公园吗？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最摩登的东西，梁先生早设想过，说他的保护思想“中而新”就是这个道理，他在保护古老的文物，但想法却是非常“前卫”的。

梁思成《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手稿，1950）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才完整的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

“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北京城部署骨干的卓越，北京建筑的整个体系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继续有传统的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这是我们对北京城不可忽略的起码认识。”

“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我们必须‘古今兼顾，新旧两利’。”

——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1951）

我们再看梁先生为保护北京城写的另一篇很重要的文章——1951年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跟保护城墙那篇算是姊妹篇。我经常说这是梁先生写给北京城最动人的情书。他把北京城最重要的价值都在其中加以阐述，“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才完整的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它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这和他之前把“北平城全部”作为一项文化遗产的说法是匹配的。他还说保护北京城必须做到“古今兼顾，新旧两立”， 这八个字极好地概括了他保护和发展北京城的思想。

梁思成关于反对拆除东西四牌楼致有关领导信（部分手稿，1953）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北京历代帝王庙前景德街双牌楼旧影（远处可见阜成门城楼）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接下来是更多的遭遇战。上面左图是梁先生为保护北京牌楼给当时领导写的信。右边的历史照片是位于历代帝王庙前的景德街双牌楼，透过重重牌楼远处还可以看到阜成门城楼。梁先生曾带着周总理到现场考察，指着夕阳照耀下这些牌楼和城楼的景象说这多么优美，周总理也很无奈，只好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牌楼的保护最终没能成功。

长安街庆寿寺双塔旧影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保护庆寿寺双塔的设想（关肇邺  绘）

来源：《关肇邺选集》

另一次尝试是试图保护西长安街上的两座金元间的古塔——海云塔和可庵塔。由于海云禅师是元大都规划者刘秉忠的老师，所以元大都规划中城墙都避让双塔，后来一直保留到近代，解放后仍矗立如初，直到长安街拓宽时把它们拆除了。梁先生其实做过一个保护方案：在拓宽的长安街上，把这两座金元古塔做成一个交通环岛、街心小公园，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关肇邺先生为它画了透视图。可惜双塔也没能保留下来。

梁思成、陈占祥的北海大桥地段改造方案示意图（王蒙徽据陈占祥谈话整理绘制）

来源：《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

北海团城及金鳌玉蝀桥旧影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少有的一次“小胜”是北海团城的保护。工程师要拓马路往往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谁挡拆谁”——所以他们最初想把北海前面的团城整个推平，把西侧的金鳌玉蝀桥扩建成能通汽车的大桥。梁先生又和之前一样，带着周总理到团城前劝说，后来周总理决定把团城留下来，让汽车拐个弯，就像右边照片呈现的那样。梁先生本来想把桥两端的金鳌、玉蝀两个牌楼也保留下来，他和陈占祥的方案是在原来的老桥南侧盖一座新桥，然后把两个牌楼放在新旧两桥之间，这样不是新旧两全、皆大欢喜吗？但是这一想法没能实现，所以今天团城虽然得以幸存，但是两个牌楼都没了，古桥也被拓宽了。前阵子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里面对这个场景做的复原还是很棒的，大家感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

建筑设计作品与思想

梁思成先生的建筑设计作品与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探寻中国现代建筑之路的主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新而中”。通过其建筑设计实践与理论，梁思成为复兴中华建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勾画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做出了高超的示范，可谓既开风气亦为师。 

梁思成三十余载（192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设计的近二十个建筑项目，正如他的学生关肇邺先生所总结的，“从建筑类别、地域、标准和风格等多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大的跨度：从国家最主要的纪念碑到商店店面；从盛唐风格的纪念堂到属于当时最新现代风格的校园建筑；从国际最高水准的现代派会堂建筑到山区地方材料、手工建造的民居庭院”。此外，还包括他分别为父母、爱妻以及三弟设计的墓碑，饱含至亲的情感和知音般的理解，感人至深。

下面我们来讲今天讲座最重要的部分，梁思成先生自己的建筑设计作品和思想。这是展览的第四单元，也是我们这次特别想向建筑学界、向公众呈现的部分。因为梁先生更多是作为一个建筑史家被大家所熟知，他的建筑设计作品大家其实不太熟悉，甚至1955年对梁先生的批判造成了一种巨大的误解——仿佛许多带有大屋顶的建筑都是梁思成设计的。其实梁先生没有设计过任何一栋那场批判所谓的大屋顶建筑。

那么梁先生的建筑设计作品以及设计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我今天特别希望拨云见日，向大家呈现清楚的。

建筑设计这个展览板块的前言，是天津大学丁垚老师写的初稿，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启示。梁先生的设计作品体现出数量虽少，但面貌极其丰富多变的特点，梁先生的学生关肇邺先生概括得特别好，他说梁先生的作品跨度极大，“从国家最主要的纪念碑到商店店面；从盛唐风格的纪念堂到属于当时最新现代风格的校园建筑；从国际最高水准的现代派会堂建筑到山区地方材料、手工建造的民居庭院”。

梁思成主要建筑作品立面示意图

来源：丁垚《梁思成建筑设计作品辑略》

（《建筑学报》2021年09期）

从上面这幅丁垚老师提供的梁先生主要建筑作品立面示意图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第一排基本上是中西合璧的设计手法，是“中而新”的体现。第二排特别重要，是梁先生在北京大学设计的三座绝对摩登的现代主义建筑，其中两栋建成，一栋未建成。第三排又回到了第一排的特点，但更加醇熟。当然，梁先生作品中确实有“一栋半”是真正带有中国传统屋顶的建筑——第一是画面右下角的扬州鉴真纪念堂，如果要说梁先生设计的“大屋顶”，就只有这么一栋；还有半栋是左下角的原中央博物院大殿，就是今天的南京博物院老馆，梁先生不是设计者，只是担当顾问。梁先生一生20多个作品中，只有一栋半带有中式“大屋顶”，所以大家对他所持的固有观念，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 人民英雄纪念碑

我们先用梁先生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来阐述梁先生“新而中”的思想。

这次展览对公众的一大贡献，是我们展出了平时大家不太有机会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纸。很遗憾，当年的全套施工图在文革中遗失了，但幸好有三张平、立、剖面图纸的蓝图（复制品）保留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我们这次把这三张图修复，复制在硫酸纸上呈现给大家。

人民英雄纪念碑北立面图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绘制，复制件）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上面这张是正立面图。当时很仓促，绘图人还没来得及把名字签署下来，但这就是硕果仅存的图纸之一了，非常珍贵。可以看到，图纸上还标注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使用的石材来源，有来自北京房山的，有来自山东泰山、青岛等地的——比如中央这块毛主席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整石，就是从山东青岛采来的，上火车时的重量是100多吨，已经达到那个时代火车能承重的极限。

人民英雄纪念碑剖面图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绘制，复制件）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接着这张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剖面图。很多学界的人也都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人民英雄纪念碑里面是空心的，已经不是古代石碑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传承了古代石碑的神韵、又进行了创新的“大房子”——有点像纽约自由女神像、华盛顿方尖碑，是可以进入的、有空间的新建筑，很好地诠释了梁先生“新而中”的创作理念。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编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1953年9月）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我之前做导览的时候，很多建筑师朋友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总高度37.94米产生了兴趣，问我这个数字是否有什么寓意，我就被问住了。后来查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里面有一张图画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北京所有重要的高层古代建筑高度的比较分析，包括故宫、天坛和所有城楼，甚至万寿山佛香阁、玉泉山塔等。由此可知，梁先生及设计团队试图探讨新建筑和北京传统高大标志性建筑之间的高度关系。这张图非常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梁先生不单单是从建筑设计，而且是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到文化遗产保护等综合的角度来考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编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1953年9月）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设计资料》里也明确指出，纪念碑高度大约在天安门高度和正阳门高度之间（虽然这份资料中给出的数据不够准确）。

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城楼高度比较

底图来源：《建筑十年》（1959）

于是我仔细查阅了这几栋建筑的准确高度：其中正阳门高42.14米，天安门高34.4米（改建之前），故宫最高的建筑午门高37.95米，纪念碑高37.94米，比午门矮一厘米，而正好介于天安门和正阳门高度之间。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新建筑，它的高度在表达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挺拔形象的同时，又充分考虑了和天安门广场上其他重要历史建筑的关系，对历史表达了充分的尊重。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编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1953年9月）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其实纪念碑当年差一点被盖成上图这样，当时甚至已经把1:5的模型展示在广场上，几乎认定要作为实施方案。本来梁先生应该是要参与纪念碑方案审查的，但他那段时间生病了，后来看到这个方案觉得实在太不妥当，就写了那封著名的给彭真市长的信。

梁思成致彭真信，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建议（手稿，1951年8月29日）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在这封信里他指出，目前将要采用的纪念碑的方案太不合适，下面有一个小天安门城台，上面是平顶的碑，那么重的碑下面是三个门洞，显得非常不坚固，违背了结构常识；“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

梁思成致彭真信，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建议（手稿，1951年8月29日）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他认为像北京钟、鼓楼那样——门洞上是很厚的墙体——是拱形的合理受力模式；而且梁先生指出钟楼是竖直构图，鼓楼是横长构图，那么在天安门是水平向伸展构图的情况下，纪念碑应该是垂直挺拔的，而且应该座落在坚固的台基上，不应该模仿天安门开洞。最后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梁先生信中的小草图上已经基本成型，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深厚学养、设计功力，以及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梁思成致彭真信，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建议（手稿，1951年8月29日）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莫宗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而绘制的西方纪念碑（柱、像）参考图（三幅之一）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当然，设计纪念碑还要做非常多仔细深入的研究。梁先生的助手，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重要设计者——莫宗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画了很多关于古今中外重要纪念物的分析图。上面第一幅是16幅中国古代石碑参考图中的一幅，登封的两通碑；第二幅是3幅西方纪念碑参考图中的一幅。可以看出他们是从古今中外同类的建筑中寻找灵感，最后得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结果。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编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1953年9月）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设计资料》里还特别提到，北京颐和园的“万寿山昆明湖”碑和北海的“琼岛春荫”碑也是纪念碑设计很重要的灵感来源。

梁思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经过》（手稿，1967年12月15日）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人民英雄纪念碑最重要的设计说明是梁先生于1967年12月15日亲手写的，居然穿越历史保留至今，简直不可思议。那时已经进入文革当中，这份手稿被现已退休、当时是清华建筑系年轻老师的郑光中先生保护下来，最后捐给系里。梁先生在这份说明中记录了整个设计经过。他在文中写道，“中国古碑都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气概，必须予以革新”，这就是“新而中”——既传承古碑的神韵，但又果断加以革新。完整的设计团队也被他记录下来：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副主任郑振铎、梁思成，建筑设计组组长梁思成，副组长莫宗江，林徽因是建筑设计委员会成员，他们三人是最主要的设计者——特别是林徽因，带病做了大量工作；还有杨廷宝等很多著名建筑师都担任顾问；美术工作组组长刘开渠，还有大量雕塑家参与浮雕创作，这是央美师生们非常熟悉的；土木施工组组长王明之。以上记录对这项集体创作来说非常难得。

梁思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经过》（手稿，1967年12月15日）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梁先生也谈到了碑的设计方案高度是40米左右——应该不是最后的实施方案高度——充分考虑了和正阳门之间的视线关系，也就回答了今天建筑师们提出的疑问。

人民英雄纪念碑立面构图比例分析：

（1）总高:大台基总宽=3:4;

（2）总高:碑身加碑顶高=3:2;

（3）净高（不含大台基）

:碑身宽=5；

（4）碑身每侧收分约1%（合《营造法式》规定的角柱“侧脚”值）

来源：王南 绘

过去我曾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构图比例，所以我也好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比例到底如何，一番分析之后，不由佩服得五体投地。上图是我们基于准确的施工图和数据进行的比例分析：从正立面来看，碑的总高和台基总宽呈3:4的比例；碑的总高被分成三段，三分之一是下面的基座，三分之二是上面的碑身（加碑顶），三分之二是西洋古典建筑中很重要的比例，同时也是中国古建筑中很重要的比例，《营造法式》对“材”的高宽比规定就是3:2；此外，碑本身不含大台基的部分，是以碑身的宽度为“模度”设计的，碑高5倍于碑身宽，有点五头身的意思。最微妙的是，碑身做了1%的收分——这是《营造法式》规定的柱子“侧脚”的数值——从图上的蓝线和黑线可以看出，碑身的下部宽，顶部微微收进去，一个微妙的收分使得整个碑体格外挺拔。所以梁思成、林徽因和莫宗江把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注入到纪念碑的设计里来，正是“新而中”思想的体现。

人民英雄纪念碑（右）、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左下）、北海琼岛春荫碑（左上）立面构图比例分析比较图（同比例尺）

来源：王南 绘

再看纪念碑和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北海琼岛春荫碑的比较，其实三者是一脉相承的：万寿山昆明湖碑是四点五头身，琼岛春荫碑是四头身，纪念碑是更加挺拔的五头身——三者都是以碑身宽作为“模度”，这就是继承传统同时又进行革新。

人民英雄纪念碑平面构图比例分析：

双重台基总宽之比约为8:5

来源：王南 绘

平面上也有精细的比例设计，两重台基的宽度之比是8:5，这在西方就是黄金分割（1.618）的简化形式。

人民英雄纪念碑平、立面构图比例分析：大台基南北总进深与纪念碑总高呈黄金分割比（1.618）

来源：王南 绘

黄金分割比例还用于纪念碑的侧面：从平面图中可以看出纪念碑的基座不是正方形对称的，它的南北方向略长，强调南北中轴线，人们向纪念碑敬献花圈也是在南北方向上。南北向总长和纪念碑高度呈准确的黄金分割比——这是梁、林在宾大的西洋古典学院派教育中熟知的。

总的来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汇集了中西方经典的构图比例，这也是纪念碑令大家都一致觉得庄严、和谐的原因。

▇ “墓碑专家”

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正、背立面图（1929年建成）

来源：惠鹏宇 提供

说完梁先生成熟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我们要向前追溯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次展览其实也呈现了这条线索。值得一提的是，梁先生可谓是一个墓碑设计专业户，不仅为全国的人民英雄设计纪念碑，自己的几位至亲的墓碑也都是他亲自设计的。他一开始做的建筑设计就是两个墓碑，一个是他的父亲梁启超的墓碑，另一个是王国维的纪念碑。

王国维纪念碑由于基座已经更换了，只剩碑身是原物，所以没办法对它进行全面的比例分析。纪念碑的碑文是陈寅恪写的，包括那句著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非常有纪念意义。

北京香山梁启超墓墓碑，1929年建成

来源：王南 摄

北京香山梁启超墓碑亭，1929年建成

来源：王南 摄

我们重点看他为自己父母双亲设计的墓园。梁启超墓包含两个主要建筑物——墓碑和碑亭。碑亭内最终没有立碑，是一座八角形、石仿木构小亭，檐部还有一斗三升和人字拱的斗拱，室内藻井上有一朵莲花，源自洛阳龙门石窟莲花洞。1929年设计墓园时梁先生还没开始古建筑考察，所以他参考的是西方或日本学者研究石窟的图录，但将之活学活用到他的设计中来。墓碑则做了更大的革新，和王国维碑相比，已经不太像中国古碑，运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而且碑上的题字都没有用书法字，而是美术字——美院做平面设计的同学应该很熟悉，这些都是很大的创新。

梁启超墓测绘图

来源：丁垚提供

上面是丁垚老师提供的测绘图。这件作品大家随时都可以去看，就在北京的香山植物园。

梁启超墓碑立面构图比例分析：

（1）碑身高宽比=5:3（黄金分割的整数比形式之一）;

（2）两侧矮垣高宽比=1；2；宽度等于碑身高度；

（3）全部碑体以碑身高度的1/10为模度设计

来源：王南 绘；底图由丁垚提供

梁启超墓的墓碑一样有着非常讲究的比例控制，图中红线分析了碑身主体，其高宽比是5:3，这是黄金分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梁思成用墓碑高度的十分之一作为“模度”格网，控制了整个设计，伸展的两翼宽度正好等于墓碑高度。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庄严和谐的造型，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运用了黄金分割、“模度”等设计手法。

梁思永墓（1954年设计）

来源：梁鉴 摄

1954年梁先生又为他的弟弟、考古学家梁思永设计了墓碑，这张照片是梁思成先生的孙子梁鉴先生提供的，这种平躺下来的设计和前面的墓碑明显不一样。梁思永墓没有设计棺床，或者说是以大地为棺，以考古学家的田野为棺。最前面的墓志铭上没有文字，只画了几根平行线，象征考古发掘的“地层”；后面的墓碑设计成了三部分垒叠的造型，这是象征梁思永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即“后岗三叠层”——他在安阳殷墟后岗发现了仰韶、龙山到殷墟三个考古层位。在这个简洁的墓碑设计中，梁思成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浓缩了梁思永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林徽因墓（1955年）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1955年，梁先生怀着最沉痛的心情，给他一生中生活、事业和精神上的伴侣，他的爱妻林徽因设计了墓碑，这是一个水平方向伸展的墓碑。墓碑的核心部分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雕饰图案——梁先生用林徽因自己的作品去纪念林徽因。这组盛唐风格的莲花图案，是林徽因在病床上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设计出来的。现在已经是建筑大师的关肇邺先生回忆年轻时协助林徽因做此设计的时候说，一开始他的设计太软弱无力，林徽因批评说他是“乾隆taste”，让他多参考盛唐风格。关先生心道，我这个小学生能做“乾隆taste”就不错了，现在大概只能达到“宣统taste”。最后他在林徽因的指导下一点点做出了具有盛唐风格的、梁林都最喜爱的风格。墓碑上的题字“建筑师林徽因墓”是莫宗江先生写的。所以最后梁思成的设计、林徽因的设计、莫宗江的字，共同构成了林徽因墓，这三个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好搭档合作到了最后一刻，充满纪念性。

梁思成设计的那么多墓碑、纪念碑都没有重样，虽然构图和比例都在变化，但强烈的纪念性又是一直蕴含其中的。

▇ 建筑设计中的比例权衡

原吉林省立大学主楼礼堂及图书馆，1929-31年设计，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

来源：高亦兰 摄

原吉林省立大学主楼配楼，1929-31年设计，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

来源：高亦兰 摄

下面我们看一看梁先生设计的几处公共建筑作品。第一件作品是梁先生和宾大的几位好哥们儿一起成立的“梁陈童蔡联合营造事务所”设计的原吉林省立大学的三栋校舍，至今仍然留存在东北电力大学中，因为外观都是石材的，也称“石头楼”，包括一栋主楼（功能为图书馆、礼堂）和两栋配楼。

原吉林省立大学礼堂图书馆蓝图之一（1931年1月11日，梁思成绘，陈植校；翻拍件）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主楼蓝图还留着，里面标注的所有尺寸都是英制，这是梁先生在解放前做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他在古建筑测绘中已经采用公制了，但建筑设计还在用英制标尺寸，可能因为设计是在美国学的，更习惯英制。我们选的这张图上面写明“（梁思）成绘，（陈）植校”。

东北大学建筑系师生合影

前排左一：蔡方荫；左二：童寯；左四：陈植；左五：梁思成；右一：张公甫；

二排左三：刘国恩；左四：郭毓麟；右二：张鎛；

三排右二：刘鸿典；右三：刘致平；左五石麟炳；

四排左二：唐璞；左三：费康；左五：曾子泉；左六：林宣

来源：童明 提供

上图是当年梁先生创办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师生的合影，梁、陈、童、蔡都位列其中：一排右二是梁先生，他旁边是陈植，左二是童寯，左一是蔡方荫，蔡方荫是MIT毕业的土木工程师，他们三个建筑师加一个土木工程师组成了事务所。

原吉林省立大学主楼正立面构图比例分析：

（1）整体以12.5英尺模度格网设计；（2）中央主体总宽与两翼宽度相等，均为5格；

（3）中央主体高宽比4:5；两翼高宽比3:5（黄金分割）；

（4）两翼条窗高2格

来源：王南 绘；上图由丁垚提供

我们来看看这个作品中对比例关系的探讨。中央主楼是在12.5英尺的网格控制下设计的，非常精确；两侧的翼楼符合5:3的黄金分割比；中央的主体部分是5:4的比例；顶部的山墙坡度是30度；两侧翼楼的条窗、主楼的门窗全都在网格的控制当中。

原吉林省立大学配楼正立面构图比例分析：

（1）整体以5英尺模度格网设计；

（2）中央主体宽9格；两翼各10格；

（3）中央主体高宽比10:9；两翼高宽比4:5；中央主体高等于两翼宽（10格即50英尺）；

（4）中央主体高度方向被划分为3:2:2:3的韵律（黄金分割）；

（5）两翼高度方向被划分为2:5:1的韵律

来源：王南 绘；底图由丁垚提供

配楼设计其实更符合“新而中”的理念：配楼两翼出现的八角形柱和石窟里常出现的一斗三升加人字拱，是这栋建筑里突出的中国元素。配楼同样也有很精细的比例和模度的控制：以5英尺的网格控制着中央主楼和两侧翼楼的构图；门窗、斗拱也形成非常清楚的韵律，如中央主楼自下而上呈现3-2-2-3的韵律，黄金分割也蕴含在其中；两翼的基座占2分，立柱占5分，斗拱装饰占1分。这些看着舒服、和谐，既带有古典韵味又带有中国气息的建筑立面，都包含着精心的构图比例。这既是他们在美国学习时熟悉的，又试图加入了当时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元素和内涵。

“权衡（Proportion）：这是一切艺术的最基本问题。在一件艺术作品中，一切归根都可以说是个权衡的问题，就是说部分与部分间在布置关系上的比例。在建筑物上有体积与体积的比例，长与高的比例，面积与面积间的比例。……若权衡适当，则美的问题已十九解决。权衡问题并不过分玄妙，并不是不可以言传，仅可以意会者……”

——梁思成：《说建筑品格精神之所在》（1943）

1943年在李庄时，梁先生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过去全集没有收录，这次策展时赖德霖老师帮我们找出来了。梁先生认为proportion（他称为权衡，我们今天翻译成比例）“是一切艺术的最基本问题”，“若权衡适当，则美的问题已十九解决”——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无疑。童寯，梁先生的老哥们儿，1970年代专门写了篇文章介绍黄金分割和柯布西耶的“模度”思想。可知他们都非常熟悉这套设计方法。

北平仁立地毯公司铺面外观（1932-33，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设计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上图是我最喜欢的梁先生作品之一，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仁立地毯公司的铺面改造，很遗憾被拆掉了。该建筑原本有个完全西洋古典的立面，被梁、林二人巧妙地改造成一个“中而新”的设计：一层是大橱窗；二、三层带有中国装饰的窗户；立面右三分之一偏实一点，包含主入口；左边三分之二偏虚，整体比例和谐。在这个“中而新”的设计中，中国味道更浓了，中国传统语言也运用得更为纯熟。

北平仁立地毯公司铺面橱窗夜景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特别是它的夜景非常动人——多么摩登啊！这可是一栋1933年左右盖成的建筑，但是你看它的橱窗、商标牌、灯具，特别是最现代的大玻璃窗和北朝石窟的斗拱相结合——用当代建筑理论的话说，简直是一栋“后现代”建筑。

山西太原天龙山北齐石窟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梁先生把自己最喜欢的、甚至还标了三星级的古建筑——天龙山北齐石窟——作为灵感来源，运用到了这座铺面的改造设计当中。

北平仁立地毯公司内景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仁立地毯公司室内风格和出售的美丽地毯交相辉映。据当时员工回忆，室内的彩画是林徽因穿着旗袍上到脚手架上亲自带头画的，她先画一段示范给彩画工人看，然后彩画工人照着画——大家都惊叹这位时髦女士怎么是如此一位高手！

“梁君近来研究中国建筑之演变，实地测绘了多处辽宋金元明清遗物，洞悉中国建筑构架及其各部之机能，对于盲从任何一时代特种式样，徒作形式之模仿，而不顾结构功用之‘中国式建筑’，素来是不赞同的。在这仿清代宫殿式建筑风气全盛时期，这种适当的采用古代建筑部分，使合于近代建筑材料和方法，实为别开生面的一种试验，也是中国式建筑新辟的途径了。”

——石麟炳： 《北平仁立公司增建铺面》 

（《中国建筑》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月）

梁、林在东北大学的学生石麟炳在当时的《中国建筑》杂志上对这栋房子做了评价，他说梁先生“对于盲从任何一时代特种样式，徒作形式之模仿，而不顾结构功用之‘中国式建筑’，素来是不赞同的”，这是他深刻理解中国古建筑以后做出的设计，石麟炳评论这是“中国式建筑新辟的途径”。本来这是中国现代建筑的一个经典杰作，但在1990年代北京的拆迁大潮下没能保留下来，非常可惜——包括到了21世纪，连梁林故居都没能保下来，非常令人难过。

▇ 一个半“大屋顶”建筑

原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外观；

1935-1948年，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徐敬直、李惠伯等设计；顾问建筑师梁思成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原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临时陈列厅

1935-1948年，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徐敬直、李惠伯等设计；顾问建筑师梁思成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担任设计顾问的原中央博物院（现南京博物院）设计蓝图（复制件）

来源：殷力欣 提供

再来看梁先生作为顾问参与的原中央博物院设计。最近南京博物院新发现了该建筑的一批蓝图，目前还在研究中。

梁思成担任设计顾问的原中央博物院（现南京博物院）设计蓝图（复制件局部）

来源：殷力欣 提供

上面这张蓝图的图签，很好地说明了梁先生在这项工作中所承担的角色——顾问建筑师。它的主设计师是兴业建筑事务所的徐敬直、李惠伯等人。梁先生顾问什么呢？原来这个方案中标时，是模仿清代宫殿的外观（任务要求设计为中国固有式），梁先生那个时候的古建研究正处于发现了大量的宋辽建筑，还未发现唐代建筑的阶段，所以他就指导设计者将这栋建筑改成纯正的宋辽风格，应该说是当时他理想中的中式新建筑。

扬州鉴真纪念堂全景俯瞰

1963-1973年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扬州鉴真纪念堂正面全景

1963-1973年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先生人生中亲自设计的唯一带有所谓“大屋顶”的建筑，是扬州鉴真纪念堂。为什么他在这里不尝试“中而新”风格呢？这是由特定任务决定的——这座建筑要纪念的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鉴真，所以梁先生用他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风格，糅合了鉴真在奈良建造的唐招提寺大殿的风格，用这样一个既有唐风又有和风的建筑，来纪念这个特殊人物。

所以，梁先生在思想上绝对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我们一路看过来，他的作品基本上是 “新而中”的路数——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特殊任务中，才会发挥一下他深谙纯正的古代建筑法式这一“专长”。

“……欧美建筑师之在华者已渐着意我国固有建筑之美德，而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如北平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成都华西大学，皆其重要者也。然而此数处建筑中，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协和医学院与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至如燕京大学，则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Murphy，以外人而臻此，亦堪称道……”

——梁思成： 《中国艺术史 建筑篇》 （1943）

我们看看梁先生自己如何评价这一类中国式新建筑。他说“北平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成都华西大学”这些欧美建筑师设计的建筑，是“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带有批评意味，他并不赞成。他接着说建筑师Murphy颇可称道，就是说他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建筑稍微好一点。

“……中山陵墓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蒿矢，适足以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自此之后，南京新都建设中，创作颇多。范文照、赵深设计之铁道部已表示对于中国建筑方法与精神有进一步之了解。杨廷宝设计之谭延闿墓及国民党党史陈列馆尤能以簇新之精神贯注于极端规矩之古制中。杨廷宝之中央医院及赵深之外交部，均以欧式体干，而缀以中国意趣之雕饰，能使和谐合用，为我国实用建筑别辟途径。至若徐敬直、李惠伯之中央博物院，乃能以辽宋形式，托身于现代结构，颇为简单合理，亦中国现代化建筑中之重要实例也。”

——梁思成： 《中国艺术史 建筑篇》 （1943）

那么他赞赏哪些人呢？首先是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梁先生觉得这开了一个好头。范文昭、赵深设计的南京铁道部；杨廷宝设计的谭延闿墓、国民党党史陈列馆；杨廷宝的中央医院和赵深的外交部；还有徐敬直和李惠伯的中央博物院（梁先生没提自己顾问的事），这些是他在《中国艺术史 建筑篇》中予以肯定的。

中山陵俯瞰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谭延闿墓水榭  来源：《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

大家去南京就会看到这些作品。中山陵一般大家都会去，向各位强烈推荐中山陵东南边的谭延闿墓，梁先生评价它“能以簇新之精神贯注于极端规矩之古制中”，是说它虽然是非常规矩的古代形式，可是蕴含着全新时代的精神——这是非要到现场才能感受到的。

▇ 梁、林的现代主义建筑探索

北京大学地质馆

（1935年建成，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设计）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林在建筑设计上走得最远的作品，是1935年左右为北京大学设计的两栋校舍，一栋是地质馆，一栋是女生宿舍，今天仍然保留着，就在沙滩红楼的后面，是完全摩登的现代主义风格。今天指着这两张照片跟任何一个当代建筑师说这是梁思成先生的设计，他估计眼珠子都要掉出来——因为提到梁先生，大家总是想到“大屋顶”，怎么居然会设计出这样的风格？！而且如果再进一步指出它设计建造于1930年代，那简直就是中国当时最摩登的建筑，只有上海才有类似的作品。这是梁、林在那个时代最热衷的风格，也是当时全世界最流行的、最新兴的建筑风格。

北京大学地质馆测绘图（2021）

来源：丁垚 提供

地质馆左半部分是砖墙和水平向的窗户，右半部分是以实墙面为主的非对称自由构图，两者形成对比；没有任何古典装饰，完全靠比例和构图来达到它的美感，是现代主义所推崇的设计手法。上面是丁垚老师提供的测绘图，在画图方法上也很好地模仿了梁先生的作品。

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外观（1935-36年建成，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设计）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另外一栋是当时的北大女生宿舍，设计上更加登峰造极。图上显示的是它的南立面，它是一个朝东开口的三合院，共分成八个各有独立入口的单元，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来命名。同样地，没有装饰，完全以灰砖墙和窗户、窗台、门洞等形成的几何构图——蒙德里安的感觉——来达到美感的实现。据说梁先生一开始设计的全部是三层楼，林徽因为了丰富该设计，在左侧部分增加了半层；而据梁再冰回忆，她念北大的时候就住在加高的那半层中。

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南立面图（1935年3月3日，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设计）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这个设计的正立面图保留了下来，上面标注的尺寸也是英尺，层高正好是10英尺，即3.05米。

梁思成、张锐《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1930）

来源：雑·書舘 提供

“……专家称现代为洋灰铁筋时代。在此种情况之下，建筑式样，大致已无国家地方分别，但因各建筑物功用之不同而异其形式。……简单壮丽，摒除一切无谓的雕饰，而用心于各部分权衡（Proportion）及结构之适当。今日之中国已渐趋工业化，生活状态日与他国相接近。此种新派实用建筑亦极适用于中国。”

——梁思成、张锐：《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1930）

梁先生是怎么看现代主义建筑的呢？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有论及。最早是1930年在《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他说“现代为洋灰铁筋时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钢筋混凝土的时代，这些建筑“简单壮丽，摒除一切无谓的雕饰，而用心于各部分权衡”，“此种新派实用建筑亦极适用于中国”。所以整个1930年代，梁先生是非常想推广现代主义建筑的，这和大家印象中那个致力于研究古建筑的梁思成有很大差别，这也是梁先生思想的丰富性——他是最权威的中国古建筑研究者，可他同时认为中国新建筑应该结合西方最新的思想潮流进行设计。

“在现代式建筑方面如李惠伯之南京农业试验所，童寯之上海大戏院，梁思成之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均平素去雕饰，而纯于立体及表面之比例及布署之权衡上发挥其图案。陆谦受各地之中国银行有其一贯之风格，谨严素雅，不陷俗套。”

——梁思成： 《中国艺术史 建筑篇》 （1943）

梁先生在自己的《中国建筑史》里评价道，“在现代式建筑方面如李惠伯之南京农业试验所，童寯之上海大剧院，梁思成之北京大学学生宿舍”以及“陆谦受各地之中国银行”都是成功的作品。有趣的是，从手稿中可以看出，本来梁先生还是一贯谦虚地没写自己的作品，“梁思成之北京大学学生宿舍”这句是后来添进去的——可能因为他实在觉得这个作品设计得不错，所以在自己的建筑史里，例外地夸了自己一句。

▇ 二次赴美：现代建筑与教育思想巡礼

梁思成《致梅贻琦信》（1945年3月9日）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今后之居室将成为一种居住用之机械，整个城市将成为一个有组织之Working mechanism，此将来营建方面不可避免之趋向也。”

——梁思成：《致梅贻琦信》（1945年3月9日）

本次展览的重量级展品、特别重要的一份文献，是梁先生在李庄的时候给梅贻琦校长写的信，在信中他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从此开启了学术人生的第二篇章。他在这封信的第一页就指出“今后之居室将成为一种居住用之机械”，这就是勒·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里说的“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同样在这封信里，就清华新办建筑系的教学方法问题，他认为过去的那种基于法国巴黎美院式之教学法“颇显陈旧，过于着重派别型式，不近实际”，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的格罗皮乌斯所创之包豪斯方法——这一点也特别重要。

梁思成《致梅贻琦信》（1945年3月9日）

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在课程方面，生以为国内数大学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Ecole des Beaux-Arts式之教学法）颇嫌陈旧，过于着重派别型式，不近实际。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Prof. Walter Gropius所创之Bauhaus方法，着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

——梁思成：《致梅贻琦信》（1945年3月9日）

那是1945年3月，中国还在抗战中，战争还没胜利，一穷二白，可梁先生所畅想的未来清华大学创办的建筑系是要依照国际上最新的包豪斯的方法来教学。

梁思成担任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顾问（1947）

左二：勒·柯布西耶；左四：梁思成；左五：奥斯卡·尼迈耶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不过他大概不会想到，两年后他就和这些大师见面了。这是梁先生代表中国参加纽约联合国大厦设计的现场，在这张照片里，他和勒·柯布西耶——现代建筑的旗手一起工作了。梁先生右手边是联合国大厦实施方案的主设计者，巴西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被尼迈耶挡掉半个脑袋、最高的那位是美国建筑师哈里森，他是整个设计小组的头，设计了美国林肯中心等非常多重要的建筑。这个设计的workshop长达两三个月，一开始我们以为梁先生只是去做个顾问、观摩一下，后来看了纪录片才知道每个人都做了方案设计。我们可以看看梁思成先生的设计。

梁思成担任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顾问时提交的24号设计方案（1947）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先生提出了一个和很多建筑师不一样的方案。我们知道今天的纽约联合国总部是一个东西向的玻璃幕墙大楼，正面朝着曼哈顿岛东边的河流，景观很好，但带来的问题是西晒严重，很不节能。梁先生是带着中国传统去的，他建议把大楼旋转90度，变成坐北朝南。梁先生说中国过去的重要建筑都是坐北朝南的，这样工作人员工作起来舒服，而且能省很多空调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绿色环保的建筑。裙房的设计，梁先生采用了多层带庭院式的布局，与“梁陈方案”里新行政中心区的多层院落式布局异曲同工，都是来自中国建筑传统。梁思成先生在世界舞台上提出的建筑方案也是带有中国建筑智慧的，这一点意义重大。

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体形环境规划”会议合影（1947）

来源：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提供

除了参加联合国总部的设计以外，梁先生此行还正好碰上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校庆。其中一场特别重要的学术会议叫“人类体形环境规划”，对后来梁先生的学术思想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和巨大的启示作用。在这个会议上，他和当时西方最重要的建筑师、理论家们都碰面了。上面这张照片价值连城——大合影中，一排C位的就是格罗皮乌斯；一排右二那位帅帅的戴着帽子的老人，是美国最著名的建筑师、设计流水别墅的赖特，他这会儿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因为这时候他没有格罗皮乌斯那么受欢迎；右边第四位是芬兰最重要的现代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梁先生在二排左一；还有一位我标了名字的是撰写《空间·时间·建筑》的非常重要的理论家吉迪恩；最后一排标注名字的是菲利普·约翰逊，这时他还是中青年后辈，后来成为第一届普利兹克奖得主。那个时候真可以说是风云际会，梁先生有机会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们一起交流。

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梁思成、密斯·凡·德·罗、勒·柯布西耶等33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建筑师亲笔联名签署的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朱利安·赫胥黎的信（1947年3月6日）

来源：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提供

这些建筑师一起还干了一件重要的事——他们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建议改革全球的建筑教育以适应战后需求。建议的内容和梁先生给梅校长写的信有相似之处（不过梁先生的信时间更早），建议摆脱过去学院派那套，要以包豪斯的方法来进行建筑教育。这封信非常珍贵（虽然我们这里陈列的是复制件），因为在这封信末尾能看到一系列大师的签名：第一个是格罗皮乌斯，第二个画红线的是梁先生；右边这一页最上面画线的是吉迪恩，第二位是密斯·凡·德·罗，压轴的则是勒·柯布西耶。

1947.6.29  与工程师兼建筑师Albert Meyer等人考察Radbum（美国Garden City的元祖，Stein等人规划设计）

7.7  参观U. of Mich. 建筑学院，由Dean Welas Bennette导观

7.8  参观Cranbrook艺术学院，与老沙里宁谈建筑教学原则，参观小沙里宁事务所，“向索蓝图，当荷惠允，是可感也”。

7.9  参观Talieson，莱特谈老子“以无为用”是Space Conception之基本。“古修道院，中国的书院”，“如一大家庭，以一个老祖为中心”，“一旦呜呼，则Taliesen也就同他一起死了”。

7.11 参观Ill. Inst. of Tech 密斯赴纽约，Prof. Hilberseimer导览；“学生必须将结构用透视画出，先从砖块开始，门窗位置必须以砖缝为定，各部梁柱亦必与砖合”。

7.15 参观洛杉矶Baldwin Hills Village（Radbum之再生），由Bob Alexander导观

（引自梁思成1947年6至7月访美笔记）

过去我们实在对梁先生的第二次美国之旅了解很少，其实他和很多建筑大师进行了充分交流。梁先生一般不太写日记，有时他会在工作笔记里写点日记，特别珍贵的是他在这段时间居然写了日记，而且留存下来收入《梁思成全集·第十卷》。1947年6、7月间他大量参观考察，一类是美国的一些新城、住宅区，他的一位好朋友、美国规划师斯坦因给他提供了很多线索，直接令他对城市规划产生了很多新的认识；第二类是拜访最好的建筑学院，去学习怎么办建筑教育。

7月8日、9日、11日这三天简直是无比豪华的日程。8日去匡溪艺术学院，见到“有机疏散”理论的倡导者老沙里宁，共同谈建筑教学原则。还参观了老沙里宁的儿子小沙里宁的事务所，向他索取蓝图他还答应了，梁先生特别感动。9日参观Taliesin，面见赖特，赖特向梁先生谈到老子的“有无哲学”，这直接启发了梁先生的建筑空间理念。梁先生很淘气，他在日记里写道Taliesin像一个古修道院、中国的书院，“如一大家庭，以一个老祖为中心”，赖特“一旦呜呼，则Taliesin也就同他一起死了”。7月11日参观密斯所在的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可惜那天密斯去纽约了。梁先生发现这个学校的“学生必须将结构用透视画出，先从砖块开始，门窗位置必须以砖缝为定，各部梁柱亦必与砖合”。

实际上梁先生在这趟旅程中吸收了最先进的教学法，和原来他对现代主义的爱好完全衔接，他又“脱胎换骨”了。等他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同时带着对中国传统建筑和对世界最新建筑思潮的理解，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了。

“过去百馀年来的建筑师当其设计一个建筑物时，往往先想到的是建筑物的外表型式，他把整个的建筑物的外表先有了成见，再将其内部分割开，成为一个个的小部分，使各个小部分来迁就建筑物的全体，这样的建筑物虽然外表富丽堂皇，但在实用方面本成疑问，所以与美的宗旨就根本违背了。现在的建筑观点与此正相反，先考虑每个单位所需，如吃饭，工作，休息，等用途要多大的空间，然后把这许多空间加起来，便是我们所要求的全部。我们的设计目的是这些空间，我们设计的建筑物是用来包括这些空间的总体。我这次在美特去访问美国建筑界老宗师佛兰克莱特Frank Lloyd Wright……在访问时，他说：中国的建筑师只要了解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几句话就行了，著名的道德经上曾说过：‘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牅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几句话真与最近代的建筑观点最相吻合，我们设计的是这个可利用的空间，即是老子所谓的“无”，而不是设计四周的实物的“有”。过去的建筑师只注意了建筑物的躯壳，而墙壁门窗的装饰等等，而反忽略了这其中的空间……这是与现在我们的新观点的原则相反的。”

——《建筑市镇设计的新观点》（梁思成讲 杜仙洲录；1947年12月8日《大公报》第6版）

回到中国后，梁先生首先在1947年12月做了一个重要演讲，题目叫《建筑市镇设计的新观点》，并登在《大公报》上。这次演讲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建筑空间理论。他说在过去，尤其是他们学西洋古典学院派的时候，往往是外观设计好了再分功能，从外到内，这完全反了——现代设计的目的是空间，把功能、空间组织好，才能形成外形。他还提到拜访美国建筑界老宗师赖特时，他提到中国建筑师只要了解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几句话就够了，“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梁先生总结道，“这几句话真与最近代的建筑观点最相吻合，我们设计的是这个可利用的空间，即是老子所谓的‘无’”。我想这是梁先生第一次从学术上阐释建筑空间理论，是不是中国最早的我没有考证，但绝对是最早的之一。今天，建筑空间理论已经成为当代建筑理论的一大主干了，梁先生其实那么早就谈到了，这也是为大家所忽视的一点。

国立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总办事处· 大学博物馆计划草图（1947年12月9日，梁思成、林徽因 合拟）

来源：殷力欣 提供

同样是在1947年12月，梁、林又做了北京大学那两栋房子的第三个“姊妹篇”的设计——北京大学的蔡元培纪念堂、总办事处、大学博物馆三个功能结合一体的建筑群，可惜由于历史原因并未建成，只停留在草图阶段。这组建筑采用完全摩登的现代形式，同时带有院落式布局，是梁先生刚刚跟一众现代建筑大师见完面回来，用最鲜活的思想做出的一个方案。所以梁先生一生做过三个纯粹的现代主义建筑，两个建成，一个纸上方案。

“由于建筑界若干前进之思想家的努力和倡导，引起来现代建筑之新思潮，这思潮的基本目的就在为人类建立居住或工作时适宜于身心双方面的体形环境。……

……所谓‘建筑’的范围，现在扩大了，它的含意不只是一座房屋，而包括人类一切的体形环境。

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细自一灯一砚，一杯一碟，大至整个的城市，以至一个地区内的若干城市间的联系，为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建立文化，政治，工商业，……等各方面合理适当的‘舞台’都是体形环境计划的对象。

清华大学‘建筑’课程就以造就这种广义的体形环境设计人为目标。”

——梁思成：《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现称建筑工程学系）

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1949年7月）

这次访美对梁先生影响最大的地方体现在建筑思想和教育思想方面。他在《文汇报》连续三期刊登了清华大学营建系——今天建筑学院的前身——的课程草案。他谈到“由于建筑界若干前进之思想家的努力和倡导，引起来现代建筑之新思潮”，建筑的概念扩大到“人类一切的体形环境”，他在普林斯顿参加的那场会议就叫“人类体形环境规划”。梁先生写道，“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细自一灯一砚，一杯一碟，大至整个的城市”，就是说从一个小家具到整个大城市，都应该是建筑师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清华大学营建系培养的是“广义的体形环境设计人”。自此，梁先生的广义的建筑理念，即“体形环境”理论确立起来。

营建学院：

建筑学系/市乡计划学系/造园学系/工业艺术学系/建筑工程学系

梁先生认为一个建筑学院里要配套哪些系呢？我看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学院能够配齐。他认为要包含建筑学系；市乡计划学系，也就是城市规划系；造园学系，就是今天的风景园林系或者景观系；工业艺术学系，这个大多数建筑学院都没有，中央美院倒是有条件；最后是建筑工程学系，也就是土木系。只有这样的配置，才能对整个人类体形环境进行全面规划设计，这是梁先生那时心中的鸿图。

▇ “民族形式”与批判之后

梁思成《祖国的建筑》（1954）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最后，我想讨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学界、公众对梁先生建筑设计、建筑思想产生误解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争取予以澄清。

由于1955年对梁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太过著名，以至于大家说起梁思成就跟“大屋顶”划等号。主要的“罪证”，是梁先生写的一本叫《祖国的建筑》的科普小书，在书的末尾他画了两张图。

梁思成绘“三十五层的高楼”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绘“十字路口小广场”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一个是三十五层的高楼，一个是十字路口的广场，都带有中国式的屋顶，这些当然没有盖成，可它确实也很像一些盖成的建筑，比如图中高层建筑就很像民族文化宫，多层建筑与中国美术馆、友谊宾馆这类建筑也具有相似性。所以，梁先生虽然没有盖成任何一栋这类建筑，但用他的思想、教学、文章，鼓励了很多建筑师这样做，这是他被批判的主要原因。

“在这两张图中，我只企图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

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这两张图都不是任何实际存在的设计，只是形象处理的一种建议。我们在开始的阶段掌握了祖国建筑的规律，将来才有可能创造出更新的东西来。”

——梁思成：《祖国的建筑》（1954）

他用这两张图意欲说明，“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其实他是在探索“民族形式”，他认为把握了祖国建筑的规律，将来应该能创造出更新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说这就是最高目标，而是过渡阶段的探索。

《建筑的民族形式》（1950）

《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1952；与林徽因合作）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1953）

《建筑学报》一、二期（1954）

《中国建筑的特征》（1954）

《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1954）

《祖国的建筑》（1954）

《大屋顶检讨》（1955）

 讨论国庆工程时正式提出“中而新”（ 1958）

    【中而新/新而中；西而新；中而古；西而古】

《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1959）

《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61）

《建筑和建筑的艺术》（1961）

《拙匠随笔》系列（1962）

我们刚才在设计作品方面其实已经澄清，梁先生一共20多件作品中只有一个半带中国传统屋顶，而且都是中国传统样式的单层殿堂建筑，并不是1955年受到批判的那种楼房上加大屋顶的形式（被视作经济上产生浪费的重要原因）。

但梁先生确实在理论上积极倡导过“民族形式”。他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1954年，写了一系列文章，包括《祖国的建筑》一书在内，都在提倡民族形式。被批判以后，梁先生写了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大屋顶检讨》（1955年，为了表示对梁先生的尊敬，该文并没有收入《梁思成全集》），在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整个建筑思想的脉络。梁先生是如何走向倡导民族形式的呢？他回忆说，念书时学的西洋古典学院派是“折衷主义”，等他开始从事建筑设计和古建筑研究的时候，曾醉心于现代主义（他文章里称“结构主义”），这也充分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甚至用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来分析中国古建筑，认为中国古建筑是框架结构的，所有构件都诚实袒露，这是建筑最高的美。但他也很矛盾，因为想让中国建筑师在创作中吸取中国传统的东西，所以他主持编写《建筑设计参考图集》，这又是折衷主义式的，他说自己在现代主义和折衷主义中摇摆。解放后，苏联专家提出民族形式，梁先生觉得这样不就可以把中国传统和现代建筑结合起来了吗？他是真诚的倡导民族形式。不过在这份检讨中，他不得不把折衷主义、现代主义和民族形式都说成是形式主义，因为这些都是当时被批判的。

可是等到1958、1959年，环境又宽松了一些，特别是创作“十大建筑”的时候，大家发现如果既批判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又批判民族形式，就不太好盖房子了，所以思想就又放开了。梁先生趁着这个当口，又提出新的理论——最重要的“新而中”就是在1958年探讨国庆工程，尤其是人民大会堂方案的时候提出来的。而在1959年发表的《从“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一文中，梁先生把对“新而中”的理论探索推到了力所能及的最深远的方向——我想给大家呈现一下这个思想脉络。

“……寻找民族形式的途径，要从基本的平面部署和结构方法上去寻找。”

“在平面的部署上，我们有特殊的民族传统。中国的房屋由极南至极北，由极东到极西，都是由许多座建筑物，四面围绕着一个院子而部署起来的。……这种平面部署就是我们基本民族形式之一重要成分……

其次是结构的问题。中国建筑结构之最基本特点在使用构架法。中国建筑系统之所以能适用于南北极端不同之气候就因为这种结构法所给予它在墙壁门窗分配比例上以几乎无限制的灵活运用的自由。它影响到中国建筑的平面部署。凑巧的，现代科学所产生的R.C.及钢架建筑的特征就是这个特征。……我们怎样将我们的旧有特征用新的材料表现出来。”

——梁思成：《建筑的民族形式》（1950）

“在平面布置上，一所房屋是由若干座个别的厅堂廊庑和由它们围绕着而形成的庭院或若干庭院组合而成的。建筑物和它们所围绕而成的庭院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设计的。在处理空间的艺术上也达到了最高度的成就。”

——梁思成、林徽因：

《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1952）

梁先生倡导的民族形式是“大屋顶”吗？答案是否定的。梁先生自己的文章里讲得非常清楚，在1950年的《建筑的民族形式》里他写道，“寻找民族形式的途径，要从基本的平面部署和结构方法上去寻找”，并没有提大屋顶。

“平面部署”是指中国建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是院落式布局，应该从这里去找。“结构方法”是指中国建筑使用的木构架给建筑提供了无穷的灵活性，和钢筋混凝土、钢架结构特征一致，所要探讨的是如何用新材料来表现。这两点才是他所追求的探索民族形式之路。

他和林徽因合写的《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1952）又在探讨“平面部署”方面往前走了一步，他们提到“建筑物和它们所围绕而成的庭院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设计的。在处理空间的艺术上也达到了最高度的成就”——这又涉及到对空间的探讨，这是当代建筑师最爱谈的理论之一。所以在梁先生的民族形式中，从未把“大屋顶”当作重点提出。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1932）

在研究中国古建筑时，对木结构体系的讨论是梁、林一生用力最多的部分。早在梁先生1932年考察独乐寺观音阁的时候就提到，中国木构建筑中的斗拱制度特别的重要，就像西方的Order（“柱式”）一样。

“斗栱不惟是中国建筑独有的一个部分，而且在后来还成为中国建筑独有的一种制度。就我们所知，至迟自宋始，斗栱就有了一定的大小权衡；以斗栱之一部为全部建筑物权衡的基本单位，如宋式之‘材’‘栔’与清式之‘斗口’。这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希腊罗马旧物作则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径之倍数或分数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权衡（proportion），极相类似。所以这用斗栱的构架，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

——林徽因：《清式营造则例》“绪言”

林徽因把这个论点又往上拔高了一点，在给梁先生《清式营造则例》所做的“绪言”中，她谈到斗拱在中国建筑里是独有的一种制度，整个建筑以斗拱作为基本模度单位，这就像是西方古典建筑的Order用柱径为基本模度单位。她将之称为“中国建筑真髓所在”。

梁思成比较中国古建筑的“以材为祖”与西方古建筑的Order

来源：（左）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年完稿）

（右）帕拉第奥《建筑四书》

上面这张图特别有名，梁先生把它叫作“The Chinese Order”，中国这套“以材为祖”的木结构设计方法和西方以柱径为模度的Order可谓异曲同工，这是梁、林在美国受西洋古典建筑的训练后，又花十多年钻研中国古建筑，从而做出的最精髓的理论贡献。

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模度和比例的运用，是建筑营造中兼顾效率和美学的重要智慧，这才是他们希望在民族形式中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屋顶形式。

“所谓‘模数’就是一座建筑物本身各部分以及每一主要构件的长、宽、高的尺寸的最大公分数。每一个重要尺寸都是这一模数的倍数。只要在以这模数构成的‘格网’之内，一切构件都可以横、直、反、正、上、下、左、右地拼凑成一个方整体，凑成各种不同长、宽、高比的房间，如同摆七巧板那样，以适应不同的需要。管见认为模数不但要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适应材料特征，便于预制和机械化施工，而且应从比例上的艺术效果考虑。”

——梁思成：《拙匠随笔》（五）“从拖泥带水到干净利索”（1962）

到了1962年，梁先生写下《拙匠随笔》系列，把模数化的设计方法推到极致，他说“所谓‘模数’就是一座建筑物本身各部分以及每一主要构件的长、宽、高的尺寸的最大公分数。每一个重要尺寸都是这一模数的倍数”。模数化设计使整个建筑都控制在这个模数构成的格网中——还记得刚才分析的那些建筑作品吗？——“一切构件都可以横、直、反、正、上、下、左、右地拼凑成一个方整体，凑成各种不同长、宽、高比的房间，如同摆七巧板”。这和我们熟悉的柯布西耶的《模度》的核心思想何其相似。梁先生他们有没有可能看过柯布西耶的《模度》呢？有可能，因为童寯1970年代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即便没看过，以梁先生之前对于模度和比例的思考，和柯布西耶作出类似的探索也丝毫不足为怪——只是不知道他们在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思想？

柯布西耶基于黄金比例建立；“图板游戏”

来源：勒·柯布西耶《模度》

（模度，1949；模度2，1955）

柯布西耶基于黄金比例建立“模度”体系

来源：勒·柯布西耶《模度》

（模度，1949；模度2，1955）

柯布西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基于黄金分割比例建立的“模度”体系，书中提到的“图板游戏”，一如梁先生说的七巧板。所以这是东、西方大师殊途同归的一致见解。

“每一个派别的建筑，如同每一种的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辞汇’。例如罗马式的‘五范’（Five orders），各有规矩……成为专制的规律……

……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要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所以要研究中国建筑之先只有先学习中国建筑的‘文法’然后求明了其规矩则例之配合与演变。”

——梁思成：《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1945）

梁先生的另一个理论探索是把罗马的Five Orders，中国的《营造法式》或《工程做法》比作建筑之“文法”。他认为研究中国建筑或设计民族形式的新建筑必须掌握其“文法”，否则就像研究一种语言而不懂文法，必定写不成文章一样。

“建筑师就陷入了苦闷的境界。搞到他们又怕大屋顶，又怕西洋古典，又怕方盒子，真是左右为难。……

    ……

从这次会议看来，每一位代表都解除了顾虑，解放了思想，摆出自己的观点，畅所欲言。我们之间也有争辩，也有分歧，但是每个人都是心情舒畅的。……

    ……

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相信这次会议对于全国的建筑界将要发生巨大的影响。它将推进我们的建筑创作向前飞跃一步。”

——梁思成：《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1959）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1959年这篇谈传统与革新的文章。该文发表于思想得到解放的195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关于建筑艺术的座谈会上，梁先生说过去的批判令建筑师陷入到苦闷的境界，“搞到他们又怕大屋顶，又怕西洋古典，又怕方盒子，真是左右为难”。他认为这次的会议特别好，大家都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他又说“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相信这次会议对于全国的建筑界将要发生巨大的影响。它将推动我们的建筑创作向前飞跃一步”。这次会议中的梁先生充满信心，这是他第一次、也几乎是唯一一次把“新而中”的理念诉诸文字。

“‘新而中，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是我在讨论国庆工程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梁思成：《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1959）

“恩师……在形式风格上提出‘中而新’是上品，‘西而新’为次，‘中而古’再次。中选方案的立面是‘西而古’，是下品之下，不可取。”

——张镈：《怀念恩师梁思成教授》

（《梁思成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86）

在这篇文章里他写到“‘新而中，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是我在讨论国庆工程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这和他的学生、设计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师张镈后来的回忆吻合。张镈写道，“恩师……在形式风格上提出‘中而新’是上品，‘西而新’为次，‘中而古’再次。中选方案（指人民大会堂）的立面是‘西而古’，是下品之下，不可取”。后来张镈花了很多力气，“努力运用中国建筑词汇，在西而古的胎子上进行改造”，为了能让老师高兴一点，而“成果尚未令恩师满意”。

梁先生这次是和盘托出了他对中国建筑创作应该采取的理想路线的看法。

“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不应局限于个别建筑物的形体和细部上，而且应该在平面和空间处理上去寻求那些建立在生活习惯上的东西。例如昆明的房屋，大多是向东的；天津附近塘沽、汉沽一带的民居，都有南北通风的穿堂；广东的临街建筑都有骑楼……

我们继承传统和吸收遗产的另一方面，是古代匠师在处理建筑中的艺术规律，从总体布置到局部的处理手法。在总体布局方面，过去我们只注意到宫殿，庙宇的轴线和对称，而忽视了民间无数结合地形，因地制宜的灵活布置。……这些手法，不仅见于民居，而且无数寺观、府第也都如此。这种善于利用地形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建筑设计中很好的借鉴。

又如在造园的艺术方面，我们也继承了一笔极其丰富的遗产，其中体现了许多优良传统。……

此外，建筑物造成的气质也是我们遗产和传统的一部分。……”

——梁思成：《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1959）

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里，他还具体讲到对于传统应该继承哪些方面，比原来探讨“民族形式”时又往前走了一步。他指出首先“应该在平面和空间处理上去寻求那些建立在生活习惯上的东西”，然后列举了中国各地的民居——过去有学者认为梁先生不关心民居研究，然而在这篇文章里他首要提出的就是这一点。第二，他提出要到总平面布局上去寻找传统智慧，尤其是那些“结合地形，因地制宜的灵活布置”，这在民居和寺观、府第中到处都有。他甚至谈到“在造园的艺术方面，我们也继承了一笔极其丰富的遗产”，而且他非常谦虚地说这方面应该向刘敦桢等学者学习。此外他认为“建筑物造成的气质也是我们遗产和传统的一部分”。

“不可忽视的是，新材料、新结构和新的施工方法对于传统之继承与革新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国庆工程中，铁路车站和电影宫就是在传统风格上结合薄壳结构的尝试。一种新风格已经露出了苗头了。

在徐水县，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在一些宿舍上就运用了当地砌砖的手法，做出了一些既有地方风味又很新鲜的檐口装饰，并且也就是那些建筑唯一的装饰。……我们在白洋淀等地做了调查研究，发现当地群众有用芦苇做屋顶的传统，并且了解到芦苇具有相当的抗腐性能，同土木系的师生在一起搞出了一种‘芦苇拱’，也给予了适当的艺术处理。”

——梁思成：《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1959）

梁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不可忽视的是，新材料、新结构和新的施工方法对于传统之继承与革新有着巨大的影响”，这里列举的成功范例是国庆工程中的火车站和电影宫，都把传统风格和薄壳结构加以结合——今天的北京东站仍保留着外观是传统风格、里面是薄壳结构的组合。谈到这段的时候，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赞扬了几栋日本建筑和墨西哥建筑，把真实想法全说出来了！他甚至提到了徐水的人民公社，因为清华师生去做那些建设的时候是非常真诚地在探索，“运用了当地砌砖的手法，做出了一些既有地方风味又很新鲜的檐口装饰”；在白洋淀了解到当地用芦苇做屋顶的传统后，与土木系师生一起研究出了“芦苇拱”。

1959年这篇文章探讨的内容比以前提民族形式时要具体、丰富得多，是梁先生最新的理论探索。

很多当代建筑师在探索传承中国传统的时候，其实也大都在梁先生指出的上述方向中：像贝聿铭先生设计苏州博物馆的时候提出“苏而新”，就是“中而新”更地方化的讲法，并且从传统园林中汲取营养；张锦秋先生在西安做唐风新建筑也是挖掘地方文化的做法；王澍更多是从民居、传统工艺找灵感；朱锫院长最新的代表作，对景德镇传统建造工艺进行现代革新，创造出动人的空间；等等。这些都是梁先生“新而中”理论在当代最有价值的探索，只是当下这种探索并非主流，现在可能“西而新”是主流——希望有朝一日“新而中”能成为主流。

我们对梁思成建筑设计思想的理解，首先应该改变“大屋顶”这一重大误解；他其实一直在探讨“新而中”的建筑思想，努力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梁思成和同济大学建筑系师生座谈（1959）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先生在1959年这篇文章里写到这次的会议使他欢欣鼓舞——我找到了一个图像证据，这也是今天演讲的最后两张图。梁先生在上海开完这次会后，去同济大学与师生座谈，照片上所呈现的欢快气氛以及这种氛围里梁先生的笑容，是我从来没在那段时期任何其他照片上看到过的。

正是由于这个短暂的思想开放期，梁先生非常开心地说出了那些他最想说的话。有一些当时在场、今天还健在的同学回忆起梁先生到底是说到什么笑成这样？原来是他们聊到建筑创作时，梁先生突然说“我还是回去搞我的大屋顶吧”，大家哄堂大笑。从这个玩笑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先生发表了会议讲话以后，整个人卸下重担、轻装上阵，他觉得可以畅所欲言，都到了能“自嘲”的程度了。梁先生当然不是倡导大屋顶的，他是倡导“新而中”建筑理念的。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只要记住这一件事就够了。

总结

我想最后做三点总结：

第一，在梁先生的规划、保护、建筑思想中贯穿着“新而中”的理念。

第二，梁先生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一直把对“新而中”的探索坚持到了最后，这背后是他的精神意志在起作用。

第三，到底是怎样的精神意志在支撑着他呢？我常常在想，梁先生他们当年做古建筑田野考察时吃的那些苦，我们今天咬咬牙一定能坚持下来；但他们在抗战时期，贫病交加之际，还能在李庄坚持作学问，常人就很难做到——他们的老朋友费正清来李庄探望时说，任何一个美国学者都做不到这样，所以他称梁、林是“献身学术的崇高典范”；然而真正最难的是梁先生在经历了全国性的大批判以后，只要找到可以发表看法的机会，就又走得更远，把他关于“新而中”的建筑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谈出来，都写成文章，甚至在1960年代已经在理论上和柯布西耶殊途同归，在文革开始前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也已接近尾声，1967年底还写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经过——真是要把最后一丝气力用光。陈占祥回忆梁先生临去世前几天，他前去探望，梁先生还鼓励他说“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这就是梁先生的精神意志，这是在“新而中”之上的东西，也是我希望所有人，不管是在线上还是来到现场看“栋梁”展的建筑学人最应该继承的。

谢谢大家！

王南老师与梁思成先生照片合影

王南老师导览现场

梁先生的孙子梁鉴先生也来到现场

展览海报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论坛雷锋纪实

王婉琳

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

直播技术：邓志超、孔晓萌、王永明、连晓刚

摄影：吴锐弘

展览雷锋译者：周书扬、路遥、贾峥、朱佳瑜、张佳越、熊雨溪、索菲娅、高郡铖、朱柳霏、刘子彧、周慧姗

音视频剪辑：孟禹彤

知识雷锋应王南老师之邀为此次展览组织了翻译团队，承担了展览大部分的翻译工作。

王南老师在展览现场与小雷锋们合影

特别感谢 中央美术学院 朱锫院长的大力支持，

感谢央美罗晶、吴晓涵、黄良福、张茜、李宾老师；

感谢王南老师的审校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