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年轻人应该花多少时间在语文上？

2023-09-18 13:09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陈寅恪先生说，一个汉字的历史就是一部小的文化史。鲁迅先生说，汉字如结核，细菌都在其中。这两种看法截然不同，我等徘徊其间，只是觉得“一个青年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在语文上面”。

文｜苗炜

我问过好几个学语言的朋友，汉语是不是最难学的一种语言，得到的答案莫衷一是，鱼能够对终身畅游其间的水说什么呢？然而，三四岁的小孩子，应该认识26个英文字母了，此后他要学的单词，都是由这些字母构成，你跟孩子讲一个英文单词，write，只需要拼出五个字母，他就知道怎么写了。但你要告诉他，“写”字怎么写，就比较麻烦，你得说出笔画，“点，横钩，横，竖折折钩，横”。小孩听着笔画，肯定写不出来，大人听着笔画，也未必能写出来。你只能拆一下，秃宝盖下面加一个“与”。

1925年，图书馆专家杜定友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民众检字心理略论》，开头讲了个小故事。一个小女孩问妈妈，“恋爱”的“恋”字怎么写。当时还是繁体字，妈妈回答说，当中一个“言”，左右两旁各有一个绞丝，下面再加一个“心”字。汉学家周文龙（Joseph R. Allen）说，这种拆字方法是中文的笔体学（graphology）或者元语言（metalanguage）。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口头描述一个汉字的组成部分，描述其结构，传递出这个汉字是什么，比如木子李、立早章。拆一个汉字，我们有笔画，有偏旁部首检索方法，还有这种“笔体学”的方法，不像英文，再长的单词也能用一个个字母拼出来。

《爱是欢乐的源泉》剧照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中说，对于习惯字母拼写的人来说，写字就是分析发音，并把一串音记录下来，每个字都有它自己的符号，如s-c-r-i-p-t，用六个符号，这相当自然，简直一看就懂。这条原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特别适用于西方语言。汉字不同，汉字最初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象形文字。高本汉这本书是向外国人介绍汉语的。他的学生林西莉后来也写了一本书，向外国人介绍汉字源流，翻译成中文改头换面成了《给孩子的汉字王国》。林西莉开头讲，1899年夏天，《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到北京达仁堂中药铺给自己的朋友王懿荣买药，王懿荣患了疟疾，大夫开的药方里有一味“龙骨”，刘鹗在药铺里发现，“龙骨”上刻着字。等王懿荣病好了，刘鹗和王懿荣就把北京所有药铺里的“龙骨”都买下来，他们在这些“龙骨”上发现了1058个古老的汉字。当时中国人对自己文字起源的了解，主要来自成书于公元121年的《说文解字》，甲骨文的发现让人们对汉字起源的了解更加深入。1903年，刘鹗出了一本书叫《铁云藏龟》。

有一天我儿子放学回来，在白板上写了个字。他说：“我写了一个甲骨文，你猜猜是什么字。”我看他写下的那个字，说是“山”，他说是“火”。那三道凸起，的确像火焰。我儿子还会背诵课文，“二人从，三人众，田力男，日月明”，并且大声宣布，这就叫“会意字”。我想起我上高中时，老师才讲什么叫“会意”、什么叫“假借”，当时我认识的字不少了，害怕要通过“六书”来辨明每个字的来源，那可太难了。所幸的是，考试不会考甲骨文，也不会考“六书”。小孩子对甲骨文的那一点儿好奇，就在于那些字更像是画，“水”像是画，“目”像是画，“网”像是画，小孩子写汉字就像是画画。我儿子在上小学之前，写汉字的过程的确像画画，每一笔都神出鬼没，他不按照笔顺来写，每一笔都出其不意。上了一年级，写字作业要求一笔一笔写出笔画顺序，然后才写出整个字来。

《大考》剧照

我认识一位女士，她儿子也上一年级，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跟她说，你儿子写汉字，笔顺永远是错的。那位女士不以为意，说她的那些同事，笔顺永远是错的，不耽误工作。我也觉得，笔顺不耽误工作，但还是想弄明白笔顺到底是怎么来的。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会发一个写字本，通过二维码，能看到字帖，能看到汉字书写的小视频，那完全是书法的路数。我检索了一遍，发现在笔画和部首之外，还有一个名词叫汉字部件（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又叫字根或字素，是汉字书写的最小单位。有些东西，你不学，自以为明白，一学就糊涂了。笔顺（stroke order）、笔画组合关系（stroke combination），还有汉字部件，太复杂了。

我没有任何轻慢汉字的意思，就在我儿子给我写甲骨文“火”字那一天，我看到一位朋友晒他新买的书《史墙盘》，这是文物出版社出的一本咖啡桌大书。“史墙盘”是1976年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器，盘子的口径有40多厘米，底部有铭文284个字，整理成书，每个字都很大，极具压迫感。我看到那些铭文就想知道写的都是啥。也许那些喜欢书法的人，对青铜器上的字更有兴趣，他们提笔写字，对汉字肯定有更深的感情。有位书法爱好者跟我讲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夫作字之势，饬甚为难，锋铦来去之则，反复还往之法，在乎精熟寻察，然后下笔。”还有清代书法家朱和羹的《临池心解》——“夫逐字临摹，先定位置，次玩承接。”这说的都是笔顺。我还查到了元代的《书法三昧》、明代的《书法离钩》和清代的《习字秘诀》，都有笔顺的例字。当然，这都是繁体字。

我还在《中文打字机》一书中看到了意大利奥利维蒂打字机1950年的一则平面广告，画面上方是一块黑板，写满了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画面下方是一排漂亮的打字机，广告语是“从古代到奥利维蒂”。显然，商周汉字代表着“古代”，新型打字机代表着文字处理的新时代。1900年1月，《旧金山观察家报》刊登过一篇小品文，说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报社里，存放着一台中文打字机，配有一个长达12英尺的键盘，其上共有5000个按键，需要一个打字员拿着喇叭发号施令，四个打字员在键盘上操作，才能打出汉字来。这篇文章还配有一张漫画，嘲笑“中文打字机”。那时候，世上大多数拼音文字已经有了从英文打字机改造而来的打字机，而“中文打字机”是一个讽刺性的比喻，是空想出来的一种极大极笨拙且效率极低的机器。也就是说，在王懿荣、刘鹗研究甲骨文的时候，洋人正嘲笑中文处理的笨拙。

《“字从遇见你”》剧照

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了这种笨拙。1892年，一个叫麦克法兰的人根据雷明顿打字机发明了第一台暹罗文打字机，也是在这一年，闽南的卢戆章完成了“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甲午战败后，卢戆章写文章倡导切音字，“用切音字能使国人读书无一不精”，是“变通中国之大急务”，环顾世界，除“中国十八省及无字之生番而外，自余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莫不以切音为字。是切音字为普天下万国之公理也”。这话的意思是，拼音乃普世价值。汉字的确是难，比如卢戆章这个“戆”字，我就是用“笔体学”的方式搜索而来，不知道它到底该怎么念。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我不认同卢戆章的说法，但试想一下，那时候有电报了，有打字机了，然而电报处理中文要转译，打字机无法处理中文，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像现在我们用电脑，却不能用中文，是会觉得有点儿不对劲。

我妈妈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每到期末，她就有一项工作是“刻卷子”，从学校带回铁笔、蜡纸和钢板，钢板垫在下面，铺上蜡纸，用铁笔写上汉字和英语，完成一份两三页的试卷，蜡纸刻好了，带回学校印刷，用老式滚筒油墨印刷机，滚一下就印出一张卷子来。铁笔、蜡纸有“北京牌”和杭州产的“双圈牌”，我上高中以后，偶尔会帮着我妈“刻卷子”。当时他们英语教研室里有一台英文打字机，像宝贝一样，我始终不知道能不能用打字机把英语直接打在蜡纸上，更不知道有没有打字机能处理汉字。我从来没见过中文打字机，中文打字机也从来没进入过“家用”的阶段。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宣传部，主要工作是出校报，学校里有印刷厂，有排版车间，有检字工人。我先拿到稿子，在版面纸上画版，然后检字工拿着稿子，一个个检铅字，把一版的文字排好放在一个铸铁模具上，然后印刷。我在“二外”那个小印刷厂干过检字的活儿，把一篇文章变成一个个铸铁的小字模，实在是磨炼心性。这道工序有专门的检字工人干，我不过是体验一下。更多的时候，我闲着没事就在办公室里背英语单词。我背过刘毅的“四大本”，也背过俞敏洪的“GRE红宝书”。刘毅的“四大本”是这样分的——“基础词汇”“五千词”“一万词”和“22000词”，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词频”这个概念。那时候我利用工余时间，去某个夜校学电脑输入，小半年后，校报编辑部终于要用激光照排系统了。党委宣传部召开一个座谈会，题目是“从铁与火迈向光与电”，印刷厂的一位退休老工人被请来发言，老工人回忆起过往喋喋不休。虽然我们很早就学过“四大发明”的知识，知道活字印刷，可稍具常识就能推断出来，活字印刷更适合拉丁文字，打字机也更适合拉丁文字。等我多年后看了《以铸代刻》一书，便知道了中文活字印刷的来之不易。

作家林语堂在纽约（TPG/amaly 供图）

洋人对汉字的认识，有三种手段，第一是统计字频，他们发现儒家经典《论语》，不过用了3000多个不同的汉字，中译本《圣经·旧约》全文503663字，但印刷所需的汉字是3946个，《圣经·新约》全文173164字，只有2713个不同的汉字，《康熙字典》中的汉字有4万多个，但常用的三五千汉字就足够写文章搞印刷了。传教士相信，把一套中文金属活字排布得更紧凑，就可以让排字工人在一步之内拾取所需的任何汉字，其中500个最常用的汉字放在一起，会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最早的中文打字机就是以这个思路发明出来的，一个大圆盘，包含4000个常用字，中间一圈是最常见的700余字。后来商务印书馆开发的中文打字机，也是以常用字构建键盘。

另一个手段是拼合汉字，英文单词由字母构成，那汉字是不是由部首构成的呢？他们发现，部首并不是汉字的“字基”，而是一种分类成分（classifier），用来查字典可以，作为组字的工具却有很多不便。比如“明”和“昔”中都有一个“日”，但大小并不相同。欧洲的字体设计师和印刷工匠生生将汉字拆开再拼合，其结果就是太难看了。拼合汉字破坏了汉字书写的连贯性、整体性和美感。林语堂设计的“明快打字机”是最像英文打字机的中文打字机，只有72个按键，每个按键看上去都是汉字的一个“字基”，打第一下打第二下，都不会出字，打第三下，会出现8个汉字，要从中挑出你要打的那个字。这种交互模式不是“所打即所得”，中间加了一个“搜索”的过程，现在我们使用的输入法，其实就是这种交互模式。林语堂耗费巨资研究的打字机从未量产。

林语堂发明的中文打字机（视觉中国供图）

有一位英国记者曾说，汉字不能用打字机，对中国的商务发展颇有阻碍。历史学家李思纯说：“汉字的其他劣点，且不必说。只是不能造打字机一件事，便可以作废汉字的一个最坚强最确实的理由。”也许，当年的电报，类似于现在的“信息时代”，国人感到汉字不适应“信息时代”。洋人处理汉字的第三个手段是“代码”。1871年，上海与香港之间开通了电报通信，两个外国人发明了中文电码，选取6800个常用汉字，按顺序编码为0001到9999的四位数，在电码本中预留将近3000个空位置，以供电报员根据工作需要输入一些不常用的汉字。莫尔斯电报用长脉冲、短脉冲组合发送字母和数字，中文电报由数字传输，再由数字转译，是天然“密电”，而不是“明文电报”。清朝在1880年设立了电报局，这套系统此后使用了100多年。清末以来就有人研究改革，希望摆脱“四码”制度。

上世纪60年代，周有光出了一本小书叫《电报拼音化》，他在前言中说，方块汉字不便在电报上传送。要把汉字转换为数码，用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才能传送。这叫作汉字“四码”电报。收发双方都要翻查电码本，不能直接阅读，手续烦，速度慢，成本高，很是不便。周有光人送外号“汉语拼音之父”，其实，汉语拼音的“爸爸”太多了，希望将“四码电报”改为拼音电报的前人也有很多，但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电报拼音化的可行性似乎提高了。周有光期望的是“所见即所得”。1983年，周有光还是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到了晚年，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到如今还认为中国的文字不太方便，在电脑上使用不能跟人家竞争，我今天还主张要有一种很方便的中文。但是可以保留原来的困难的中文，让有时间的人去使用。应该有大家不要花太多时间就能用的语言文字。在新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你不能叫一个青年花太多时间在语文上面。”

《“字”从遇见你》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