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决定性

Helen Elizabeth Longino

今年我重新回到了关于证据关系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我曾建议与我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知识的命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发展出的关于知识的社会解释一同解决。这个问题始于如下观察，即除了在经验归纳的案例中，在理论假说和作为为了这些假说的证据所提出经验数据之间不存在形式上的关联（formal connections）。这样的形式上的关联（例如，在关于证实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解释中所阐明的）将保证从数据到假说之间的相关性。缺少这样的形式上的、逻辑的关联，数据就需要凭借背景假设来实现它们作为某些或其他假说的证据的地位，这些背景假设建立了数据和假说之间合理性或可接受性的关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完全决定性问题：数据不能完全决定假说评价。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在20世纪早期曾明确阐述过这个问题。但是，大部分科学哲学家跟随美国逻辑学家蒯因从而接受不完全决定性，并且将这个问题表达为多重经验等价的不相容理论（multiple empirically equivalent incompatible theories）的可能性。因此，哲学家如贾勒特·莱普林（Jarrett Leplin）和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认为，好像不完全决定性问题可以通过表明这样的多重性是不可能的来得以解决，或者，关于相同现象的多重经验等价的理论最终都是同一个理论。凯尔·斯坦福（Kyle Stanford）最近将问题表达为未被考虑的替代物（unconceived alternatives）。他的陈述反对莱普林和基切尔倾向于给出的解决方案，但是仍然将问题看作是多重理论的有效性。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群体称为对不完全决定性问题的整体论解释。我将回顾这些论证，进而表明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解决不完全决定性的最初问题，并恰当地解释和描述某些关于证据的额外问题——这些证据可以归入不完全决定性的标签下，并且提出了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社会解释所形成的一些解决方案。

《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知识的命运》

一些哲学家将不完全决定性论证同化为归纳问题。的确，两者都质疑了从有限的案例中推导出超出这些案例的主张在理智上的合理性。然而归纳（即枚举式归纳）依然坚持在证据陈述和假说之间的形式上的关联，那些证据陈述乃是假说的实例。并且，假说就是这些证据陈述的归纳——例如，证据：我看过的所有的鸟都会飞；假说：所有的鸟都会飞。迪昂将不完全决定性论证表述为不同于归纳的经典问题。

迪昂要求我们假设一个物理学家决定实施对一个假说的实验性检验。关于这个所提议的行为，他说：

迪昂利用了第六章余下的部分形成了后面的观点。首先，他扩展了关于“整组理论”的说明。对额外信息的依赖的必然性，其后果仅仅说明了什么能被看作是对一个假说的检验，检验并不是针对所考虑的假说自身，而是针对伴随着额外信息的假说。其次，当被预测的现象并没有发生，假说本身并没有被证伪，而是假说和额外信息的联合被证伪；并且，当被预测的现象出现时，假说本身并没有被证实，而是假说和额外信息的联合被证实。最后，如果不同的额外信息被原初信息所替代，对假说的检验，以及关于原初进行检验的现象的证据性关联相应地发生改变。

这当然意味着对于科学研究的可靠性来说有些可怕的结果。没有对额外信息的检查，假说的证实和证伪看起来就是独断的。迪昂本人借助物理学家的“明智”建议，如果不是空洞无物的话，似乎也不过是没有完全展开的。迪昂的问题一度让位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创新之处。解决他们对说明、理论和证实的形式主义解释的细节，是具有挑战性的，并且就数理逻辑发展的背景而言，在理智上也是值得去做的。但是，对于迪昂的忽略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逻辑学家蒯因在他1951年出版的论文集《从逻辑的观点看》中重新唤起了不完全决定性问题。

通过将视野延展至整个科学，蒯因强调了我所说的迪昂式论证的整体论特征，将其理解为我们的（或个体的）整体的信念集合。蒯因和约瑟夫·于连（Joseph Ullian）合作，将视野拓展到了整个“信念网络”。根据蒯因的观点，一个“拒不服从的经验”（recalcitrant experience），即一个与预测和预期相矛盾的现象并不是面对单一的假说，或者甚至是单一的理论，而是整体的信念网络。这个网络由于其边界条件是如此的不完全确定，以至于不存在唯一的正确或最佳的调整。这个态度是蒯因著名的拒斥对分析与综合陈述进行区分的一个方面。任何一个信念都能被修正来保持网络中要素的一致性。蒯因的这个观点成了迪昂论证的主要解释，在此之后被人熟知为迪昂—蒯因论题。但是，请注意迪昂论证到底发生了什么。无论我们是否坚持我们的整体信念系统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理论，或者坚持存在不同的理论，这个论题都被理解为关于理论的论题。作为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拒斥的一部分，蒯因论证道，只要所有的元素保持一致，一个人就可以在网络中做任意的调整。我将这种对迪昂的解释称为整体论解释（如果能被看作是对迪昂的总体解释的话），因为并不聚焦于个别的假说和它们的证据，而是聚焦于构成一个理论的整体的命题系统以及针对这样一个系统的证据。接受迪昂—蒯因论题挑战的哲学家将其接受为在经验上等价的理论的可能性。这一点意味着具有完全相同的经验后果的理论。

同样地，它和如下建议纠缠在一起：假定任意理论，总是可能构造这个理论的一个替代物，两者具有完全相同的经验后果。例如，人们可以为经典物理学增加一个以相同方式作用于万事万物但是因此无法察觉的“普遍存在的力”（Universal Force）的假定（正如赖辛巴赫所考虑的）。那么，我们就有相互矛盾但伴随着相同的经验后果的理论T和理论T+U，也就是说，它们在经验上是等价的。如果有人认为，正如逻辑经验主义者那样，所有的意义都来源于理论的经验基础，那么他可以认为理论T和T+U是相同的。不过，如果有人认为理论表达式在意义上独立于它们的经验基础，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如何证明要接受理论T而不是理论T+U，抑或相反？这一点和不完全决定性交织在一起使注意力远离数据和它们的证据相关性的问题，而聚焦于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和创造可供选择的理论有关，而和解释数据无关。被标识为迪昂—蒯因论题的不完全决定性，被理解为如下建议，即给定任意科学理论，都可能构造出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两者具有完全相同的经验后果，也就是说，它们是经验上等价的理论。

这种转换可以在一篇试图克服由不完全决定性所造成的威胁的重要论文中看到。劳丹和莱普林以及很多其他的科学哲学家，以迪昂—蒯因论题的方式谈论不完全决定性，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关于理论的经验等价性的论题。当他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时，经验等价性是不完全决定性论题的根源，反之不然。聚焦点完全在经验理论等价上，也就是说，聚焦于通过诸如以相同的方式作用于万事万物的普遍存在的力的方式来创造具有完全相同的后果的理论前景，而不是聚焦于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关系。

劳丹和莱普林关心的是经验等价性可以被用作一种认识论工具的方式，来对抗实在论者关于不可观察对象的解释。和怀疑论者相反，他们声称，如果理解得当的话，经验等价性论题对于认识论来说失去了一切意义。通过控制经验等价性，他们声称战胜了或不理会关于不完全决定性的担忧。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论证的，是否真的成功了。

他们通过接受他们所称的“熟悉论题”（familiar theses）来开始论证：

通过第一点，可观察的范围的可变性，我们从来没有把握认为，观察陈述的集合目前就确定为一个将保持恒定的理论的结果。改进的研究设备可能会让现在无法观察的东西在未来变成可观察的。因此，两个理论的经验等价性是相对于科学现状的，包括当前接受了其他哪些理论以及当时可用的观察和实验仪器。你可能不同意经验等价性意味着理论的所有经验后果都是相同的，而不仅仅是我们目前能创建的。第二和第三个论题强调了这种异议。通过第二点，对辅助信息的需求，以及第三点，辅助假设的不稳定性，即一个给定的理论具有一组特定的可观察后果的集合，是否它们能被容易地确定，同样是一个时间索引现象（a temporally indexed phenomenon）。当一组不同的辅助信息替换了原初的，理论T在时间t1的后果，是相对于在时间t1所接受的辅助信息的，不再可能是理论T在时间t2的后果。因为可观察的范围和辅助信息都可能会改变，劳丹和莱普林指出，没有纯粹的逻辑的或概念的论证能显示出经验等价性的条件是一个永久的条件。经验等价性可能是临时的。由于是临时的，它也就不像是原先所见那样的认识论上的威胁。

所以，没有任何论证能证明从当前的理论的经验等价性可以推出持续的或永久的经验等价性，并且因此，当前的经验等价性并不提供对作为“理论选择完全不能通过任何可想象的证据来得以决定的激进论题”的不完全决定性的任何支持。不过，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用来拒斥经验等价性的“熟悉论题”正好是迪昂本人也支持的论题，特别是论题的第二点。不完全决定性真的能被用来击败不完全决定性吗？

凯尔·斯坦福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不完全决定性问题的版本，他称这个问题为“未能考虑的替代物”。他通过来源于19世纪生物学史中的案例来展示这个新版本。有三个案例研究支撑了他的论证：

（1）达尔文没能鉴别出针对他的泛生论的可用的替代物，即使这些理论进入了他的视野；（2）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没能发现针对他的不变颗粒遗传理论的替代物，即使当这些理论在当时获得了对于他来说有效的证据支持；（3）奥古斯特·韦斯曼（August Weissman）尽管对遗传的许多方面都富有洞察力，却没能把握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使得他假定特异性特征的细胞内决定因素的多样性（a multiplicity of intracellular determinants of specific characters）也能通过作为生产这些遗传因素的工厂的遗传物质（germ plasm）来解释。也就是说，遗传物质自身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变化响应（variable responses）。斯坦福为我们的认知状态得出了明显的推断：如果存在（实在论的和有效的）可供选择的理论，那么我们如何能知道相同的东西目前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真的。正如19世纪的生物学家要么没有考虑到、要么没有认识到针对他们所发展的观点的已被设想的替代理论，我们今天或许处于同样的状态，即要么没有考虑到、要么没有鉴别出针对我们已经采纳的理论来说同样得到很好支持的替代理论。不完全决定性，作为通过有效的证据支持的可供选择的以及不相容的理论的存在，持续成为我们认知状态一个基本的方面。

关于斯坦福的论证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蒯因和斯坦福都理解并且都认为不完全决定性与科学实在论或反实在论有关。要么是支持科学实在论（劳丹和莱普林），要么假借工具主义来支持反实在论（斯坦福）。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问题就是，这种关于理论的解释以及它们与关于实在本质的形而上学主张的潜在关联这样的普遍问题。其次，斯坦福的进路依然是理论中心的（theory-centered）。他从对实际的替代理论的有效性的注意出发，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现实中的。和迪昂—蒯因版本的区别就在于前面所提到的充满幻想的替代理论——例如，一种普遍存在的力。在这方面，斯坦福的版本，同样还有劳丹和莱普林的版本，仍然是整体论特征的。这种整体论要和诸如库恩这样的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家的整体论区别开来，库恩论证了对证据的观察和描述是负载理论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设了它们将要充当证据的理论。与关于意义的可观察基础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式图景和关于意义的理论基础的库恩式图景相比，不完全决定性假定了对观察和描述的独立性。它的支持者就面临着要对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的问题，如果这种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坦福的论证基本结构和劳丹与莱普林是相似的。劳丹和莱普林从根本上论证了，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未来将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发展，即保持或者消解关于经验等价的现状，因此被他们看作是不完全决定性的基础的东西———永久的经验等价性———就被排除了。斯坦福论证了，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我们没能设想一个针对目前的理论和所接受的假说来说在经验上获得支持的替代性理论。在这两种情况下，论证的关键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we do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我们不知道在自然界中的关系和过程的全部范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工具仪器和框架假设（framing assumptions）在未来会如何改变。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忽略或现在没能想起什么样的替代理论。正是数据和理论之间关系的这种偶然性削弱了任何类型的关于这种关系的特征的绝对主义的或非时间性的主张。不过，正如我们无法论证不完全决定性的现状是永久的，我们也无法论证貌似可靠的经验支持的现状也是永久的。可观察的范围或许会改变，并且处于竞争状态的辅助信息也会改变。确实仅仅因为我们不能在那一刻设想替代的辅助信息（alternative auxiliaries），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去设想它们，它们不会是貌似合理的。所以，劳丹和莱普林反驳不完全决定性的策略是失败的。

如果我们不从关于科学理论的理论和一般论题的问题出发，关心实在论或者科学的认知权威性，而是从产生于对当前出现的科学研究的特定时期的考察的问题出发，那么，可能被称作不完全决定性的东西，就有一种不同的特质。并且，和不完全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状况具有不同于经验等价性的形式。无论我们是不是科学实在论者或反实在论者，不完全决定性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分析证据性关联。正如我的早期著作中关于不完全决定性问题的阐述，它考察的是在充当数据的单个观察（或观察的集合）的描述和数据所支持的假说之间的语义鸿沟——当这些被明确表达的时候。作为例子的有，考察在云室中轨迹模式的描述和基本粒子行为的主张之间在内容上的差异，或者血红蛋白氧合的模式和脑组织通过磁共振成像测量脱氧以及特定的大脑/心灵活动的主张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不考虑关于研究的一种虚构的结局，而是考虑此时此刻，并且描绘不是作为多重经验等价理论的可能性的状况，而是作为如下问题的状况，即（1）确定证据的相关性，以及（2）对促进了这种确定的背景假设的评价。不完全决定性成了对科学认识论研究者而言的一个严肃挑战。和整体论者的解释相比，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关于不完全决定性的语境主义解释。这是假说特性的，而且并不预设任何类型的整体论。在我早期的著作中，我展示了建立证据的相关性所需要的背景假设——如何能够允许社会价值进入科学推理，以及如何转移到关于知识的社会解释来帮助保持科学的客观性。到目前为止，在科学自身中未得到正确评价的发展不仅强调了不完全决定性问题和当代科学哲学的持续相关性，并且要求将分析进行扩展来强调这些发展。我将讨论这三点。一个来源于我们要去理解的某些现象的复杂性；另一个来源于统计数据和假说的特征；并且越来越多的使用计算机建模来理解和预测复杂系统的行为，导致第三点的出现。

在我的最新著作《人类行为研究》中，我确定了诸进路的一个共同特征，其证据结构我正在进行比较。它们每一个都需要我所说的因果空间分析（a parsing of the causal space）。并且，这些分析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每一条进路仅仅考虑了可能的因果因素的一部分，这些因素影响了以特定方式行动之倾向的建立。研究者试图理解人类行为中的变量：为什么一个人会显示出一组行为特征，而另一个人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经验研究聚焦于可能的行为特征与倾向集合中的个体成员：冒险相对于恐惧、害羞相对于善于交际、抚养的/关爱的行为、攻击行为、性行为，等等。不同的研究进路被用来研究在这样的人类行为中的变量，它们一起揭示了被牵涉的因素的诸多不同类型。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展示在下表中：

每一个研究进路都旨在理解影响行为的诸因素中的一个或者一个子集。为了这样做，他们必须使得其他的因素不变。也就是说，在他们所进行的特定的研究中，他们必须假定其他因素并没有起作用。所以他们所研究的因果整体（causal universe）并不是可能的因果因素的全部集合，而只是一个子集。所以，表1收缩为仅包含那些他们的方法能够辨别出的因素。例如，遗传方法必须将因果整体收缩为表2：

神经生物学研究方法能在以下因果整体中的要素中探索：

在每一个表格中的“其他”范畴代表了对变量负责的通过当前所研究的要素没有得到解释的任何因果因素。所以，它们仅仅代表了样本条件与当前研究的因果因素不相关的部分。通过尽可能保持除了当前研究的因素之外的所有因素不变，这个研究的设计使得这个数量最小化，但是没有任何研究能将它们完全消除。因此，任何特定的研究声称在基因组和行为的数据之间所发现的相关性，仅仅是关于根据没有其他类型的因素起作用这样的假定前提下基因变量对行为变量特定的影响程度的一个假说的证据，也就是说，根据因果性分析是正确的这样的假定前提。对其他的进路来说也是类似的。每一个研究的因果因素都是不同的，每一个都假定了一个不同的因果性分析。由于每一条进路都能提供结果表明它们所研究的特定因素或因素集合与行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然而，因为不存在一种经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能对来自不同的因果性分析的诸因素进行比较，所以不存在经验性的论证能证明一种进路比其他的进路在经验上更具优越性。

把这点放在由迪昂所引入的术语中，即通过任何一条进路所带给现象的背景或者辅助假设减少了原因的空间（space of causes），并且因此决定了将要被输入统计工具的相关性，来支持关于任意给定的因素施加给行为的差异程度的假说。这条进路是，从一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中选取出相关的东西。因此，背景假设既决定了什么数据将被看作证据，也建立了那些数据和当下研究的假说之间的相关性。不过，每一种进路所用的那些最佳设计的实验方法要做的就是，对它们研究中的潜在因素的相对影响之间进行区分。它们尽管在普通刊物（general press）中有所解释，但并不是被设计来在一种类型的因素的相对影响（比如基因的因素）和另种一种类型的因素（比如神经生物学或社会因素）之间进行分辨。甚至更为准确地讲，一种进路能够在它所研究的因果空间的因素中间进行区分，仅仅假定了所有（没有被测量的）其他的因素保持不变或者没有和当下测量的因素发生相互作用。

这种不完全决定性的情况是被研究现象的复杂性的一种功能。虽然我无法证明这点，但我冒险认为任何类似的可比较的复杂现象的证据情况将会共享相同的特征。因此，为了评估在对这样一种现象的研究中一般会得出什么结论，考虑包含在其研究中的进路的范围将是重要的。在各种进路之间进行辨别将需要诉诸超经验的考察（supra-empirical considerations），它们自身随研究的语境而变化。造成这种不完全决定性而非考察各种现象的种种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是，现象的不同方面在现实世界中乃是不可分割的。一种选定的数据类型作为某个选定的假说类型的证据，这依赖于有关其他因素未有干涉的种种假设。通过在此状态上施加约束，我们可能在实验室中达到这样的状态，甚至在对观察研究的设计中达到——不过，必须假定此状态在我们从研究的世界转移到行动的世界过程中是固定的。

当语义鸿沟按照我刚刚描述的方式持续存在时，目前大多数的证据在特征上是统计性的，并且假说也是一样，往往被表达为统计的或概率的关系。从绝对的到概率或统计的表达式的转变是如何影响我们关于证据关系结构的理解的呢？首先，我们应注意到，原初的不完全决定性问题被表达为关于在一个单一的数据点、一个单独的实验的结果以及一个绝对的假说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样一个假说将依赖关系归属于在一种类型的事物和另一种类型的事物之间——例如，在一个μ-介子和一个π-介子之间的碰撞以及随之而来的裂变成更小的粒子，或者一种特定的基因档案（genetic profile）和一种特定的表现型（phenotype）。但是当代科学，特别是旨在揭示复杂现象的科学，并不形成对绝对假说的支持，而是支持统计性假说。并且，证据不是一个单独的数据点，而是一群数据、一组测量。不同的测量集（episodes of measurement）将会产生轻微的、甚或是非常不同的测量集合，允许不同的关于现象的统计性假说。元分析被引入来强调这种统计性分析的令人困惑的特征。但是，元分析几乎是与其所包含的研究差不多的。测量数据必须被编入用来生成数据的系统的索引——仪器设备、研究人群，等等。某些评论者，例如艾欧尼迪斯（Ioannidis）得出结论认为：“大部分发表的研究发现都是错误的。”这个结论假定了必定存在一个关于被测量现象的正确的频率，并且因此对于关系的假说来说存在一种真值。所有其他的都是错的。不过我们可以如同在自然界中随机涨落的证据那样轻易地观察到多重结果。每一个研究都将其数据用来支持一个特定的假说，根据与它的测量数据的典型性有关的那些假设，关于仪器设备的可靠性（无论是物质的或是以问卷调查/民意调查的形式）的假设，关于被测量现象识别的精确性的假设。并且在研究组中的变量可以被解释为大部分是错误的或者被解释为自然涨落的征兆，再次依赖于关于自然界中的不变性或涨落性的假设。

最后，人们必须承认计算机建模和模拟目前在复杂系统实际或期望的行为的论证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与从数据做出直接推断的比较中，从计算机建模得来的证据应该如何评价呢？这是关于气候变化的本质与未来进程的争论中哲学家们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这些形式的问题同样在关于生态科学以及其他关于复杂现象的科学的证据性推理的探讨中重现。再一次，来源于当代科学实践中的一个案例，强调了证据的语境性特征。没有任何经验的方式来评价建模与直接推断的相对的证据相关性。为了在一种方法和另一种方法相比较时建立相对的可靠性，超出经验上可确定范围的假设是需要的。这些假设可能与问题的潜在重要性有关，也和未来额外的证据前景有关。重点在于，从直接推断和建模中得来的不同类型的有效数据的证据相关性在特征上乃是语境的。

这些从当前科学实践中来的案例每一个都发展了迪昂原初问题的一个不同的维度。它们一起显示了迪昂对假说的证据性支持的特征的最初洞见的持续重要性。绝非仅仅以一种空洞的方式对待而不予考虑，因为，在以一种理论中心或整体论的视角来处理迪昂论证时，我们会受诱惑去做总结，不完全决定性则提醒我们证据的语境性本质，以及这种语境性所需要的科学认识论的调整。

在以前的著作中，我已经论证了，从传统的个体主义认识论视角来看，不完决定性问题通过独断的设定背景假设而削弱了科学主张和理论的可靠性。对客观性的社会解释以及通过知识的扩展提出传统的认识论，忽略了批评的关键要素。使得背景假设牵扯到数据的选择和分类之中，以及牵扯到在证据和非独断的假说之间关系的调解之中的是，背景假设对来自多重观点的批评的服从。因为批评会被忽视，社会进路建议了规范，即当被一个共同体观察时，让他们的批评具有改革能力，也就是说，客观性或知识得以加强。

我将把我关于一种新的对认知评价术语的建议的早期分析更进一步。科学表征所要求的是与被表征现象的联系的一些形式。这种联系我称作语义成功（semantic success）。真值，正如经典所理解的，只是语义成功的一种太过于狭窄的形式，并且留下了太多的科学表征的形式，要么是错误的，要么就超越了评价。我提议，替代这种总称式术语（umbrella term），“符合”（conformation）将包括多种形式的成功：不仅是真值，而且有近似、适合、相似、同形、同态、校准（approximation, fit, similarity, isomorphism, homomorphism, calibration），等等。“符合”的两个重要特征是：程度和关心（respect）的问题。一个表征能与表征的预期对象在更强或更弱程度上符合，并且，关于哪种符合被评价的关心会发生改变。任何复杂对象都具有许多方面，并且我们可能有兴趣或者能够接近的只是这些方面的一个子集。一个表征可能符合一个或许多方面，却不符合其他方面。这意味着对于符合的任何评估、符合所寻求的程度和关心都必须被明确说明。程度和关心将会是知识所寻求的理由的功能，也就是说，是知识探究的目标的功能。关于这些目标是什么，同样必须达成共识。此外，在任何特定的语境中对所寻求的符合的类型的明确描述，将通常是在额外的所愿望之物（additional desiderata）之间权衡（tradeoffs）的结果，例如，精确性与适用性。我对行为科学的分析显示出，每一种进路都有以自身的方式取得成功或面临失败的能力。它们对每一个所研究的潜在因果因素以及被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表征，能很好地符合无论什么样的事实上的关系——即使不存在单一的“真实”（true）以及在现象和所有它的因果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精确表征。通过从精确的“真实和虚假”转变为更为灵活的“符合”，关于在相同的因素集合之间或之中的关系的多重统计归纳问题（multiple 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s）同样也能被缓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元分析（对许多不同统计研究结果的共用的实践）所要实现的——不是对关系的真实数量表征，而是足够接近能允许在未来的行动和研究中可以依赖于它。这里说的足够接近是说符合（conform），而不需要严格来说的真实。未来的研究能给出足够接近的但并非完全相同的结果，也许要求或不要求对于关系的精确数量预测的调整。但是，要说新的研究显示了元分析是错误的，这么讲也不正确。是否寻求一种调整，这将会依赖于所寻求的“符合”的精确程度，而这相应地依赖于研究的目标。

对程度和关心的确定必定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是要借助对关系预测的获得感兴趣的人们之间的协商过程，这些人会对这种预测的强度和可靠性进行评估。符合并不是一种在表征和表征对象之间的语境独立的关系，而是相对于语境，并且相对于共同体通过信息希望达到的目标。这个问题和科学哲学有什么关系？我相信有两种表面上相当不同类型的公共后果，它们和更为一般的在智力和社会方面所参与的共同体有关系。第一种是与对科学和它的认知权威的公共理解有关。普通大众中有许多人具有来源于法律标准“无可置疑原则”的关于证据的概念，这暗示了一种决定性的确定。在关于不完全决定性问题的范畴的和统计的表征方面，科学证据是不足的。然而，科学探究是我们所拥有的生成和评估关于经验世界的表征的最佳方式，这些表征将指导政策和干预。承认法律标准并不适用于对科学证据的评估是很重要的，并且，这种评估通常需要对统计和概率的判断以及证据相关性归属其中的构成语境的背景假设做出评价。我相信，对科学推理的这种特征的更为普遍的评价将会有利于关于公共相关科学（publicly relevant science）的公共争论的特征方面的进步。

第二种与对不同视角的科学交流（scientific exchange of perspectives）的不恰当的拒斥有关，这些观点要么挑战、要么不符合在科学中具有支配地位或占优势的进路。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曾论证，对主流科学共同体关于种族与性别的假设的忽视，容易引起对反映非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观点的排斥或忽视。更进一步，人类学家和经济发展理论学者——例如，路易斯·福特曼（Louise Fortmann）论证了，在许多案例中，本土文化的知识被拒绝，取而代之的是由西方/北方半球的科学所产生的进路。然而，有许多实例，在这些实例中本土知识比那些外来输入的科学所产生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更为有效和持久的解决方案的基础。本土的、地方的知识与特定地区的特性更为协调，而国际发展专家可能假定了一种当地并不存在的统一性。针对背景假设的评估，数据被搜集和解释，存在这样的假设的确将有助于在东西半球、南北半球的发展专家与他们希望帮助的人群之间产生更加富有成效的交流。

总而言之，不完全决定性是科学探究的真正特征。它并不是和对理论的创造性调整或者对相同的形式主义的多重解释有关系，而是和我们的数据的特征有关系，这些特征和我们希望数据能对其予以支持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主张有关。我们作为科学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理解，科学共同体如何运作以最小化由不完全决定性带来的针对可靠性的威胁，以及以能清楚表达规范的方式发展我们的科学认识论——这些规范可应用于该共同体实践。即使面对新形式的不完全决定性，关于知识的社会解释也有资源来完成这两个任务。

来源：《哲学分析》，2015年第6期，第11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