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来大理的人，正准备离开

大理变了。

6年前，杨晓露在大理住下，彼时的她曾想在这个有风的小城镇度过余生。但今年，杨晓露第一次产生了离开的想法。

暑假接近尾声，杨晓露一家行驶在几乎每天都会经过的路上。拥堵了几个月的道路，终于恢复了往日的通畅。

此前几个月，窗外的景色依旧美丽，但杨晓露无暇顾及。交织的车流将这条路填满。看不到尽头的车队，不时响起的喇叭声，让她愈发焦躁。

今年，又一批追风的人来到大理，渴望摆脱束缚，就和当年的她一样。挤进有风的地方后，有人驻守，有人离开。

不少像杨晓露这样的人，曾追着风来，待上几年后，在今年异常高涨的商业风潮下离开。他们发现，大理不是心中的远方。

大理淡季不淡。以往的淡季，在今年也成了旺季。

“之前人不多，疫情直接没人”，到了今年，“人史无前例的多”。疫情前后这几年，本地人段瑞瑞才真正感受到家乡的变化。

大理今年的人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机场路往海东双廊方向没有一天不堵车的”。她原以为，只要熬过春节，这个小城镇就会恢复往日的宁静。结果是直到九月，拥挤才得以缓解。

“更可怕的是十月马上又要到了。”

段瑞瑞看到的并非片面。据云南日报报道，今年春节假日期间，云南旅游人数排全国第二，其中，大理共接待旅游者423.93万人次，同比增长219%。春节假期前6天，大理更跃升为全国满房率排名第一的城市。

这种火热持续到暑期。截至8月底，大理市接待国内外游客4566万人次，同比增长78%，较2019年同期增长201%。

大理挤满了从各地前来的旅客。他们找不到落脚点，但不愿离开，拖着行李箱挨家挨户问房子。

曾有租不到房的旅客出现在魏子清家门口，询问她家里是否有多余的房间出租。有时候，一个中午会遇到好几拨这样的人。

魏子清租的房子位于古城附近小区，三房一厅。一年前，她将父母安顿在隔壁小区的房子后，家里只住了她和三岁大的女儿。两个空出的房间，一个成为孩子的玩具屋，另一个作为临时客房。她没想过出租闲置的房间，也想不到一个房间会变得如此抢手。

几个月前，魏子清听说邻居们的房子“供不应求”，也尝试将房间信息挂上平台。五一假期那段时间，她的房间没一天空着，“真的，需要的人很多”。

一位经营客栈的朋友曾向她透露，春节期间，平时一晚两三百元的房间，价格能飘到3000元。类似青年旅馆的房间，一个床位收费800元，而那间房里有8个床位。

可喜的收益，人人都想分一杯羹。有人跑来大理投资，客栈越来越多。房东们动手上调租金，一些小区房成套出租。短短几个月，一股商业风潮席卷大理，掀起的“石块”，砸在游客身上，也砸在旅居多年的“老大理”身上。

“大理成了韭菜收割机”，杨晓露觉得，居住在大理的外地人，也成了韭菜。

同样住在古城附近的杨晓露，感受到周围房租的变化。据她所述，这个暑假，旅居人士常住小区的月房租，有的从3000元涨到5000元，有的从6000元涨到12000元，甚至更高。一同涨价的，还有大理古城的商铺。租金翻倍涨，“好几个朋友都说快干不下去了”。

房东毁约，也成为“老大理”可能面临的问题。房子租期未到，房东却涨房租，杨晓露身边不止一人因此被间接“夺走”了居所。有的人离开大理，有的人在旁边的村子寻找新的家。

搬出古城的人们，有的来到苍山脚下的村庄，成为贾柯新的新邻居。

贾柯新在苍山脚下的村庄住了6年。印象中，这里并不是老大理们的首选。山脚下的村庄海拔相对较高，生活不如古城便利，但今年，“（原居所）稍微靠近古城位置的人会跑到这上面来租房”。

这股商业潮之下，他看到大理形成了一圈圈隐形的环线。以古城为中心，原本住在古城的老大理，因房租猛涨而往外圈跑，“如果将大理的一个村（间隔）按100米来分，以大城市里环线来说的话，两环的跑到了三环，三环的跑到了四环，四环的跑到了五环”。

实际上，大理的商业风潮，也不是第一次出现。

在段瑞瑞心里，大理一直在变。她记得家乡“不温不火”的模样，那时，人们只把大理当作“丽江的中转站”。她也记得大理房价曾一度领涨全国，越来越多外地人到家乡经商，开起了过去没有的菌子火锅店，古城洋人街的商铺一波接着一波换。

过去，游客们也会拎着箱子挨家挨户对比价格。商家之间则低价竞争，有的在最后被村里自建房以实惠的价格“截走”，“苍山脚下密密麻麻都盖满了（民宿）”，段瑞瑞说。

“‘大理更商业化’（的说法），每年都有很多声音在说。”魏子清在大理生活了6年，听过不少这样的声音。她认为，今年的声音强烈，一是因为影视剧，二是由疫情期间的凋零反衬而出。

在她旅居大理经历中，房东毁约涨租也不是新现象。

四年前，魏子清看中了一个庭院，和房东商谈好价格，以不到10万一年的租金签下合同。拿着合同去银行打款的路上，房东的女儿联系她，表示要修改合同上的一处小细节。

当她揣着一人一份的合同回到院子，对方直接抢过她的合同，撕成粉碎，并告诉她合同作废。今年，她也曾遇到合约期间房东想涨租的情况。这些事情，让她感觉“像是胸口闷着一座大山”。

大理在变化，但变化的，从来不只是大理。

以前，房东的表姐常和贾柯新一起上山采菌子，参加村内的民俗活动。见了面，她总会大老远就开始打招呼。五六年前，在一波商业潮下，村内很多人开始建民宿，房东的表姐也一样。

建民宿本不是件坏事，可民宿建完后，人的状态就跟生意挂钩。后来，碰上疫情，民宿租不出去，房东表姐整个人肉眼可见的焦虑，“头发发白得很厉害，几乎就不会看到他们去唱歌跳舞”。贾柯新说，他看到太多人，因民宿生意而愁眉苦脸。

有的村民贷款建房，背负了百十万的债务，情绪随着民宿的生意波动。苍山脚下的房子，有的只搭建了一个框架，钢筋水泥裸露在外，至今仍处于停工状态。

搬进大理的人，也难以保持旅居大理时的初心。

来大理前，杨晓露是望子成龙的“虎妈”。儿子3岁后，她就给孩子安排上了早教音乐启蒙、美术和英语班。

“别人的孩子学了我们也要学，不能被别人落下”，孩子必须报什么班、必须学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水平去考什么等级证书，一直是她焦虑的内容。

到大理后，她学着不再“鸡娃”，不再需要孩子“非常拔尖”。孩子奔跑于大自然中，释放天性。而她，也不再沉陷于赚多少钱，做什么投资，不用顾虑衣服有没有穿旧、服饰是什么品牌，“就随便穿，旧衣服也好，扎染的衣服也好，穿什么都行”。

但今年，小孩即将上小学三年级，杨晓露又变回了那个焦虑孩子教育的母亲，有了赚钱的想法，“大理有点过于安逸了”。和其他在大理的有娃家庭一样，他们焦虑孩子的未来，好像只是“换个地方鸡娃”。

她接触的一些家长，正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离开。而她也开始担心新式教育下，孩子的学科教育会因此疏忽，“以后如果进入国际教育，或是再回到公立学校，那就很难衔接得上”。

在她看来，大理是座围城，“我们在这里生活够了，我们就想出去，外面的人没经历过，还是想来”。

她计划明年离开，到昆明去。在此之前，她决定再将大理周边、滇西走一遍，也让孩子把能考的等级证书考下来，为去昆明的学校做好准备。

来到大理，再离开大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实际上，刚到大理定居的第一年，32岁的魏子清经历了“来到大理，离开大理，再重新回到大理”的三个阶段。

她说，到大理定居，并非情怀所致的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正式定居前，她每年都会来大理度假，少则半个月，多则超过一个月，这种习惯持续了近10年。这是她向往的地方。

山水养人，一切都充满新鲜和趣味。刚来大理的第一年，她结交了很多新朋友，自然而然地沉浸于各种社交。“今天有人喊你请饭，明天有人喊你喝酒，后天还有人要你通宵唱歌”，晚上和朋友们侃侃而谈，吃喝玩乐至天亮，再睡一整个白天。

生物钟颠倒的日子持续了半年。直到有一天，肠胃发起了“抗议”，她看到了镜中的自己憔悴不堪。像是一瞬间清醒，她意识到，这不是她来大理的初衷。北京的朋友们劝她尽快离开大理。

魏子清回到北京，尝试重新在北京生活。可叫外卖时，她会发现，价目单一下涨了两三倍。和朋友聚会时，要考虑双方距离、是否加班等问题。成功约好时间后，还得堵在路上，最终花上两个小时才能见上一面。而在大理，只需要在群里发个消息说今晚去谁家院子吃饭、烧烤，十分钟就能实现。

在北京待了一两个月，她重新回到大理。她有意减少社交，想更多地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一待，就是6年。

今年9月13日，魏子清回到北京。落地当天，她在超市逛了一圈，又在平台外卖了些食材。她才发现，大理部分产品的物价比北京还高，“像牛肉，大理43块、45块一斤，好一点品质的到48-50的都有。但昨天我在北京看到的牛肉一斤33（元）”。

但在古城生活的这些年，身处旅游区的她似是温水里的青蛙，毫无察觉。

道路拥挤、房东毁约、物价升高，这些并不是“老大理”们离开的全部原因。正如四年前，房东毁约时，魏子清没有选择离开。今年，房租没有上调，而她决定离开。

即使她觉得大理的生活很适合从事自媒体、珠宝设计工作的自己，但她也因此陷入了“低欲望”状态。

没有了让事业“再上一层楼”的拼劲儿，这并不适合她，“之前几年，我觉得真的虚度了”。未来，她还是会把大理当作度假的后花园，只是不会再长期居住。

贾柯新看到过很多裸辞到大理的人们。因各种原因，有的人很快会选择离开，但离开前，他们表示将来会以更强的姿态归来，“但很多人离开的时候就来一句，和我想的不一样”。

可大理，从来不是一个乌托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正如段瑞瑞觉得大理的内核一直没变。“各种概念都是别人赋予它的，你觉得它普通，它就是全国万千个四线小城镇里的一个，你觉得它神圣，它就很神圣”。

（应受访者要求，杨晓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