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上海的复苏？

维舟：

大家好，我们今天谈的应该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关于上海复苏，大家可能看到过不少类似的文章，包括我自己也写过一篇，题为“解封满月、复苏迟缓，之前的上海还回得来吗？”

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上海复苏”是什么意义上的？一般认为，它指的是经济意义上的。现在已经公布出来的上海统计局的数据，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大概下降了11.3%，但6月份同比增长了13.9%，可见6月份已经在加速恢复。除了复工以外，社会文化活动方面如上海博物馆、游泳馆、美术馆，7月1日左右也已经开始恢复，8月7日零时起，上海全市疫情风险区“清零”。

从名义上讲，上海已经不再是疫区了，但是社会的心态其实还没有回来。比如，我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字。上海地铁7月底，工作日的交通客流量已经恢复到常态的69%，但是在节假日和周末只恢复到52% 。也就是说，上海人好像变“宅”了，周末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出去了，好像经历了封城以后大家都变得低欲望了。

不同维度的恢复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复工、复产可能走在比较前面，但像复课、复学，小孩子的课外活动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虽说9月1日要复课，前一阵教育局也突然下达通知，开学前14天需要保证待在上海。所以说，这种紧张的心态可能还没有完全过去。

刘远举：

我觉得，最糟糕的心态应该是在2020年之初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紧接着整个2021年是比较平稳的，主要是Delta变种的传播力没那么强，大家的心态是积极乐观向上的。经过今年3月份的疫情冲击，这种向上升的状态被打断了。此外，现在还看不到明确的信号疫情何时结束，它时不时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有一种不确定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心态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当然，这个心态主要是影响消费层面的。如果从外向型制造业来看，数据还是基本恢复了。

维舟：

的确，制造业或一些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比较小。我有朋友是做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的，一些比较精密的手术器械只有在上海才能生产，在疫情严控的时候，他们都是要开工的，如果不开工，像云南等一些其他地方的手术器械断供，那是会出人命的。这种情况不管你是什么心态反正都得生产，所以他们所受的影响比较小。

另一方面，解封对于经济复苏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好的，比如好多人加速离开，我周围有些朋友想去外地发展或者是想要移民海外。现在的确不确定性非常大，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打破了上海人原来的一种安全感，这势必影响到接下来的一些经济活动或者说是社会文化活动——当然不仅仅是上海，可能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

刘远举：

对于Omicron BA.5这个变异株来说，上海在它眼里并不特殊，任何城市都会发生上海这样的情况，包括最近的三亚。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三亚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更早地介入以便把疫情压下去，产生的影响也不会那么大，但是无论如何它对经济还是有影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是上海、三亚还是西安、成都，他们都处在同一个大背景的影响之下。

维舟：

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上海人普遍已经不太在乎这个病毒了，甚至很多人都觉得早点放开吧，我们都已经不怕了。问题是，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上海该如何复苏？比如说，扶持政策的推出能不能有效？或者说，企业和个人到底要怎么做？有没有长期计划？大概还是在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政府官员的朋友跟我讲，很多政策都已经在准备了,一解封就会有大量的政策出台。这个我们其实也已经看到了，解封以后上海的确是想了各种办法去推动一些扶持的政策，比如说给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人才落户的限制放宽，这些扶持政策都在大批量地推出。

然而，面对政府大量的扶持政策，企业是否能够积极响应，或者说是观望？还是说直接“躺平”？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仅仅只是恢复原状也不行，还要创造新的机会。有些东西肯定不可能跟原来一样了。从你的角度来看，这次我们在失去一些东西的同时，有没有生长出新的机会？

刘远举：

我觉得很难。因为不管是产业结构还是市场结构的升级，都是基于有积累或者资本才会去寻找更高附加值和更高利润的机会。现在因为预期不稳定，资本的活动比较弱，投资的欲望也不强。这就类似于送外卖的骑手都不去送外卖了，而是去做更高级的制造业，先不论这种想法是不是对的，但它肯定很难实现。

维舟：

这次疫情过后我也跟一些企业主的朋友聊过，大家好像都已经改变了扩张型的心态，或者说指望采用新技术谋取更高的利润和回报率。现在大家关心的都是怎么生存下去？很多人开始重视私域，因为私域其实等于给你提供了一个基本盘，能够在过寒冬的时候活下去。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上海复苏其实不仅仅是上海自己的问题，还需要很多周边城市的配合，因为不仅上海能够带动周边的城市，周边城市的支持和流动对上海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对周边这些城市跟上海的网络化联动，你有什么看法？ 

刘远举：

这种沟通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可能现在最需要的是共担风险，就是说做一个核酸码或者健康码的互认，减少在流动上的阻碍、提高效率，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在长三角的区域内更快地滚动起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关键还是要认识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之间的均衡，这样才谈得上复苏，当然这个复苏仍然是局部的、暂时的。若要整体复苏的话，需要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比如两年或者三年之内不再封城，这才谈得上是一个长远的恢复，在没有这个预期之前，所有的恢复都是临时性的。

维舟：

我们来看一下其它因素对于上海的冲击有多大。比如说，现在上海放宽了落户政策，尤其是五大新城。原来计划五大新城到2035年要增加350万人的人口规模，这个仅仅靠短期内放宽落户可能还做不到，那后续市政府准备要怎么做？可能下一阶段我们各地的城市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上海跟新一线城市之间的竞争，能不能给它增添一些新的活力？

刘远举：

基于全球的城市比较，上海的人口密度也不算大。要想真正在疫情后更好地去恢复经济，可能中国所有的一线城市都应该积极地去放开，去引进人才。不光是给毕业生机会，打个比方，有年轻人在上海干了四五年就达到年收入五六十万的水平，他们本可以在上海常驻，继续生根发芽，现在不给他们户籍，就相当于把这些相对来说高净值的人群撵走了，这并不见得多么公平。当然对于全国来说，北上广深这些地方，GDP更高，市场规模更大，人到了这里机会也更多，可能法治环境也更好。所以我觉得让这些人进来，对于生产、消费，或者说对于全国经济的拉动，都肯定是更好的。而且从更长远来看，人口的迁徙实际上是需要一定动能的，比如说本来“六个钱包”可以让年轻人在上海买房，但是现在因为户口限制，没法在上海买，于是跑到西安买了，那么他的下一代可能就没有动力从西安迁到上海了。其实现在所谓的“躺平”和焦虑感，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他们无法在自己奋斗过很多年的、已经产生归属感的大城市留下来，这会产生很大的被剥夺感。把他们留下来，既能让社会更和谐，也能让经济更好，也更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创新竞争和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还有比如已经60岁的老农在农村是找不到任何工作的，或者说他也不会种地，但是他到大城市里来哪怕是看大门，一个月起码也有三四千块钱。前段时间因为有疫情，很多在上海做保姆的阿姨们回老家了，她们也必须把孩子从上海的学校带回去，如果说她们能回到上海，甚至还有户口，那她们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是不一样的。以上这些人来到大城市之后收入会更多，消费也会更多。那么所谓的经济“内循环”就起来了。这一点我觉得未来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

维舟：

我很支持你的这个观点，我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不同人才，因为城市本来就是应该“海纳百川”的。我前一阵还跟小区门口收废品的夫妻俩聊过，他们是安徽阜阳的，他们的两个子女以及孙辈都已经想办法在上海定居下来了。我还遇到过一位货拉拉司机，他有三个孩子，因为头胎生了一个儿子，还想生一个女儿，结果又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子。我问他三个男孩是不是很辛苦，他说那当然啦，所以他是有单就接单。除了货拉拉之外，他还要跑外卖什么的，非常不容易。但是他说，就算自己没法在上海留下来，还是希望自己的三个孩子尽可能留下来。我觉得，这些普通人的选择其实是这个城市的希望。

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上海相比2010年增加了185万常住人口，相当于整个城市只增加了8%，杭州却增加了37%之多。所以相比周边的城市，之前上海在抢人方面是比较欠缺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很多年前还曾主张中国可以建20个五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这个建议当时听起来非常地难以置信，但是他作为经济学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一个大城市的各种经济活动高效协同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是更大的。经济学者陆铭也一直都建议上海应该要放宽落户，这会使得经济活动更加地优化。

维舟：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经历了这次疫情之后，突然发现上海其实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没什么好优越的，我们是不是有必要重估上海的地位？比如今年上半年北京的GDP就是以2.9亿元的微弱优势超过了上海。这是一百多年来上海第一次把自己“中国第一大经济城市”的头衔拱手相让，网上也议论纷纷，有些人相信这是暂时的，有些人则认定上海的辉煌已经过去了——当然，这要看上半年的这些变动会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

刘远举：

因为我平时也是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对封控也没有太大的感觉。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当时人们虽然都知道总会有物资的，但对于短时间内的物资匮乏也会产生一些很敏感的情绪。成年人的情绪可能比较复杂，小孩的情绪可能会更加接近本质一点。那时候要买奥利奥饼干不容易，我女儿就把奥利奥饼干藏起来了，她藏起来的目的并不是不和人分享，而是要按照她的计划去吃。所以说这种匮乏对于人的影响不光是物质的，还有心灵的、甚至是权力上的。在这期间，有人说上海市民表现出团结精神、市场精神、独立精神，就是这一点（上海多出来的那么一点点），就像我说的作为一个更好的普通城市多出来的那么一点点，就会对经济、对人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维舟：

这次在上海复苏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打破原来的一些条条框框，我觉得这对于上海的未来发展，可能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在经历了疫情防控以后，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点是明白可见的，那就是全国已经连成了一个高度关联的市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节点上的所有城市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与其说考虑到疫情防控对上海经济的冲击，不如设想一下，可能对上海经济影响更大的是，将来它能不能保持跟国际市场网络的联通性。

刘远举：

对，以后的十年二十年北京会不会超过上海，我觉得和疫情没有关系，只能说是看中国社会的变化，因为它是人的因素，比如说以后上海是更靠近江苏发展、还是更靠近浙江发展，这些因素都是人，所以很难去判断。但是既然是搞市场经济的，就要遵循市场的规律。

前三十年让上海成为第一大经济城市的这些因素，可能在后三十年还是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浦东大开发是邓小平在90年代初提出来的，虽然提出得较晚，但是上海赶上来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有了政策，而是说上海本身有经济禀赋。我觉得未来除非有非常剧烈的人为因素，上海应该还是能保持第一大经济城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