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汉廷：民企创新的三种角色
导读
9月21日，在经济观察报举办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第一期“民营经济创新角色与使命沙龙”中，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领军人才、研究员房汉廷表示，民营企业创新问题可以从三个三的视角去观察，即：从三大理论看民营经济创新的有效性；从三大文明阶段看民营经济创新的时代性；从三大细分群体看民营经济创新的担当性。
在房汉廷看来，创新理论诞生一百多年，走过了精英创新、大众创新两个重要阶段，当下已经成为每个公民的天然权利，更是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理论基础。要创新，就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关闭生产要素扩容的窗口，更需要给予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创新的空间和时间。
房汉廷表示，民营企业这个大群体，不仅有能够担纲“小创新”的众多“铺天盖地”小微企业群体，而且有能够担纲“精创新”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继而在相当多的领域还有可以担纲起“大创新”的“顶天立地”企业群体。
以下内容根据房汉廷沙龙中讲话整理：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有关民营企业创新角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的困惑，有些是理论上的认识问题，有些是现实中的立场问题，有些更是“把水搅混者”的误导问题。
针对“民营经济在创新上的作用和特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三个理论可以证明其合理性与有效性。
第一是生产力理论。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生产力是否提高，这是一个硬标准。今天看民营企业发展，我们常说“56789”，这个成效也证明了民营经济从0成长到如今的状态，说明它能够释放和创造生产力，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的标准。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我们甄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国的规模化试验，已经充分地说明它们依然是现阶段最具有释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重要生产方式。
第二是“实事求是”理论。今天中国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在短短几十年时间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充分证明其作用是有效的。如果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内核，就应该承认多种所有制竞争的有效性。
第三是创新理论。1912年熊彼特发表《经济发展理论》，由此拉开了创新理论的序幕。创新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打开了生产要素的内涵与外延，使以往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论成为历史的陈迹，使一切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财富创造产生正效应的要素，都可以通过企业家的创新行为转化为生产要素。例如，我们在二十大报告中，已经明确将生产要素，从以往的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扩展到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创新理论诞生一百多年，走过了精英创新、大众创新两个重要阶段，当下已经成为每个公民的天然权利，更是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理论基础。要创新，就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关闭生产要素扩容的窗口，更需要给予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创新的空间和时间。
纵观人类文明史，主要经历的阶段是三段，一是农业经济，二是工业经济，三是数字经济。农业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工具驱动，即人类通过规模化制造和使用工具，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开拓土地、驾驭牲畜、改善生产的能力，促进了种植农业和畜牧农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因工具制造和使用而驱动的经济文明，可以视为工具型文明或一维文明，其驱动的经济增长开启了算数级数增长模式（农业经济——工具驱动=一维文明，工具单一乘数的算数级数增长）。
工业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人类在制造工具与使用工具能力提升的同时，创造性实现了对能源的规模化、标准化使用，特别是电力的发现及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这种由工具和能源双轮驱动的经济文明，就是工业文明或二维文明，其驱动的经济增长开启了乘数级数增长模式（工业经济——工具×能源驱动=二维文明，即工具与能源互为乘数级数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全面扬弃工业经济。数字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在工具驱动、能源驱动基础上，又出现了数据驱动。数字经济是信息革命的成果，数据驱动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动力。这种由工具、能源、数据三元驱动的经济文明，就是数字经济文明。其驱动的经济增长开启了指数级增长模式（数字经济——工具x能源x数据驱动=三维文明，即工具、能源与数据共同创造的指数级增长）。
中国曾经是农业经济的领跑者、工业经济的跟跑者，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已经下出了“先手棋”。仅以中国大陆为例，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0%，持续保持在10%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预计到203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100万亿元。
中国为什么会在数字经济时代能够异军突起，实现“换道超车”呢？简要归纳下来，一是市场的有效性，二是民营经济的创造性。从市场的有效性看，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政企分开”“政市分开”得到了有效落实，激发了民营企业创业创新创富的内在动力。
同时，随着中国成功恢复国际贸易组织席位，大量国际创新要素，特别是信息技术以及商业模式涌入中国，为中国的大众创新输入了规模化外部资源。从民营经济的创造性看，互联网的兴起让一些先知先觉的中国企业家看到了全新的生产要素和商业模式，使其企业家的创新意识逐渐转变为现实行动，于是诞生了今天影响重大的一系列互联网企业，为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下出了“先手棋”。民营经济的这种创造性不仅源自资本的逐利性，更多的是源自企业家精神的探索性和冒险性，使其与数字经济时代产生了一个双向奔赴的伟大成就。
从三大细分群体看民营经济创新的担当性
创新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源泉，也是每个公民的天赋人权。因此，创新不是某类企业的特权，更不是摒弃民营企业参与甚至主导创新的理由。在国家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早已不是早年的“吴下阿蒙”。民营企业这个大群体，不仅有能够担纲“小创新”的众多“铺天盖地”小微企业群体，而且有能够担纲“精创新”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继而在相当多的领域还有可以担纲起“大创新”的“顶天立地”企业群体。
第一，“铺天盖地”与“小创新”。大众创新的时代，直观表现就是创业创新呈现出一种“铺天盖地”的形态，在各行各业，在各个细分领域，乃至许多未来领域，都有创业者在尝试通过创新获得成功。这种创新，既有技术驱动的，也有商业模式驱动的，创业者们自担风险，自我管理，自我激励。正是因为“铺天盖地”的创业创新行动，在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小创新”难题的同时，也为全社会创造了70%以上的新技术供给和80%以上的新就业岗位。小企业创新的灵活性优势，天然地是微创新、小创新的主导者。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一次民智的大解放，由此也成就了民营企业“小创新”的主导者地位。
第二，“专精特新”与“精创新”。在国际上，欧洲的瑞士、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国家，往往是由一大批具有“绝活”的中小企业担纲着重要的创新任务。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成长，中国也在许多行业的细分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往往“身怀绝技”，在其各自领域担当着“舍我其谁”的角色，是相关领域“精创新”的主导者。据统计，2022年底，中国已经有7万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中达到“小巨人”级的企业有8997家，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达到了59%。
第三，“顶天立地”与“大创新”。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足够多的“顶天立地”的企业作为领军，才能支撑起相关产业的竞争力。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民营企业群体中，已经成长出一大批领袖企业、领军企业，有些企业甚至成为了相关产业的国际领军企业。比如，领袖级企业华为、腾讯、阿里、百度、宁德时代，领军级企业大疆、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均出自民营企业这个群体，超过半数的“中国生物医药百强”企业，90%的“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也都来自民营企业这个群体。在数字经济时代，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不仅要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的潜能，更应该给这些已经“顶天立地”的民营企业参与、参加乃至主导国家“大创新”的机会。民营企业在“大创新”领域，特别是技术迭代快、市场变化快的产业领域，优势更是明显的，效率也更显著的。如华为在移动通信设备及终端上的“大创新”，腾讯、阿里在平台经济、金融科技上的“大创新”，大疆、科大讯飞在无人机、语言翻译上的“大创新”等，都说明中国民营企业中的“顶天立地”者们，已经在“大创新”上也正在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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