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大佬如何看待《二舅》？

讲述 | 刘海龙

来源 | 看理想App《传播学100讲》

（内容有删节，完整内容请听节目）

01.

语境的坍塌

传播学里有一个理论叫做“议程设置”，指的是在传统的大众媒体时代，媒体报道得越多，人们就会越关注一件事情。但是到了新媒体时代，很多人开始质疑议程设置是不是不再适用。

因为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人们能接触到的媒体非常有限，有影响力的媒体也非常有限。但是在今天，我们能接触到的媒体太多了，不仅有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体、自媒体，可以说，现在只要是一个公民，基本是就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媒体。

也因此，今天能够争夺我们吸引力的内容和媒体太多了，大众媒体已经渐渐地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一枝独秀地去设置议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二舅》视频全网爆火的同一时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但是为什么是《二舅》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

这其实体现的正是新媒体强大的影响力和议程设置能力。

这个视频的传播其实是一圈一圈地在扩散，最早是在b站出现，当时b站也对这支视频做了首页推荐（不过因为视频内容虚构的争议，b站随后也已撤销推荐），所以它的点击量一下非常高。平台的引流其实对一个视频能否爆火几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得视频迅速地被大家看到；而视频的内容本身，也让很多b站的主要用户受到感动，这与b站用户的画像也有很大关系。

在视频被广泛传播之后，也有很多人批评说，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带有非常强的“小布尔乔亚思想”，也就是指通过消费苦难来制造一种感动，并且从中获得某种思想上的升华启示。

这样一种思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跟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不无关系，它使得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叙事风格很容易接受。可以回忆一下，中小学课本里是不是会经常给大家塑造一种理解世界、思考问题的模式，就是很容易把一个问题上升到个人情感，上升到一种伦理的教诲。

其次，大量的媒体包括官方媒体，实际上也在推动视频的传播。有些官媒很快就对视频发表评论说，“二舅活出了我们向往的饱满人生”，并且表示“二舅的一生不过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写照，它底层、琐碎、平凡，苦难与幸福交织”云云，其他媒体、自媒体也跟进了报导和评论。

所以你会看到，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就让这个视频从b站的目标用户迅速扩展到了社会的一般大众，进入到了一个更大的受众群，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出圈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视频走出它的目标受众，进入到一个原来没有想到的非目标受众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语境的坍塌”。这时候问题渐渐显露，一些视频里的叙事或原先被忽视的问题开始引发其他人的不满，也让一些人对其中虚构性的内容提出了质疑。

这个过程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一个内容不断地扩散，新媒体使用它非常强大的推荐、推送以及出圈的这样一种机制，运用人际传播进行大量扩散的同时，也增加了内容的解读风险。

02.

框架与归因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视频背后的“框架”。

我们知道，任何内容都不是中立的，叙述者在叙述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如果具体到《二舅》这支视频里面，可以看到，视频创作者并没有直接去让大家接受某一个观点，而是通过故事来承载某一种观点，承载某一种价值观。这就是所谓框架。

我们说到框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讨论的就是归因的问题。所谓归因，就是指当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怎么去思考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

在传播研究里面，美国政治传播学学者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他们曾做过一个研究，即研究同一个现象，一种报道是给你讲故事，另一种报道是给你统计数据，比如谈失业的问题，一种是找一个失业的具体的人去讲他的故事，他的悲惨故事或者他的奋斗故事，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去展现视野。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到统计部门去拿一些数据，比如失业率是多少，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失业情况是怎么样的，哪些行业失业情况最严重，等等。就是用一些非常抽象的统计数据来谈论失业这个现象。

这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框架。

通过研究实验，艾英戈发现，个人性的叙述，或者说故事性的叙事，人们很容易把责任归结于个体。也就是说，每一个失业的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就你失业了，别人没有失业呢？可能是因为你安于现状，或者不思进取。所以，个人性叙事很容易让人把责任归结于个体，可能是懒、能力不强、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等等。

相对的，如果是抽象叙事，也就是用统计数据展现出来的故事，人们就更容易把责任归结为政府、国家。因为这些抽象的数据会让人意识到，它实际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这个时候谁应该负责？显然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在《二舅》的视频叙事里，责任归结为谁呢？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看不到责任，最多展现的就是一种“命运”。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化，都被创作者隐藏到了幕后。

创作者强调的是二舅如何逆来顺受，又怎样乐观地去对待所有的问题，这也就是视频文案里所说的“一手烂牌”，他把这手烂牌当做了一个既定的事实。

03.

情感释放与铺垫效应

我们当然要问，为什么二舅一定要拿一手烂牌？为什么他不能拿一手好牌？或者说，为什么其他人拿了好牌，而二舅就拿了烂牌？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但这些在视频里其实并没有呈现。

在传播研究里其实讲到过，20世纪30年代，当时还只有广播，很多家庭妇女愿意在家里听肥皂剧，并且非常痴迷。研究者就做了一个调查，探究为什么这些女性要听肥皂剧。调查出来有很多的动机，排在第一位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情感释放（emotional reliefs）。

因为这些肥皂剧往往有一个路数就是一开始主人公境遇很惨，随着剧情推进，再慢慢地重新从低谷走回高峰。这些听众去听苦情戏，就造成一种感情的释放，自己生活过得很惨，但是还有人比我更惨，比我更不容易。这个时候一对比就平衡了、满足了。

在《二舅》的叙述框架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看不见的来源，然后观众看到的就是二舅很惨，以及如何去应对这种惨。同样的，受众在这观看过程里面也获得某种感情的释放。

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框架会失灵？这就要说到传播研究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效应，叫做启动效应，或者叫铺垫效应（priming effect）。

意思是指，我们在接受一个新的信息的时候，总会去援引和思考旧的信息。因为大脑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会走一些捷径，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信息的时候，往往会把它放到一个背景下去理解。这个背景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我们最近刚接受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刚刚被接受，还很新鲜，浮在大脑的表面上，很容易让大脑首先想到它们。

你如果参加过期末考试，可能会发现，在那段时间脑子里拼命都在背某一门课，那么这段时间无论你谈起什么问题，都可以和背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一种铺垫效应。

所以为什么二舅的故事随着传播出圈，最后被大家进行了一种反向解读？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的环境和社会背景，经济运行情况可能不是很好，各个行业都受到疫情一定的冲击，关业、倒闭的现象也很常见。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当人们试图理解二舅的故事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现状和整个社会的现状代入进去。

观看者可能会开始思索，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要让我去忍耐？究竟谁应该为这样的事情负责？难道我们忍耐了就能变得更好吗？……

因此有些人会很自然地去反抗这个故事原有的一种道德升华。这就造成了这个故事原有的框架的崩溃。

04.

精神资源与自我投射

第三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故事中呈现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近代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到底层去寻找精神资源，这其实是知识分子惯用的一种方式。

中国文学，尤其是近代文学的传统里面，我们对于城市本身好像总觉得它有一种原罪，当我们在城市里遇到了困难，负伤之后，就会很自然地去农村或底层寻找精神资源。之前很流行的“逃离北上广”，去小城市、去乡村，其实都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

对乡村的想象，有的时候是城市阶层或者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自我投射。然而这种想象可能和现实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在《二舅》的视频里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叙述者只有视频创作者本人画外音的解说，从始至终二舅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所以视频里真正的主角、真正被叙述的那个人（二舅）实际上是失声的，是沉默的，是被代言的。这里面更多是投射了视频创作者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被叙述者本身在视频里是没有主体性的，尽管视频号称自己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

问题就出在这。来自城市的一个年轻人，到农村去，到二舅的身上去寻找精神资源，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但是这个精神资源本身恰好成了新的问题，这也是大家争论的焦点。

因为这个精神资源本身是经不住推敲的，除了事实性错误以外，对二舅本身的解读也是偏颇的，或者说是创作者自己要不要去迎合受众的问题。

所谓的精神内耗，其实就是一种外耗，或者是一种他耗而不是自耗。创作者在视频后面提到了“争取胜利”，但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曾提出，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所谓的“功绩社会”，不断地要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像过去一样告诉你不能做什么，而是告诉你你能做什么。这样的一个目标，反而让我们产生了心理的焦虑，这恐怕是内耗的源头。

所以有的人选择回到农村，去寻找这样一种乐观的对待现实的态度，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做法。因为最终要解决的内耗的源头是在于整个经济社会。

视频里沉默的二舅，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是否真的对生活逆来顺受，是否真的能乐观面对一切，这些在视频里我们是看不见的，仍然是作者的代言，把一切写得云淡风轻。某种程度上，作者或许只是把自己的问题，以及想要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意图，投射到了二舅的身上。

05.

社会矛盾的转化与正当化

不少人讨论视频背后的价值观问题，我想用传播研究尤其是批判理论里经常涉及的一个概念来阐释，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

说到意识形态，很多人会把它想象是一种欺骗，一种虚假的东西。其实，意识形态是在制造一个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我们人要为现实赋予意义，这个意义的框架是什么，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意识形态”。

所以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对主体进行一种支配或者限制，也为我们主体寻找到一个人生意义。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意识形态的功能总结为三个，其实很适合我们用来分析这支视频：第一个，把局部的利益表现为整体的利益；第二个，对矛盾存在的否认，或者对矛盾本身进行一种改变，或者是演化；第三个，通过具体化，使目前的状态正当化。

这三个功能，其实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都能找到。首先是把局部的利益表现为整体的利益。可以想象，像二舅这样的农村居民不在少数，那么这些农村的残障人士，他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像二舅一样“争取胜利”？其实我们不敢想象，如果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大部分残障人士是不可能像二舅一样这么奋发有为，去为自己寻找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的。所以视频其实是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给等同起来了，但我们不可能靠每个人的奋发努力去解决整体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对矛盾的存在进行否认，或者转移矛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并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它基本是一个社会的矛盾。比如对于残障人士的补助问题、农村的养老问题、城乡的差异问题，甚至包括弃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强调个人的努力来进行解决。

这种解决带有太强的随机性，实际上也把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进行了转化。

第三个就是通过具体化，使目前的状态正当化。我们看到在视频的结尾，创作者一再强调二舅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了命运，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让周围的人生活得更好。实际上意味着，通过二舅的努力，把所有的矛盾都解决了，使得目前的状态正当化了。

当然我们要承认，对于某一个个体来讲，的确只能如此，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精神当做一个标准来进行歌颂？这种歌颂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果，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当创作者把这样一些社会矛盾转接到个体身上，实际上是使目前的状态正当化了。意味着，大家其实不要去改变矛盾，只要通过自己来适应，那么所有的矛盾就消失掉了。

按照传播学的编码和解码理论，作为这个视频的生产者，他其实是要把这样的一些意识形态编码到这个内容中间，用一种具象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不是直接来表达，而是通过故事来让大家接受。受众在接受到内容之后进行解码，试图了解故事背后的寓意，这就是著名的霍尔提出来的编码和解码的理论。

霍尔认为，在这个过程之中意识形态裹藏其中，大部分人会识别出这个意识形态，然后会按照一种顺应的方式去解码。但是霍尔也提到，在这个过程中间同样会存在着反向的解码，或者是妥协式的解码，这种反向的解码就构成了大家对于视频价值观的种种质疑。

尤其在后续对于视频的种种解读和宣传中，不再强调社会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而是要求个人应该去接受社会给我们设置的条件、去接受这样的挑战，这其实就否定了一种社会条件具备让我们去发展自我的可能性。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社会科学里面一直在讨论的问题，结构的问题，究竟是由社会决定的，由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还是说可以由个人的主动性去改变这一切？如果仅仅强调能动性的问题，可以解决个人的问题，但是对于结构的问题，依然是没有任何的触动，甚至可能反而强化了结构。

因为当每个人都逆来顺受地去接受苦难，去强调个体的忍耐，去默认现实的时候，有可能会让这个结构变得越来越强大，越不可能改变，也越会有更多的人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

*本文内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番外，内容有大量删减编辑，完整内容请移步至看理想App内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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