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经济学理论的变革力量

米莱胜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借助于自由市场理论所包含的“逻辑力量”。他用这种“力量”征服了选民。米莱的胜选，让我们看到“理论”的力量，看到“理论”对于社会变革的巨大价值。理论的作用，是帮助个体正确选择手段去实现目标，这里的手段就包括“社会”，如人们选择的理论错误，那么对“社会”这种手段的选择就会发生错误。经济学理论的巨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它所具有的这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上。

“社会”是人们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理论（学说）进行选择的结果。假如人们接受了支持计划经济的学说，认为计划经济将会改善他们的境况，那么就像上世纪很多国家曾经尝试过的那样，他们就会选择计划经济；假如人们接受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学说，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走向市场经济或发生转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就像阿根廷这次大选所见到的那样。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将产生不同的“后果”：选择计划经济理论意味着“贫困”，选择市场经济理论意味着“富裕”。理论的选择决定社会的方向，理论选择错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就错了。理论的正确选择，要比“干”重要得多。没有理论的指引，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将如同大海中的船只，任意漂泊，能否实现繁荣，完全依靠撞大运，但更多可能是会沉没。

个体生活在社会中，个体的境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决定的。他不是自动地就会拥有一个使他有机会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他要把这个“使他有机会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得以可能的理论”找到，然后去实践这个理论，这时，这样的社会才会出现。如果人们没有找到这样的理论，那么这种有助于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社会就不会出现。也就是说，这种能够带来普遍福祉的社会，是特定理论的产物。经济学，准确地说，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好地给出了这样的理论。当然，找到这样的理论还不够，还要用这种理论去说服大众。阿根廷的米莱，就是一个说服能力非常强的人。他确实具有一种“独有的能力，能把抽象的概念具现化表现出来。”

变革难以发生，往往是因为缺乏一种理论，去战胜保守的观念，阿根廷变革成功在于找到了这样的理论。如没有这样的理论支持，一个社会就容易回归到过去的状态，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一些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严重的退步，比如从世俗国家再次回到神权国家，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正确的经济学理论没有得到传播，他们变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自然地从传统文化或制度中寻找合法性，固守自己的文化（国家体制是文化的一部分），他们觉得这样“安全”，但这样就束缚了自己的发展。然而，历史不能成为“合法性”的来源，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应该是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假如对于如何实现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理论是无知的，

“理论”必须高于文化和制度等“历史”范畴。即文化和制度必须根据“正确的”理论，即那个有助于产生一个有助于普遍增进个体幸福的社会的理论来进行调整，而不能把文化和制度抱着不放。上述经济学理论，也是法治的前提。人们首先接受某种理论，认识到某种制度对他们有利时，该种制度才会被接受，从而具有合法性。就是说，合法性是理论提供的。

传统知识人并不是用上述“理论”去认识社会（他们对这一理论也是无知的），相反，他们“历史地”（经验地）认识社会，也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认识社会，即没有把对社会的理解建立在确切的理论之上。比如，对这一理论的无知，使他们不能正确认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如唐君毅把国家视为一个“实在”，认为“须肯定社会国家超越于个人”。但是，他把国家视为超越个体的事物，是不符合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如米塞斯所言，“在人的这种行为之外，没有国家。”传统知识人所使用的历史主义方法，使他们把国家视为超越个体的“实在”，这时国家就成为“目的”，而不再是“手段”。把国家视为“实在”，从而视为“目的”，是在传统知识人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观念。

当国家被视为“目的”时，国家的“某种具体形式”（作为制度或文化的一部分）将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对个体而言它会成一种“他律”的事物，即对个体的行为构成一种人为的束缚。相反，如果国家被视为手段，那么将不再拘泥于国家的具体形式。这时更有助于个体幸福增进的国家制度，会因为其所包含的利益被人们所认可，而被自然而然地接受。

对某些国家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想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意味着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理论所提出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保留他们的制度（如传统的国家体制），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如果他们想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那么他们就应该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去重塑他们既有的制度和文化，使他们的制度和文化与这一理论的要求相一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改善人们生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