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我见过最“温柔”的杀人犯，杀人时兜里还揣着妈妈照片｜危险调查03

文化

2023-09-07 14:09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发现这两年对杀人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比如最近热搜上挺多刑事案件，随便打开一个，评论区都死刑起步，附加凌迟。

这是一则5岁女孩被拐卖26年新闻下面的评论：

首先我不是为拐卖犯开脱，现代刑法不给犯人判死刑，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孩子。

同态复仇下，更容易鼓励犯罪，导致坏人破罐破摔。

“反正拐卖要死，不如把孩子弄死，线索断了没准能逃。”

朴素的正义感让人感觉很爽，也会让人遗忘受害者该怎么办，甚至让受害者变成杀人犯。

调查记者郑易燃就曾遇到过一个被这种“朴素的正义”拉入深渊的男孩。

目睹母亲被杀死后，他决定用20年完成一场复仇。杀人时，他兜里还揣着妈妈的照片。

郑易燃说，记录这个故事，并不是为杀人者开脱。他只是觉得，这个男孩本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

2010年冬，我接到县级市刑警队的电话，让我去报道一起凶杀案。

发生命案的地方叫李家姚村。

嫌疑人姓姚，叫姚有福，来自村里的两个大姓家族之一。

我来到会见的房间，翻着卷宗，朝姚有福看去，30岁左右的年纪，小平头加上圆脸，搁人群里不起眼。但看着普通的他，行凶过程却堪称为虐杀——“砍人40多刀。骨头茬子露出来，血溅墙上一米多高。”

过去我来警队采访杀人犯时，总有老刑警跟我唠嗑，这些杀人犯都挂着杀人相，尤其是眼神，你看向他时，他会下意识闪躲，等你不经意间一瞥，又会发现他冷冷地盯着你，像准备咬人的狗。

眼前这小子，我瞅来瞅去，没看出所谓的杀人相。他直视我的眼神而不躲闪。

他不像是杀了人，反而像是过了普通的一天而已。

要完成一场凶杀案的报道，我需要了解到作案动机，行凶过程以及惩治结果，当然，最好还有凶手本人的忏悔。而这次当面采访并不顺利，这个叫姚有福的嫌疑人并没有太多倾诉欲。

我辗转到了命案发生的所在地，也就是李家姚村，情况又一次出乎我意料。

我看到一大家子，嘴里哈着白气，站在院子门口等我。院里支着一口大锅，白花花的肥肉在打蔫的白菜里翻滚——这是农村红白喜事才张罗的阵仗，怎么这会儿，家里出了杀人犯，反倒庆祝上了？

这里主事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汉。

我发现屋里聚的人越来越多，男人们的烟一根接一根，没多久，不大的房间里烟雾缭绕，都快看不清人脸了。

透过烟雾飘散的空隙，我又看见，这里每个人都死死盯着我。

也就是在这个氛围里，我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场每一个老爷们，都事先知道这个男人要杀人。甚至就连这个男人的父亲和妹妹，包括被害者和被害者的一家，都知道这场命案迟早要发生。

但没有人阻止这个男人，甚至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有相当部分的人，情感上支持男人行凶。

后来我的采访被拍成了电视节目，导语是午夜惊魂，凶手连砍40刀。

但我私底下给了这个男人的故事另一个名字：一场事先告知所有人的凶杀案。

我主要从警方的卷宗、姚有福口供了解到这桩凶杀案的始末。

会见时，我提起了那个被捅了40刀的受害者：“为什么杀他？”

姚有福说：“他杀了我妈。”

他沉默了一会才肯打开话匣子，说那是1990年夏天，当时自己十二岁，村里发生了一场“械斗”。

他所在的李家姚村，生活着两大宗族，李家和姚家。对比人多势众的李家，姚家处处不占优势。在农村，土地、水源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上世纪90年代，处处都是围绕着宅基地、口粮田和坟地的纷争。

姚有福告诉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械斗。

我也相信他所说的这些，因为我也曾亲眼目睹过一场械斗，男人们手持棍棒和铁锹互殴，女人们捏着菜刀和剪子在外围伺机而动。有的小孩吓得爬到树上哭喊。械斗结束，地上可能会有残肢。

而姚有福经历的那场械斗，结局更为惨烈。那年夏天，他的母亲吃完晚饭，准备去地里看浇地的水走完了没有，结果到了地里，发现水源被邻近的李家人截走了。

姚家有些特殊，姚父常年在外打工，家里一儿一女还有几亩田地，全靠姚母一个人张罗。

要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里当家，姚母不仅得要能干，且还得学会凶悍。

她当即召集来了同族的乡亲。但李家人也不甘示弱，双方由骂战上升到械斗。

混战之中，李家两个年轻小伙冲在前面，一镐把子敲到了姚母的头上。

直到今天，姚有福依旧对那个画面印象深刻。他说妈妈倒下了，红的血混着白的脑浆子就出来了。

年少的姚有福呆在原地吓坏了，看着母亲痛苦地蜷缩在地上，那时他才明白，人原来是这样挣扎着死掉的。

打死姚母的两个年轻人连夜跑路。其中一个不久后被抓了回来，被定为从犯，判了八年。而那个主犯叫李顺，始终杳无音信。有人传他去了外地打工，有人说他去海上当了船员。

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李顺的行踪才终于被确定。据目击者形容，李顺似乎早有预感，当房间门锁被敲开时，“蹭”地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可惜逃窜二十年，还是没躲过姚有福的追踪。

姚有福说，他是在过年大集上，偶然碰见了李顺，那人的头顶儿时被狗咬过，有一片斑秃，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一路尾随到旅馆，拿刀等到了凌晨。

我无法想象，等待的几个小时，姚有福的脑海里闪过多少念头。

我只知道后来，警察一路布控设卡，最后在离案发地不到三公里的一条乡间小路上，发现了他。

姚有福自西向东，缓慢步行。

警察们举着枪一步步靠近，在离他十米远的地方停下喊话：举起手，慢慢转过身，蹲下来。

他也没反抗，停下脚步，抬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

警察们一拥而上，将他压在了身下。

警察逮捕他以后，在他上衣口袋里，搜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带着俩小孩的女人，那是姚有福的母亲，和他自己与妹妹。

杀人之前，他可能在看这张照片。

那天会见结束之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姚有福的这句话：“我不杀他不行。”

我心里只有一个问题，那个杀害他母亲的人跑了20年，愣是没被逮捕？

我有点忿忿不平，冲着身边的刑警问这是怎么回事。对方也很遗憾地告诉我：“别提了，发了通缉令、协查函，这几年我们去内蒙，去江西，去了十次不止，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心里暗骂了一句，但这刑警是我老朋友，我知道他干活从不惜力。我只是有点替姚有福觉得可悲。

而我去到姚家采访时又是另一幅光景。

领头的老汉，和一群老爷们抽着烟把我围住，断断续续给我讲20年前的往事，李家人如何蛮横，如何欺负姚家人，从坟地到水源，从宅基到田间路，四处遍布着陈芝麻烂谷子的世仇。

那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最先开口，“郑记者，你看看，这家穷，能不能跟上面通融通融？”

他的意思是，让我通过报道也好，找上级领导也好，争取免除姚有福的死刑。但这怎么可能呢？

老汉是姚有福的亲大伯：“是那个李顺先把我弟妹杀了的，杀人得偿命，他已经多活了20年了，有福把他杀了，这属于罪有应得，对吧？”

话说到这，我没法往下接。农村人讲求同态复仇，你捅我一刀，那么也该承受我的另一刀。在这个逻辑下，姚有福杀人似乎理所当然。但搁法制社会不是瞎胡闹吗？我只能继续自己的沉默。

突然，一个脸红脖子粗的中年人冲到我面前，明显是喝多了酒，气冲冲地对着镜头说，“你是记者，你就得主持公道，给我如实报道。李顺就该死，有福杀他是应该的！”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

很快中年人的媳妇冲了出来，一边把他拉走，一边跟我们打圆场：“他喝多了，胡说八道呢。”

我看向他们离开的背影，心里疑惑，一个人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后来犯下凶杀案真是偶然吗？

我的问题在慢慢得到答案。

很快，李家姚村这边又出了乱子。姚家组织了将近一百号人，堵在政府机关门口，要求宽大处理姚有福，至少不判死刑。政府机关人员做了整整一天思想工作。

到了晚上人群逐渐散去，只剩下一个老大爷，搬着铺盖卷，准备睡在大门口。我路过的时候，恰好碰到了他。我之前在姚家见过他，是宗族里的一个老族叔。我想劝他回去，“没用的，大爷。”

他却朝我摆摆手，“我知道没用，可是我不在这呆着，良心过不去。”

他告诉我，姚母去世以后，镇里派工作组，给姚家重新分了田。他们分到的都是良田，水浇地。

“我们是沾了光啊，”老族叔说着，点起了旱烟。他靠种田，把两个儿子供上了大学，如今姚有福摊上了事，“农村人要讲良心的，这恩情不能忘。”

听完这些话的第二天，我又去了李家姚村。还是那个拥挤的小卧室，我和那个老族叔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多数时候是听他絮叨，他们家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当初那个喝醉了酒，闯入镜头的男人站了出来，“老叔，你们都别讲了，听我讲。”

他说这些年，姚有福喝多了酒，总在酒席上说，“我早晚要弄死他的。”

姚家的亲戚也劝过他，该放下了，可真实的情况是，谁也没能忘记仇恨和一个家族成员被害的事实。

“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给我们忏悔，没有人给我们一个解释，谁来承担我们这个家族的痛苦？”

“为啥不告诉有福应该报警？”

他直接反问我：“等了二十年，有用吗？”据说，当年的凶手李顺几次偷偷回村过，而李家人也知道姚有福的复仇宣言，从未跟姚家道歉过，反而掩藏李顺回来的事实。我猜测这也是警方失去的抓捕机会之一。

男人忿忿不平地说，“这么跟你说，我要是逮住李顺，先揍一顿，然后交给有福处置。”

看着这满面通红的男人，我回想起凶案发生后，姚家“庆祝”的场景。

我脑海里突然响起了那句姚有福说的：“不杀他不行。”

我只感到荒谬。在这样的环境下，亲戚们那些对姚有福口头上的劝慰“该放下了”，显然是没有用的。姚有福从小在这里长大，如果不傻的话，肯定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里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愤怒。

上次来采访的时候，我带着摄像来到当年发生械斗的那块田。

听姚家人说，这块田死了人，几次分地都没有旁人愿意要，依旧归在姚有福名下。如今地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几棵歪七竖八的榆树，横在地中央。

在当地，生活还有盼头的人，是不会随便让田地荒废的。姚有福的这片地，自从母亲死后，他就没来种过。

说实话，我有点同情姚有福。

我16岁那年，父亲因车祸意外去世，当时开车的是他发小，总是吹嘘着自己喝多了开车更稳当，结果一场意外让两个人都丢了命。多年后，我一直对汽车这玩意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我也怨恨过，可能够去怪罪的人也早就没了，主观上我能理解姚有福，我也在想，能为他做一些什么。

因此，姚有福的家属要求我陪同去关押地会见时，我同意了。

我先和他的家属，也就是妹妹姚小乐见了一面。

姚母去世时，姚小乐只有五岁，还不太记事儿。母亲死后，父亲在出完殡的第二天就外出打工，把兄妹俩丢给了爷爷奶奶。

姚小乐在同族大伯、叔叔的帮助下长大，同族的亲戚从没亏待过这兄妹俩，给姚有福盖了房子，把姚小乐风风光光嫁了出去。

现在姚小乐和丈夫在镇上开着一家劳保用品店，也有了孩子。

这兄妹俩的人生轨迹似乎完全不同。

哥哥姚有福，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据说念书不灵光，在学校里，他显得和其他孩子格格不入，不搭理人，脾气倔。对同村的李家人有明显的抵触，老师们都不敢安排他和李家宗族的孩子坐邻桌。

辍学后，姚有福学过汽修、电气焊，都是同族介绍的工作，但是没几天就不干了。

我曾和带姚有福学手艺的师傅们聊过，都说他“不好好学，干什么都无精打采。”

这些师傅纷纷抱怨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哥这几年到底在干什么？”我问姚小乐。

“他去过我店里几次，有时候帮我干点零碎的活计，多数时候都在外面飘着。”

听起来姚小乐可能是最接近姚有福内心世界的人，我想，她会不会也是事先知道这起凶杀案的人之一呢。于是问她，“他跟你说过要杀人的事儿吗？”

姚小乐马上表示自己不知情：“他这两年一直干护林员，我以为他能稳定下来呢，谁知道出了这种事情。”

她的警惕性很高，马上追问：“你问这个干什么？”

直到过了许多年，她搬离了村落，来到镇上生活。她才跟我说了实话：“我也不再和村里人来往了。年头久了，有些当时不敢说的事，现在我想说出来。”

她说，她哥并不像村里师傅们描述的那样，是个笨蛋，什么手艺都不会。相反，他很聪明，有时去她店里帮忙，有些五金器具需要安装，她哥一学就会。

我猜，或许她说的是真的，那些师傅说的也是真的，可能是姚有福只有在面对妹妹的事情时，才能上心点。

姚小乐对我说，她能感觉到，“哥心里一直压着事。”

她这一点倒是猜对了，因为我曾去姚有福的护林员宿舍里拍过素材。他独自住在林区护林员的居住棚，里面陈设简单至极，一个单灶煤气炉，几袋方便面，单人床，被子叠得很整齐。

但褥子底下，办案警察发现了好几把刀，有的被砍得卷了刃，有的从中间断了。

窝棚门外，插着几根一人多高的木桩。

看到木桩时，我吓了一跳。那木桩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被刀砍过、捅过、劈过的痕迹。

这也能从侧面看出，姚有福远离人群，做任何事儿都心不在焉的那几年，到底是怎么过的。

姚小乐也补充给我一个从未对人讲过的事情：“有一年下雪，他突然来我家，拎了瓶酒放在桌上。”

姚小乐说，她丈夫一看是他，就悄悄带着孩子出去了，“我老公知道我们有事，他不问也不想知道。”

她记得，姚有福的手臂藏在衣服里，上面沾着血，脸上也有擦伤。那个雪天，兄妹俩聊了很多，但姚小乐已经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姚有福说：“再让他多活一年。”

姚小乐听得心惊，可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后边该怎么办。

她劝过她哥，也想过报警，但始终还抱有一丝侥幸：万一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呢？就这样，姚有福身边最亲近的人，也错过了把他拉出仇恨情绪的机会。他这些年一直孤单过着生活，等待复仇那一天的到来。

会见那一天，我是带着姚小乐和姚父去的。

姚有福整个过程非常平静。

他有一搭没一搭和妹妹聊着天。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逃不脱死刑了，他只对妹妹做出以下一条嘱咐：“你不要给我带那么多衣服，如果我被枪毙了，衣服就白瞎了。”

一同前来的父亲，穿着一件宽大的劣质西装，戴着一顶灰帽子，尴尬地缩在一旁。

父子俩不咋说话。

我很难理解姚父是个怎样的人。

起先我以为他只是没本事。姚有福的大伯告诉我，姚母在世时，家里都是她在张罗，姚父没啥主见，结婚前听父亲、哥哥的，婚后听媳妇的，他连外出打工都是被姚母劝出去的。可一年到头也带不回来几个钱。

姚母出殡后的第二天，他就撇下一双儿女出去打工了，说是打工，却没给过一分抚养费。

我很难说，在姚有福公开寻仇的这些年里，他本该起到什么样的劝阻作用，因为他一直都是消失的那个人。

如今眼看着儿子就要被枪毙了，他连一粒眼泪都没掉过。

采访任务基本完成那天，我回到单位，电话响了，我接起来一听，是莫律师。

他是我们本地知名律所的头把交椅，在业界以手段多、能力强著称，三界九流交了不少朋友。而且他只接那些轰动性的大案，奇案。因为这种案子才能让他出名。

他总说自己办案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交朋友。

我才不信。

他这时候约我吃饭，肯定跟姚有福的案子有关。

见了面，莫律师倒是开门见山，“郑老师，你不觉得姚有福不该死刑吗？”

我夹了一口菜，淡淡地说，“法律的事，你比我懂。”

莫律师也没跟我绕弯子。他不是司法厅给姚有福指定的辩护律师，也没法去看守所里见他。因此他希望我能帮他了解，姚有福在看守所里过得怎么样？

“最好有挨打、受冻的消息，”莫律师透过眼镜，观察我的表情，“舆论关心这个。”

我没说帮还是不帮，但心里默默记下了他说的话。

核查后，我给莫律师打去电话。没有他想要的那种素材。其实无论是警察还是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对姚有福都是有恻隐之心的，给他安排了最好的伙食。

但莫律师告诉我，这些不重要，他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我当时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难道姚有福有救了？

五月底，莫律师约我吃饭。

我问他都有谁，他神秘兮兮的，“就我们所里那几个，你都认识。”

晚上七点，我沿着莫律师说的路线，七拐八拐找到了一个居民小区，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单元门，开门之后，是个私人餐厅。席间七八个人，我印象深的是个自称居士的光头，还有几位分别是本地慈善协会的会长、秘书长。

酒过三巡，这帮人还没聊到正事，我准备尿遁，莫律师也进了卫生间放水。

“钱，我筹集了三百多万，都是这帮人出。”莫律师朝外面努了努嘴。

“这帮人凭什么给你钱。”

莫律说得很含糊，意思是这帮人图名声，加上这个案子在本地相当出名，他们出钱救了，也相当于给自己机构做面子工程了。而他也正好拿着这笔钱，要开始自己的“营救计划”。

按照莫律师的计划，我是记者，姚家人信任我，我可以说服他们拿着这笔钱，去李家下跪道歉，再把钱递上。之前有先例，如果能顺利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就有可能避免死刑，判个死缓或无期。

我听完，先不说程序上是否可靠，估计第一步让姚家下跪道歉就够呛。

我了解过一些李家的情况。李顺的父亲，在村里曾是一个很能干的庄稼汉，据说一顿饭能吃六个馒头。早些年他干农活、跑生意赚了一些钱，而李顺作为独子，生活也很安逸。

可李顺跑路之后，他父亲似乎一夜之间变老了。独子失踪，他被村里人在背后骂老绝户。他似乎总想证明什么，承包过村里的砖窑，到铁路货运站倒卖过高铁票。但都失败了，还赔了好几万。

如今他儿子彻底没了，这些年又过得那么不如意，怎么可能谅解？

我犹豫了两天，始终没想好，但还是给姚有福的妹妹打去电话。电话里，姚小乐沉默了半天说，回去跟丈夫商量商量。

我心里嘀咕，给受害者家属钱容易，但下跪道歉这事，真能行吗？

就算姚小乐愿意，姚家的长辈也不可能同意。

我没等到姚小乐的电话，倒是先等来了莫律师的电话。

原来是莫律师打听到了内部消息，姚有福快判了，不能等了，所以撇开我直接去了李家。

“你带着姚有福的妹妹去了？”我问道。

“没有，我带姚有福他爸去的，”莫律师气愤道：“这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去了之后跟个死人似的，一句话不说，就傻站着，白教他半天了。”

最后当然也没能取得谅解。

“李家老骨头挺硬，都拍出去二百多万了，就是不签谅解书。”莫律师义愤填膺地说，好像人家欠他的钱。

我早想过可能是这个结果。但确认姚有福即将走向死亡后，我心里还是有些难受。

我挂了莫律师的电话，给姚小乐打去，告诉她结果。

电话里姚小乐哭了。她说，她去李家下跪，她妈九泉之下不会原谅她，可她不去，她哥又该怎么办啊？

“我没法选。”姚小乐说。

电话那头的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她5岁那年母亲就走了，哪来担心下跪后不敢面对母亲的执念。而对于相处多年的哥哥，我又能看出她有很深的感情。那么是谁告诉她，如果下跪了，就不会被原谅？

这两兄妹的选择，似乎都被紧紧嵌套在家族关系里。

姚小乐没得选，当年的姚有福又何尝有得选呢？

几个月时间过去，姚有福的判决下来了，和我们的预想一样，死刑。

死刑执行前，姚有福还可以再见亲属一面。同时他提出，他想见一面自己的小学老师。

二十年过去，姚有福的小学老师，已经成了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这老师教语文，也姓姚，说着一口方言，面红秃顶，看起来很和蔼。他听说姚有福要见他的时候，一头雾水，他对这孩子甚至已经没啥印象了。

他刚开始还有点抗拒、害怕，后来还是被我们劝去了。

那场会见我也在旁，姚有福对老师讲了几件小事。他上小学的时候，只有这个老师会特别关照他，中午帮他热饭，怕烫着他，亲自给他端过去，还帮他交过几次学杂费。

他想见这个老师，也只是想向他说一声感谢。

但出了看守所，姚老师才跟我说，这些事他都没印象了。毕竟农村穷孩子多，他对每个孩子好像都是这样。

我看着头花发白的姚老师，只觉得悲哀。

姚有福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才会把小学老师举手之劳的关心，记到临死前呢？

最后一面，姚小乐打电话，想让我陪她一起去。她说自己不敢去，害怕。

我其实真不想去。生离死别这种大事，我向来能避就避。更何况我真没帮上这家人什么。

可拒绝的话却说不出口，我还是去见了他最后一面。

姚有福人生中最后一餐是饺子，按照规矩，吃饱上路。狱中给了他最高待遇，有酒，有酱牛肉，有烧鸡，四菜一汤，但他几乎没怎么吃。

临别时，姚小乐抱着姚有福，痛哭流涕。姚父依旧一滴眼泪没掉。

姚有福面色平静，叮嘱妹妹，自己的卡里有钱，给妹妹的两个孩子买东西，留出一些给父亲养老。他宿舍里还有一个优秀护林员的奖章，让他记得取走，归还给林场。

交代完这些，他平静地对警察说，“行了，我可以走了。”

面色如常地走出了监控画面，就好像他早就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姚有福的生命定格在32岁。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前段时间，我联系到了姚小乐，把电话留给了她，说有需要可以打给我。

一个夜里，她突然打给我，说又梦到他哥了。

在电话里，她絮絮叨叨给我讲述那些梦境。她梦到一个冬天的早晨，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她哥骑车送她上学。她知道梦是假的。梦里她明明还是个孩子，可哥哥却是三十岁的模样。

但她会忍不住说许多话。

梦里的姚有福，却一句也不回答。

她还梦到了她妈遇害的那片庄稼地，梦里是丰收的季节，周围堆满了黄灿灿的玉米。那场景她后来的几十年都没见过。因为现实里，那片地租也租不出去，始终是一片荒芜。

姚小乐问我，“如果我当初好好劝我哥，他现在是不是不会死？”

“拉倒吧，咱又不是神。”我花了好一番功夫劝她。

可劝着劝着，我走神了，她说的那片庄稼地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警方分析过，姚有福杀人后逃亡的方向，再走不过三公里，就是他母亲遇害的那片庄稼地。那是他悲剧开始地方，也是他了结一切后的终点。

他花了二十年，只为走向一片荒地。

姚小乐还在电话那头说着自己的梦，丰收的场景，或许意味着一个没有复仇的哥哥，他们兄妹俩会有另一种人生。我想，如果这些不是梦，该多好。

郑易燃告诉我，决定写这个故事之后，他专门回了趟老家，在父亲坟前待了半个多小时。

他今年39岁，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正好是39岁，他已经长到了当年父亲的年龄，甚至自己也当了父亲。

那场意外给他带来的影响持续至今。

当年醉驾的那个男人也有儿子，跟他同岁，甚至和他的名字也只差一个字。

儿时他们是很好的玩伴，那个男孩总会塞给郑易燃满满一裤兜的山楂。意外发生以后，郑易燃再吃到山楂，就会想起当年的事故，还有对那个男孩的恨。

他不再和那个男孩说话，甚至一度憎恨对方，直到现在提起，他还会坦诚又直白地跟我说，“我想过让他死。”

但后来郑易燃没杀人，他逃离家乡，进入一家省级电视台做记者。听他讲述这些的时候，我想，郑易燃的爸爸虽然不在了，但现在的郑易燃一定是他希望看到的模样。

而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悲剧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或许是出于身边仇恨的环境，又或者是当年凶手的逃脱和父亲的冷漠，构成了他悲剧的原因。

我问易燃，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他的回答让我意外：全都很重要。

“这里面每一个环节，每个人如果做了对的行为，都可能对姚有福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我们也可能在任何时候，在身边人遭受巨大变故时，成为这些环节中的人物，有机会帮助对方做对的选择。”

他坚信，这是记录这个故事，并让它被看到的意义。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赵岛泥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894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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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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