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下半年经济复苏？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

今年的疫情冲击以后，我国经济增长上面临更加严峻的压力，要稳增长稳就业，把消费、市场、投资、企业生产组合盘活，您最关注政策层面的哪些措施？

鲁政委：

要促进经济恢复，首先防疫政策需要随着病毒的进化而优化。

6月底，第九版防控方案出台，优化了防疫政策，通过常态化的快速核酸检测，让物流恢复正常。参考深圳此前的经验，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之后，预计经济活动能在上海结束封控两个月之后，即在8月左右回到2021年的水平。

在物流恢复正常的前提下，经济最低点应该过去了，接下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更紧密的协调配合。

比如今年的留抵退税政策，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比过去更加紧密配合的例子，它实际上是把央行的利润，变成了财政部要返还给企业的退税。

这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有很多的新发展值得我们去研究，并结合中国的特点去加以运用，让政策能够既对疫情中的企业进行纾困，也能够刺激消费，并且也不会明显提高政府或者经济整体的杠杆水平。

另外对于大家都很关心的房地产业的困境，房地产业下滑的势头需要尽快遏止住，其实千招万招，我觉得最终目的还是要把房子卖出去。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买不起房子的人怎么住，需要有政策支持保障性租赁房，另一方面是鼓励有购房条件和需求的人买房。

在控制住房价，遏制投机性需求之后，剩下的就是居住需求。对于怎样把居住需求释放出来，第一，我们要看看大家为什么不买房。

除了确实买不起房之外，很多人目前有改善性住房需求，但现在对于二套房首付要求很高，像上海是要求五成以上，而实质上的首付比例是68%左右，所以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是否有降低二套房首付的必要。

第二，是要把7万亿住房公积金释放出来。因为从归属上来说，它是属于购房者的，应该允许购房者把住房公积金提取出来冲抵首付。第三，房贷利率还有一定的下调空间。

CBR：

就业情况直接决定了居民收入，决定消费和借贷需求，所以当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失业率能否比较快地回到正常的水平？怎样来促进充分高质量就业？

鲁政委：

就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疫情对于服务业的冲击，而服务业是就业密集的行业。如果疫情下很多服务业中的经营场所无法正常营业的话，就业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复苏。

对于青年就业和促进高质量就业的问题，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经验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高校增加了招生的名额，让年轻人去上学，从而降低失业率。所以我建议，我国也可以效仿采取一些政策，比如研究生扩招。

扩招还不够的话还可以给学生出国留学提供更多便利，来缓解当下疫情时期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当然这只是缓解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要让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促使就业逐步回升。

另外在疫情时期，线下商业活动更多地转移到互联网上，新型的线上商业活动比如直播带货更加火热。

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线上经济的发展，对新经济业态更包容，这对于“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就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CBR：

受到疫情影响，长期的消费需求被压制，那么要拉动内需促进消费，从而提振经济活力，除了消费券之外，您认为还可以推出哪些政策手段？

鲁政委：

消费券不适合全国层面发放。目前的消费券都通过智能手机上的APP发放，因此，很有可能城市里会玩智能手机的年轻人能抢到消费券，而没有智能手机和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群领取不到消费券。

但其实这些人是最需要领取消费券的人群，所以需要各地方尝试定向地去进行消费券的发放。

而且即使居民使用消费券，也可能因为商品供给不足，东西买不到，导致商品价格上升。

比如冰箱，因为疫情防控，居民需要储存更多的粮食，对冰箱的需求突然猛增，导致冰箱价格突然暴涨。所以疫情对消费者行为的改变也是需要注意的，控制通胀也是今年一项很重要的经济任务。

一些产业支持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像国务院对汽车产业的支持政策，包括对汽车消费的减税和补助等，大概会让汽车消费增速提高22%左右。

因为汽车类的消费占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大概十个百分点，所以提高社零增速大概两个百分点左右。

减税也是很重要的手段，能够正面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对消费总量有一定的拉动。当然促进消费主要还得是靠就业。

这就要说到当前对中小企业的补助手段，尤其是对服务业能否发挥作用。比如美容院本来靠收会员费有稳定的收入，现在因为客流量少，每开一天亏一天。

因为它已经支付了给上游化妆品商的货款，还要开门为付了会员费的客人提供服务，继续承担门店运营的成本。

像这种情况，银行贷款帮助不到，因为店家每个月都亏本，连利息都还不起，所以商业银行没法发放这样的贷款。

因为亏损，所以减免税费等政策对于这类服务业企业的帮助不大。有人提出以入股的方式来为酒店、美容院这些受到疫情冲击的企业纾困，因为在当前经营困难的时候，投资入股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对于企业，接受了投资，也不用还本金和利息，将来赚钱以后多给一些分红就可以。

按照这个思路，银行可以以购入累计优先股的方式为这些企业输血，这样银行既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也能在利润的分配中有一票否决权，从而保护优先股的股权。

当企业未来恢复盈利之后，需要先向优先股股东派发这些年累计下来的股息，之后才能给普通股分红。当股息支付完之后，优先股股东可以通过让企业回购优先股，或者在社会上售出优先股，实现投资的退出。

对于银行来说，这样的投资相当于在不确定的时间里，借予企业一笔不用还利息和本金的钱，而完成退出后，则类似于将借出去的本金收回了。而且只要企业持续经营，也不会出现逃废债的状况。

然而，这种方式虽然在商业上可行，但在风控合规上，涉及到银行资产风险权重的问题，即未上市公司的股权风险权重是400%~1250%，而一般贷款的风险权重是100%，所以在落实上需要监管部门进行政策的调整和创新，还要进行多方面的协调，需要突破很多障碍。

CBR：

从上半年的信贷数据上看，一方面家庭部门信贷需求低迷，居民贷款增速下降，居民存款增速上升，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增速下降，信贷需求也随之下降，反映出家庭与企业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信心不足，不得不推迟耐用品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居民购房需求的下降。您对这种趋势的转变有怎样的看法？

鲁政委：

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趋势背后的影响因素：一方面，25-44岁年龄段购房人口数量本身在下降，所以居民在购房上的杠杆自然难以上升；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居民收入的稳定性降低，储蓄意愿上升。

不过，即使居民想花钱，也可能因为防疫的限制无法去外出消费，或者说像之前提到的有改善住房的需求，但由于首付要求太高买不了房。所以，只有在相关政策调整之后，这些趋势才会改变。

对于企业，由于疫情防控，物流不畅导致开工不足，产能利用率已经出现了下降，企业进行新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性随之下降。

企业只能先保证资金链不断，把投资推迟。即使要出台产业政策，生效的前提还得是物流和生产能正常进行。

CBR：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欧美的通胀高居不下，美联储今年连续进行了四次加息，您认为海外的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鲁政委：

从美国的经济数据上看，现在已经进入滞涨的状态，美联储会加息到让经济衰退的状态才能让通胀降下来，对于我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外贸和金融。对于外贸，高通胀意味着需要中国提供增量的供给。

因此，拜登政府在考虑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对于我们的外贸肯定是好消息。而因为美国前期“直升机撒钱”过多，即使现在进入加息周期以后股市回调影响到美国民众的财富，他们的消费需求目前来看并没有显著减弱，所以美国在进口方面的需求还是很高。

同时美联储加息之后美元升值，对于我们中国的出口也会起到比较积极的影响。

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对于一些有货币错配的企业，比如很多发行美元债的房地产企业只有人民币收入，但有美元的负债，这种汇率的变动会对它们有比较负面的影响。

CBR：

对于产业升级的机遇，像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如今已成为了现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资本市场上的热点，这对于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或者产业投资有哪些启示？

鲁政委：

首先要关注国内市场的规模，这个规模既是指理论上的市场规模，也指政策环境能否让这个理论规模成为现实。

比如在经历中美贸易摩擦后，虽然美国对我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并实施制裁，中国的电动汽车还是越来越强，但航天产业从产值上看出现了萎缩。

之所以出现这种区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有很大的电动车市场，吸引力足够大，所以贸易战开始之后，特斯拉为了提高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要来上海建厂，再加上政策的鼓励，很多跟电动车配套的产业链在国内迅速地成长起来，让国内的电动车产业越做越大。

而航空航天产业，比如私人卫星、航天器等等，在我国民用市场很小，市场化改革力度还不够，所以产业规模的发展跟欧美、日本还有差距。

而与之相对的，是民用无人机在国内培养出了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的企业家投资的时候，要首先考虑中国现在或者未来能否有一个可预期的大市场，而市场空间的打开需要政策放开，这是大市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