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怎么还在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张嘉琦、龙承菲，编辑：赵普通，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有关《中国好声音》的风波仍在发酵。

李玟控诉好声音的录音被曝光后，迅速在舆论场上引发了巨大声量，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陈奕迅此前揭露不公平赛制的视频被网友翻出，部分明星也站出来声援，还有不少曾经参与过节目的学员接连发声，讲述自己并不愉快的参赛经历。

微博截图

作为一档老牌电视综艺，《中国好声音》自2012年起播出至今，已经来到第十一季，横跨了电视与网络两个时代。过去，电视台是大众消费娱乐的唯一渠道，在那个时代，《中国好声音》这类节目几乎是草根想要成名的最佳路径，它也的确捧出过不少乐坛新星。

十多年过去，《中国好声音》仍然“活在过去”，无论是从未做过巨大变更的赛制和布景，还是对导师和学员们近乎严苛的“摆布”，以及对服务于电视综艺的“戏剧性”的追求，甚至为此牺牲掉竞技综艺本应坚守的底线。

而从最近的舆论风暴看来，如今的观众，显然早已不吃这一套了。

“造假”行不通了

从李玟和其他学员控诉的内容看，都直指《中国好声音》节目存在“剧本”，规则不合理，有操纵节目结果的因素在。

这并不是《中国好声音》第一次被控诉“黑幕”。曾经的冠军梁博在《天天向上》上说，节目组会为他准备稿子，让他照着念。担任过导师的陈奕迅，也在一档节目里曝光过，节目的耳麦传来导演让导师转身的声音，而等这一环节结束，他发现台上等待评价的选手，是之前就被淘汰过的一位。

甚至，大众第一次对综艺的剧本有认知，也是因为《中国好声音》。2015年，网友发现节目中的一位选手唱歌时，镜头切到导师席上的那英“一会是直发一会是卷发”，王思聪还转发了这条微博：“真人秀本来就是按照剧本演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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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当然需要热搜和话题，而制造争议是最简单的引起大众舆论的方式，早在综艺走向娱乐化的初期，综艺团队就把握住了争议这个流量密码。《超级女声》千奇百怪的海选选手、毒舌的评委和选手吵架，要么评委离席，要么选手泪洒当场。

但是，国内综艺本就起步缓慢，《快乐大本营》这类棚内游戏综艺在当时都是创新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观众对着电视剧里的“容嬷嬷”都要真情实感地痛恨，更别提上综艺吵得真情实感的情侣。

也因为这样，“综艺”进化到“真人秀”的过渡期里，存在很长一段“剧本过重”的时期——为了节目的戏剧性考虑，就算剧本痕迹在如今的网友看来过于明显，也要请“素人”照着演。

《爱情保卫战》《非诚勿扰》等生活化的情侣调解、婚恋相亲节目，连看几期就会发现其中藏着很多足以成为网络吐槽素材的奇人奇事，离谱程度堪比知乎匿名情感回答，甚至还被网友扒出两档节目里的素人还能串场。2013年《长江日报》就曾经报道过相亲节目会出现“嘉宾荒”，“一个人赶几家场已不是新鲜事”，还出现了专门为这类节目提供男女嘉宾的“相亲经纪”。

甚至有不少明星在没红之前，都参加过相亲节目博热度。在山东卫视的相亲节目《爱情来敲门》里，李一桐和符龙飞“牵手成功”。文章参加过浙江卫视的相亲节目《为爱向前冲》，在节目里选中的“心动女神”，是《雪中悍刀行》里的靖安王妃裴南苇。张杰在获得《我型我秀》冠军之后没有工作，也去过《为爱向前冲》，在节目里说自己愿望的环节，说心愿是让女嘉宾唱两句自己的歌，见缝插针地给自己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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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观众来说，情感话题的综艺还能不计较故事真实性、“看个乐子”，但在存在竞技性质的综艺里，“剧本”的分量和造成的影响就会大不相同。

近年来音综频频出现评委和嘉宾有争议性的身份对垒，无论是Vava叫板丁太升、小鬼大战梁源，还是“孟美岐有没有资格点评周传雄”，本质都是流量规则导向下的产物。此前有一位音综导演告诉毒眸，近年来竞技性减弱的舞台音综里，需要让乐评人来分担戏剧冲突的重担——但这本身，就是“竞技性减弱”的综艺里才能被观众容忍的操作。

对于《中国好声音》这样强竞技性的素人选拔节目，单单是“剧本”引发的争议，就能够影响观众的好恶，进而造成投票结果与选手实力水平的偏差，而这本身，就已经是对节目公平性的伤害了。

傲慢的好声音和赌梦的年轻人

《中国好声音》的版权购自荷兰综艺《The Voice of Hoiland》。这档节目在荷兰的观众规模达到了总人口的18.2％，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影响力，出口到了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英国好声音》首播的平均收视人数多达842万，《美国好声音》的播出也撼动了王牌节目《美国偶像》的地位。证明了这种“转椅选秀”模式在当时的确备受欢迎。

2012年对于娱乐产业而言，是比较暧昧的年份，电视台虽日渐式微，但网络平台的内容仍然处于搭建期，对电视台不构成明显威胁。在选秀的序列里，王牌节目湖南卫视的“超女快男”系列已经举办了共七季，对观众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并在2012年停办。

恰好出现在那年的《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既有新鲜的赛制，也填补了市场的空白。自第二期播出开始直到总决赛，每一期都是CSM44城市网收视的第一名。次年播出的第二季收视表现同样亮眼，第一期收视率高达3.62，是历年中国电视综艺节目首播收视率的最高纪录。同一天播出的《快乐男声2013》20强诞生战，收视率只有1.282%。

品牌商也十分青睐这个横空出世的爆款项目。《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冠名权由加多宝斥资6000万拿下，第二季开播前，加多宝与郎酒集团进行了50多个回合的竞价，最终以高达两亿的价格拿到了独家冠名权。

在造星方面，早期的《中国好声音》也的确优秀。第一季就捧出了吉克隽逸、袁娅维、吴莫愁等歌手，梁博在获得冠军后，同年就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次年在北京连开了两场演唱会。

在极高的收视率和造星能力的加持下，很多追梦的年轻人都向往登上这个舞台。韩佩泉在微博上讲述了自己曾三次参加《中国好声音》海选的经历，“第一次参加好声音，我17岁，从大庆一路过关斩将到上海，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上海，我带着梦来了。”

韩佩泉微博节选

最近接连出来发声的学员们，也都是怀揣一颗成名的心踏上这条道路，但却在过程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目前微博已被删除的学员李嘉捷就提到“50万元一个座位绝非空穴来风”；第一季中刘欢组的学员徐海星公开承认，节目组当年对她进行了“恶意炒作和长达数年网暴”，还利用合同来威胁她；学员河川敷被节目组“旁敲侧击”地索要10万元赞助费，梁晓珺则回忆起当年她唱完之后，张惠妹跟她说，“不是你唱得不好，是我没办法转身，不好意思。”

微博截图

对于这些不公平的赛制与流程，这些学员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甚至没有“马上曝光”的勇气。在那个可选择的成名渠道较少的年代，《中国好声音》为一大批想要成为歌手的人搭建了舞台，这同时也意味着它享有更大的话语权。

无论是节目的观众还是参赛者，甚至是导师，与节目之间的关系都并不对等。

对于草根选手们而言，他们的参加并不会为节目带来热度，只有可供节目组挖掘的热点话题，比如原生家庭的故事等等，但他们却十分仰赖在节目当中出头，获得更大的曝光度；明星导师们的地位也并不算高，对于一档几乎全民性的电视综艺而言，歌手不具备稀缺价值；至于手持遥控器的观众们，也只能在电视频道中反复切换，选择在一档“足够好看”的节目中停留。

完全不对等的利益关系，强化了《中国好声音》愈加高压的节目制作风格。

选手和导师都必须服从于节目组给定的赛制，没有反驳的空间，并且需要配合节目的所有安排，包括加入大量的表演成分，以满足一档综艺对戏剧性的追求。再往下，则是对进入黑箱领域的、可以被人为操控的“选人环节”进行造假。

在电视综艺时代，节目组的确是手握指挥棒的人。“真人秀”的形式尚不流行，综艺被默认为是一场表演，舆论的影响力也并不像现在这般突出，更没有其他渠道和它们抢占娱乐内容的消费空间。

前赴后继的年轻人们，怀揣着赤诚而单纯的梦想踏入这个大门，才发现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公平的竞技对抗，他们也不是备受瞩目的“未来之星”，只是被居高临下的节目组摆布的棋子。

一场早该结束的闹剧

《中国好声音》推向市场的最后一位歌手是单依纯，她在2020年获得总冠军，而后通过参加《爆裂舞台》《声生不息·港乐季》等一系列音综而被更多人所认识。而在她夺冠的前后共四季中，都没有再捧出过有热度的新生代歌手，《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也开始逐渐消失在主流舆论场上。

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电视综艺不再具备造星能力。网络颠覆了过去电视时代的许多逻辑。首先是走红逻辑的变化，以《偶像练习生》为代表的网生选秀节目借着互联网的东风兴起，迅速成为了大众的新选择，也为年轻人提供了新的“追梦”路径。

不仅如此，短视频同样拥有造星的能力。在《中国好声音2018》中一轮游的王乃迎，在被淘汰后签约了无忧传媒，现在抖音粉丝高达1200万。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唱歌“出道”的刘宇宁，现在不仅成为各大热门剧集的“OST常驻歌手”，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当红偶像。

互联网浪潮带来的变化，不止是走红渠道的多元，还有日益增长的舆论影响力。特别是对于竞技属性的节目而言，“不公平”不再是默认可存在的潜规则，大家对于不公平的制度越来越敏感，也能借助舆论的力量放大这种情绪。

《乘风破浪2023》里，龚琳娜和美依礼芽的节目《花海》表演完毕后，因为有观众在投票环节高举投票器大喊“不要投票”，就引发了网友对节目组“操纵比赛结果”的质疑，“浪姐 79分21秒”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官方也立刻在当晚发布声明辟谣，表示“一视同仁，尊重每个舞台表现。”

不过，像是《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老牌电视综艺，和网络综艺的差异仍然十分明显。

客观来看，《中国好声音》目前的观众，与在舆论场上参与讨论和抵制节目的群体，并不完全重合。8月18日晚上，《中国好声音2023》第四期照常播出，节目直播收视率0.69%，市占率4.65%，位列全国收视率第一。

而参与抵制的人们，本就不是节目目前的受众，“拒绝观看”也因此不构成威胁。即便是在目前的讨论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从何抵制”，无论是对节目本身，还是对节目背后涉及到的更多主体。有网友列出了与《中国好声音》及浙江卫视有合作的23个品牌，并在其微博、抖音等评论区下表示抵制，但截至发稿前，还没有品牌明确表示与浙江卫视停止合作。

这仍然是某种不对等。如今的网络综艺已经深谙舆论的力量，受影响也更深，因此，无论是对争议的回应速度还是态度，都已经比较符合当下用户的预设。但对电视综艺而言，这种“威胁”似乎并不存在。根据《橡果商业评论》8月21日的报道，灿星文化内部匿名人士表示《中国好声音》仍在照常录制并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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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对于每个愤怒的普通人而言，发声仍然是必要且有力量的。8 月 18 日至 22 日短短几天，好声音的母公司星空华文股价下跌54%，市值蒸发超200亿元。

当每个人的声音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事情一定会发生转机。这或许是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好声音”。总之，希望这场闹剧，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张嘉琦、龙承菲，编辑：赵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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