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科技翻译：实践、解释与启蒙

晚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活动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轻松和自由的空间，也有益于拥有救世情怀的先贤参与多样化的科技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一批以徐光启、李子藻、杨廷筠、王徵和李天经等为代表的先贤，他们主张探寻经世致用之学，便将西方传教士引入的科学技术作为首要选择，主动向传教士学习并吸纳西方科技知识和思想，并开展会通中西的科技翻译实践，译入诸多经典著作，进而掀起了“科技翻译”的热潮。同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以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汤若望等为代表，他们与晚明先贤进行科技交流从而推动了晚明的科技翻译实践。

利玛窦和徐光启

晚明，西方传教士携带的西书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卷帙浩繁且领域众多，其中以西方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器为突出代表。此时，晚明先贤参与到这一科技翻译实践。晚明中西交流中“西学中渐”占据着支配地位，“中学西传”占比较小，形成的文化逆差促使我国更强调求异求新，寻求价值的特殊性以此探求自我更新的动力。

1.

算数之学的复兴‍

我国古代数学自先秦以来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到了唐代，国子监内便设置了算学馆，并以“十部”算经作为课本，其中便包含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等经典著作，此时也出现了众多著名的数学家。然而，在宋明之际，理学占据话语霸权，崇尚空谈心性之学忽视经世致用之实学，将数学引入神秘主义，并掺杂着非科学的成分，认为数学能“通神明，类万物”，自此神秘主义的象数学更为系统化，外加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事，这便造成数百年间算数之学处于荒废停滞的发展阶段。徐光启在接触西方数学之前，便对我国传统数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考察了我国传统数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直至与利玛窦相遇，在开展交流研究时发现了《几何原本》的重要价值，便坚持将其翻译进来，并强调“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于是采取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受的方式，反复辗转推敲，重复订正，凡三易其稿，以至文句显明。最终，二人将《几何原本》前六卷率先译入我国，促使中国学者了解到与传统不同的另一种数学体系。这种严谨的演绎逻辑论证结构和公理化方法，这有利于弥补传统数学的缺陷，实现“法而系于义”。同时，他们还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以明几何之学对于测量之法的理论补充以及中西测量新旧之法的比较，内容条理清晰、逻辑连贯，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补充。另外，李子藻与利玛窦合作编译《同文算指》，介绍西法的笔算，其中包含加减乘除、开方和相关的练习题，另外还翻译了《圜容较义》，重点阐述几何相关的问题。此外，李子藻也与罗雅谷、利玛窦共同译入《比例归解》《测量全义》两本数学著作，更是独立翻译《实用算术纲要》，以此加深对算数之学的理解。

《几何原本》

2.

天文历法的革新‍

古代统治者常将天文历法与一个朝代的昌盛兴衰和国家政权紧密联系起来，这便决定天文历法仅能依靠专门的人才或机构进行研究，决不允许个人私下习之。明初沿袭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继而颁布了《大统历》，而在260年以来，历官一毫也未能增损，因循守旧，按法推步。直至晚明，推算日月交食时刻往往差缪，校验不准，误差渐大，倡导修历的声音频频出现。此时，西方的罗马教皇在1528年颁布了新历，即当前使用的公历，其精确程度远超当时的《大统历》。西方传教士与徐光启、李子藻共同编译《崇祯历书》，该书直接参考借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第十一章，并援引其中的17项观测记录用于论证，同时，在“法原”部分系统引入一些天文学理论和方法，重点阐明第谷、托勒密和哥白尼的贡献，并且大量天文表则和具体计算都是以第谷体系作为参照。这一系列的改历实践体现出士子“熔西人精算，入大统之型模”的有效尝试，积极吸纳、借鉴、融合西洋历法的先进之处革新旧历。徐光启和熊三拔合作翻译《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详细了解到西方天文学中的经纬线和赤道线，以及相关的天文仪器，以便纠正推算的错谬之处。此外，李子藻还与利玛窦共同翻译《浑盖通宪图说》，介绍了早期的画法几何与西方天文仪器，比如简平仪和星盘，不断丰富推算测量工具和实际操作方法。

《崇祯历书》

3.

制器技艺的创新‍

这一时期，我国大部分机械工艺比较发达，印刷术、制印和制墨工艺有一定的发展，但仍需不断地精进创新。1626年，王徵进京补官并遇见在京奉旨修历的西方传教士龙华民、汤若望和邓玉函，交谈中，王徵便以《职方外纪》中关于“奇器”的内容向传教士请教和求证，最终获得了肯定的答复，并希望能够阅览此类书籍，经查阅后便发现书中关于奇器之说不下千百余种，并且所记载的器械具有种种妙用，习之则令人心花开爽，便立志将其翻译进来。邓玉函、王徵二人合作翻译了《奇器图说》，此书主要介绍物理中的力学、重学及其应用方法，都是裨益民生之学，“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其中，有器多用力小转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远，或资修筑，或运刍饷……诸奇妙器无不备具。经过对该书的翻译和学习，王徵还编写了《额辣济亚牗造诸器图说》《守御器具图说》两本著作，旨在制作防御性的军事机械，并将部分军事机械和民用工具广泛介绍给社会大众，改良民众生产的器具，比如连弩、活揭竿和活木。王徵从译入、借鉴西方技艺到主动制造并改良科技巧器无疑推动着我国制器技艺领域的创新发展。徐光启向熊三拔请教西洋的水利技术，之后便合作译介《泰西水法》，将西洋取水蓄水技艺以及几种常用的取水工具引入我国。此外，杨廷筠、徐光启和李子藻主张在军事上引进并制造西方的红夷大炮，增强防御的军事力量，并且也有其他学者引入《火攻挈要》《神器谱》等军事技术类书籍。晚明先贤都力主制器技艺的实用性，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开展济民救世活动。

晚明先贤的科技翻译实践，将诸多西方经典科技著作译介进来，其中积淀着大量的新知识财富和新思想。为了发掘并阐扬科技翻译背后的意义，深入理解其内涵，拟从“译何”“为何译”“如何译”入手，展开多角度诠释。

1.

汉译科技术语的引入‍

晚明科技翻译中最突出的则是西方数学的翻译，以及王徵关于物理力学的翻译，这一翻译内容有利于我国传统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学科的发轫，起初是学科术语或概念的传播，其后才是系统知识的借鉴吸收以及学科的建制以。一方面，西方数学相关术语的译入有助于晚明算术之学的发展。徐光启和利玛窦创译了平面几何学中的汉语译名，比如点、线、曲面、平行线、四边形等术语大部分的汉译术语仍沿用至今，甚至影响到了日本诸国。李子藻与利玛窦在《同文算指》中也合译了开方、平方、约分和通分等术语，促进数学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物理学中力学术语和机械术语的借鉴与创新推动着这一领域的发展。基于翻译这种交际活动，译者理应充分尊重目标语的译入，视具体情况采取“套译以求同”“仿译以求似”“创译以求新”的方式。其中，王徵在译介《奇器图说》时便灵活运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输入了“重心”“杠杆”“支点”“流体”“天平”等重要术语，并且部分术语至今仍被使用。

2.

几何之学基础性阐释‍

《几何原本》乃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不用为用，众用所基”，这清晰阐明了几何之学在众多领域中的基础性地位。几何之学又称“度数之学”，其中大致包含算、量、律吕和天文历法四种学问，且由此又可衍生出百家有用之学。充分体现度数之学可旁通十事，更是“万学之基”的地位。徐光启发现自然现象中存在着量的特性和关系，但凡与量有关的地方都将运用到数学，“自羲和治历暨司空、后稷、工虞、典乐五官者，非度数不为功”。在《屯田疏稿》中，采用数学统计方法，条理清楚地阐述蝗生之地、蝗生之时、治蝗之法。这充分体现数学在不同科学技术领域的有效运用和内在价值。在社会科学领域，徐光启在审查人口资料时便发现人口正呈现成倍增长之势，即三十年增加一倍的“生人之大率”，这将出现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客观规律，从而提出了“人口增值率”这一概念，这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要早出两百年。足以反映出数学对人口估算的实用价值。同时，徐光启也利用数学方法对比分析了洪武中至万历甲午年食宗禄之人，便揭示其潜在问题，并用简要的数据进行清晰阐述，以此增强《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论证的说服力。

3.

兴国利民的根本要旨‍

在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下，晚明先贤聚焦于西方实用的科学技术类题材，比如数学、火炮技术、制器、农艺，并且原著选择主要集中在某一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的著作，最后再结合我国的实情进行创译。注重译文的表述和呈现方式，契合国民的阅读方式、认知习惯和现实需要。译者往往不会照搬源文本，重现其原貌，而是恰当变换表达方式，迎合本国的实情开展本土性的创译实践，这并非想改变原作，而是力图要使译作尽可能在整体上忠实于原作。《奇器图说》的翻译正是如此，主要是以知识应用为主，以理论介绍为辅，重点突出应用性，并以图解加文字的方式通俗、精细地展现相关奇器的构造和功用，符合我国预期读者的特点，增强科学技术的有效普及。

4.

合译模式的巧妙运用‍

晚明先贤主要选择“西士口授，国人笔录”的合译模式，推进中西文字的“合和”，自然推进中西“学问”之融合，以士子熟悉的思想符号表达西方思想。利玛窦在翻译《几何原本》时亦发现“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肄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说明这无力独译，最终才采取二人“合译”的方式。在翻译过程中，徐光启发挥了“译者意识”，有效体现译者在与文本对话时的选择过滤作用。这就避免双方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造成译本的深涩难懂以及异域思想的恶意渗透，充分体现我国译者的能动性和创新性。李子藻与利玛窦在译介《同文算指》的过程中也积极参考《算法统宗》《神道大编历宗算会》，并掺入本土的知识进行补充，彰显合译模式下本土译者的能动意识。王徵与邓玉函编译的《奇器图说》中，王徵的图文镶嵌做到了语言和图像在目标语图例规范和语言规范的一致性，有效传递西方科技知识，保障译著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为防止偏概全和一隅之说，利玛窦对《几何原本》注释选择性译入，删掉具体数字的算例，只译出部分注文，不关心译入内容和中国传统数学知识及其表现形式的相通性，仅将其视为输送天主教义的中介。

晚明西方科技的译入和诠释带来的知识与文化交流揭示出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输入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和思想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启蒙。

1.

近代科学思想的萌芽

在语言和文化的对接、转化过程中，也触发近代科学思想的萌芽，不断革新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

其一，“因既明，类推其未明”演绎推理思维的引入。程朱理学曾提倡通过经验实践以达到顿悟的方法，这一过程具有主观臆想倾向，然而，自徐光启将演绎逻辑思维的科学思想传入我国之后，便积极倡导科学客观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几何原本》清晰论证了命题的演绎过程，即“题论之首先表界说，次论公设，题论所具。次乃具题，题有本题，有作法，有推论。……乃以前题为据，层层印证，重重开发，则义如列眉，往往释然而失笑矣。”通过界说和公论次第有序地开展逻辑推导，阐明事物隐秘之理，促使“至晦”“至繁”“至难”的数理变得“至明”“至简”“至易”，这种科学的演绎推理思维方式革新了传统经验式的弊端，即中国传统数学偏重经验性运算轻视逻辑证明、偏向主观臆断轻视客观实践验证的缺陷。显然，形式逻辑思维方法极为强调论证之“显明”，力图揭示“确然不易之理”，使之有理有据，这一思想极富近代科学色彩。

其二，实证科学方法的倡导和运用。晚明学者在译入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也展开相应的实践活动，以验证科技原理或理论的正确性。在译介《泰西水法》时，徐光启不仅加强相关取水蓄水用具的制造，而且及时将器具付诸实践，验证理论知识正确与否，以便加以推广，将实验的数据赋予“实证”性质。此外，徐光启也强调“言必证实”“求精责实”，既需要通过实验数据论证观点，也需要考究历史文献进行佐证，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虽然将二者尽归“实证”范畴与西方近代的实证科学方法存在差异，但是其提出的“由数寻理”以及强调实践验证的方法仍具有近代科学方法的革新之意，亦是近代科学思想启蒙的重要体现。

2. 

科技翻译思想的形成

晚明以徐光启“翻译-会通-超胜”思想为核心，给予译者深刻的启示。徐光启对翻译的理解便是学习并通晓西方科技文化，并基于对其的理解用汉语进行准确表达，这便需要译者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语言功底以及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会通是翻译的核心所在，通过中西学的借鉴融合，主张从语言的学习和理解上升到文化和社会的交流，兼顾“源语中心”和“译语中心”，并平衡好目标文化和源文化的交融程度，实现源语言在目标文化中最恰当的贯通方式。以此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实现译作延续原作的生命力，被后世所诠释和训诂。“超胜”作为翻译的最终旨归，不仅赋予原著新的生命，更是对陈规旧学持续修正的积极探索。晚明科技翻译思想的形成对后世的翻译活动不仅具有启蒙作用，更能促进译者形成先进科学的翻译理念，从而构建翻译理论，为创新科技翻译思想并推进科技翻译实践奠基。

另外，我国曾奉行“巫医乐师百工之流，君子不齿”的封建价值观念，轻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未将其与学者对道德完美的追求以及阐释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研究内容并列齐驱，只是简单将技术与工程视为服务社会的技艺，并且以经世为目标的社会并不特别鼓励超越现实需要的技术创新，以及晚明统治者对科技发展仅停留在兴趣爱好层面，未能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最终便导致科技价值未能凸显并且其创新发展的需要缺乏应有的支持。王徵便发现：“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他对制器技艺类的翻译直指兴国利民，凸显科技翻译的重要性。

3.

社会科学翻译的深思

在西学翻译中，我国首先选择了科技方面的内容，且主要集中在器物传播的实物层面，接着是社会政治与制度，翻译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尤其在翻译内容中制度移植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于是，清末民初逐渐增强对西学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关注和翻译，最后才是全面吸纳西学，涉及格致、政事两途。“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政治之本，富强之由。”在社会复杂因素的制约下，科技翻译并未对濒危的明王朝发挥起死回生之效，因为这始终未触及社会腐败的根本，没有吸收借鉴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忽视软性的文化政治和制度因素，从根源上革故鼎新，致使明朝最终走向衰败。直至清末，不少学者在关注科技翻译的基础上也逐渐转向西方政治和制度的学习。其中，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强调“译书”的重要性，并且亟宜讲求“政事”之书，对科技制造类书籍的选择也秉持前沿性和时代性，主张及时更新、适时应务。

此外，严复意识到政事之重要性，于是连续发表多篇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的文章，比如《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同时也发现“西人之所以立国以致强盛者，实有其盛大之源”，指出西人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其强盛的关键。

晚明科技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实践中熠熠生辉，为后期构建中国翻译理论、建立中国翻译话语权和对外话语体系夯实基础。

END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年第45卷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