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种气质的人，可以少受很多苦

2023-08-28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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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子和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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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人生

每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精神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大致有三种情况：极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哲学本身成为生活方式；重视生活意义和精神生活的人，哲学是精神生活的形式之一；不关注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不需要哲学。

问：你觉得现在的人最缺失的感情是什么？

周国平：要我说有两种感情都缺失，一个是善良。善良，对生命的同情，这是最基本的感情。一个社会要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至少运动是大部分人都具备善良的品格。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环境让人不敢善良，你善良就倒霉。另外一个是缺乏高贵，做人的尊严，往往只要利益，为了利益不要尊严。

问：周老师，你是个哲学研究员，可以经常思考人生意义问题，可是在世界上忙忙碌碌的我们，能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心情下去思考人生问题呢？这种思考会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么？

周国平：我思考人生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的专业，如果我没有从事哲学专业，我仍然会想这些问题。同样，我知道许多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在思考这种问题，而一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却未必思考这种问题。真正说来，思考人生问题和职业没有什么关系，只要灵魂中有困惑，就会情不自禁地去思考。而且，这并不占用你特定的时间，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作这种思考。

当然，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也许要去看很多有关的书，这是要占用一定时间的，这是另一回事了，思考本身是自发的，是不由自主的，不是由职业决定的。至于忙忙碌碌的人思考这种问题有没有用，这要看你怎么理解有用或没用了。哲学的确是最没有实用价值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被这种问题困扰，那你当然不用去思考，这样你也许生活得更加简单和轻松。

如果是相反的情况，你就欲罢不能，不让你思考也难。所以，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很可能和一个人的气质有关。我的体会是，虽然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可能使人沉重，但其中也有很大的乐趣，这种乐趣是别的事情不能代替的。

问：你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人生超越价值的问题，对我们年轻学子来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信仰？请列举几种。

周国平：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每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这是因人而异的。我当然可以给你列举出世界上现有的几种信仰形式，几种宗教，但这毫无意义。真正的问题也许在于，如果你对它们都不信，在信仰问题上该怎么办。如果是这样，我就向你推荐哲学。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对于失去了统一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最好的避难所。他的意思是说，在你还没有寻找到一种确定的信仰之前，哲学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是对信仰的一种探索过程，因而可能正好是最适合于你的东西。

问：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当局者还是一个旁观者？当局者清还是旁观者清？

周国平：我想我们每个人既是当局者又是旁观者。我自己尽量做到两种角色能够时常调换。当你身为当局者无法忍受时，就要尽可能跳出来做一个旁观者，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身为当局者的痛苦。

问：周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您谈到内在生活指标第一条是创造，而且说把一个内在的禀赋实现出来就是创造，我想问一下您，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哪一个阶段表现得比较明显或者自己能够感觉到，或者被社会认可？社会的承认和人的内在禀赋是什么关系？

答：其实一个人是最难认识自己的，你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禀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很难认识，所以古希腊人要把“认识你自己”当作神的箴言，放在它最重要的德尔菲神庙上。

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是你不喜欢做的，你一做就烦，什么事情是你喜欢做的，做起来很愉快，你就大致知道自己的禀赋在哪里了。

你刚才提出时间的问题，我想这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比较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能力在哪里，大约是在我三十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读书和写作是我最愉快的事情。可能我还有别的禀赋没有被我发现，可能就浪费掉了，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我想到现在为止我做的是我很喜欢做的事，能够到这个地步也就很可以了。不过，禀赋的实现和社会的承认是两回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环境。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里，两者可以最大限度地趋于一致。情况应该是这样，你做合乎你的禀赋的事情当然能够做得最好，也就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

问：一个人怎样才算爱智慧，才是过一种哲学的生活呢？

把哲学家们的有关论述加以归纳，我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大致有以下这些特点。第一，关心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这是指哲学家总是关心那些最根本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愿意糊里糊涂地活着，要活得明白。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世界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却极其短暂，凡是对这个对照感到惊心动魄的人大抵就有了一种哲学的气质。那么，他就会去追问世界的本质以及自己短暂的生命与这本质的关系，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如果建立了这种联系，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一种永恒的终极的意义。否则，他便会感到不安，老是没有着落似的。这就是所谓终极关切。所以，要过哲学的生活，前提之一就是先得有这样一种气质，已经对世界感到惊奇，对人生感到疑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说，哲学开始于惊疑，这一点对于个人同样是适用的。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气质，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以少受很多痛苦。

第二，除了理性的权威，不承认任何权威。哲学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手段是理性，因此坚持独立思考是哲学的生活的必有特征。对于一切既有的理论、观念、意见，哲学家都要追问其根据，经过自己的思考而决定取舍。任何形式的盲从，包括盲从既有理论、政党立场、公众舆论、流行观念等等，都是哲学的生活之反面。

第三，关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实用性，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得最大的快乐。关于这一点，也许没有比亚里士多德说得更清楚的了。他在他的好几种著作（《形而上学》卷一，《政治学》卷七，《伦理学》卷六、卷十）中都谈到：非实用性是由哲学的爱智慧的本性决定的，明智是善于从整体上权衡事物的利弊，智慧则涉及对本性上最高的事物的认识，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无实用性；非实用性是哲学优于其他一切学术之所在，“思想要是纯粹为了思想而思想，只自限于它本身而不外向于它物，方才是更高级的思想活动”，这一特征使哲学成为“唯一的自由学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幸福生活的实质在于自足，与别种活动例如社会性的活动相比，哲学的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它的非实用性恰好保证了这种沉思的生活的自得其乐，因而是完美的幸福。古希腊哲学家都具有以思想为至乐的特点，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杀一百头牛庆祝，那心态何等天真，何等可爱。

第四，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哲学家对于社会现实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不关心，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一间隔离的圣所，它的祭司必须远离俗世，潜心真理。另一种是有所关心，但他是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来看时代，从坚守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的角度来关心政治的。席勒说：在精神的意义上，摆脱特定国家和时代的束缚，做一切时代的公民，是哲学家的特权和责任。

罗素引伯奈特对毕达哥拉斯伦理观的描述：“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最低一等是做买卖的，其次是来竞赛的，最高一等是来观看的，哲学家相当于这最后一种人。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有些想不开。他在《理想国》第6卷中谈到：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只有极少数，他们如同落入野兽群中一样，只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因此，哲学需要“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由此提出了哲学家王的理想，试图通过赋予哲学家以最高权力来为哲学的生长创造一个最佳环境。在我看来，这只能是乌托邦。他孜孜以求哲学的大用，一心把哲学和政治直接结合起来，恰好也暴露了他对实际事物的无知。他本该明白，哲学之没有实用价值，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如此。哲学关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政治关心的是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既不能用哲学思考来取代政治谋划，也不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哲学问题。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正确地指出：不能指望君主变成哲学家，也不能指望哲学家当上君主，权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哲学家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

第五，为了精神的自由而安于简朴的物质生活。关于这一点，苏格拉底说得最精辟：“一无所需最像神。”古希腊许多哲学家为了过哲学的生活，自愿放弃权力或财产。现在这样的人少了，但仍然有，例如维特根斯坦放弃大笔遗产，并且不肯以哲学为职业。

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一种哲学的生活，这是极高的境界，在全部历史上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达到，当然不能对一般人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哲学当作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在过世俗生活的同时，能够常常进行哲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