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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特朗普,能否救得了病危的阿根廷

阿根廷的特朗普,能否救得了病危的阿根廷

时事

从“阿根廷的亚当斯密”,到“阿根廷的特朗普”,

一个国家的“百年孤独”

趁着热度,跟大家聊聊早就想聊的阿根廷的事儿。
根据阿根廷国家选举委员会19日公布的数据,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哈维尔·米莱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当选阿根廷下届总统。
这位米莱素有阿根廷特朗普之称——光听这个绰号你就能知道,这哥们在阿根廷这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家里,他依然是一朵魔幻现实主义的奇葩。
米莱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干足球队守门员的,水平还相当不错,在足球卷疯了的阿根廷能在某低级职业联赛球队混上了首发的位置,当时足球少年米莱的目标是去博卡青年队,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势宛如心电图一般的阿根廷经济又经历了一轮过山车,通货膨胀严重。某天刚发了工资的米莱,算了算账,发现自己挣得这点钱按目前的通胀速度连下个月的早点钱都恨不得要分期付款了。
意识到踢球救不了阿根廷的米莱,终于痛下决心,投身经济学研究,苦读几年之后获得贝尔格拉诺大学经济学学位。从此之后的米莱一发不可收拾,各行业之间跳槽跳上了瘾,先后担任过经济学教授、汇丰银行职员、持股公司顾问等各种看起来没啥关系的职业,但最终让他一战成名、发现自我的,主持一档名为《拆穿神话》的电视广播节目,米莱在节目中完全忘掉了自己当年干守门员时的老本行,化身骂人不留情面的前锋,天天痛斥阿根廷政府腐败无能、瞎指挥经济、滥发货币“脸都不要”等等。
米莱主张完全的经济放任主义(换而言之,也就是传说中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他认为每一届都在向阿根廷人民承诺摆脱困境的政府,其实正是阿根廷始终无法贫穷的元凶。所以他主张大幅裁减一切政府部门、大幅度减税、甚至要废除阿根廷央行和其发行的阿根廷比索,用美元取代只、还有将人体器官买卖合法化等等暴论。
你说他提的这些招,对怎么治都不好的阿根廷能有用么?
难说,但常年受经济不稳定折磨,去年又遭遇一轮比索贬值的阿根廷老百姓,米莱显然是他们对这个国家弃疗前唯一值得一试的指望了。大家看他天天在电视上说的那么嗨,心说那就让他上台试试呗——反正阿根廷的经济,再怎么折腾也不可能比眼下更糟了。
米莱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充分证明了一个不想当经济学家的好守门员,不是好电视主播的道理,但至于他能不能干好阿根廷总统这个地狱难度的新工作,就得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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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阿根廷这个国度,真的是挺奇葩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综合分析了阿根廷经济史之后,曾经有一句毒舌吐槽:“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的确,阿根廷的经济史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悖论。一个国土如此广袤、资源如此丰富、且发展较早、一度已经摸到发达国家门槛的国家,为何突然就在二战之后陷入持续不断的危机之中,这是能让任何一个经济学者都看了致郁的问题。
阿根廷甚至不像日本,日本经济增长的停滞,“逝去的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主要是土地狭小、老龄化、国土面积稀缺,发展到一定高位之后才后继乏力。两者对比,刚富了几天就被打回贫民窟的阿根廷,才更匪夷所思。
但还是让我们试着理解一下阿根廷苦衷吧。
其实,如果上追百余年前,阿根廷的经济,曾经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一声炮响,给拉美各国送来了独立的契机。在经历了该世纪前中叶的军阀混战之后,阿根廷是拉美各国之中最先意识到应该沉下心来发展经济,开始向着富裕起跑的。这一点得益于“阿根廷设计师”的胡安·巴蒂斯塔·阿尔韦迪。
说起来,阿尔韦迪年轻时代的经历,与如今刚当选阿根廷总统的这位米莱倒是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是目睹了当时阿根廷的混乱下定决心钻研学问,寻求救国之道。他在1838年获科尔多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开始系统的研究美国宪法,试图从这个美洲当时唯一走上良性发展之路的国家那里,寻找让阿根廷脱困的药方。
研究的结果,是他在1852年写成了《阿根廷共和国政治组织的基础和出发点》一书,在这本书中,阿尔韦迪认为,阿根廷唯有学习美国,建立宽松的联邦政府,最大限度吸引外资与移民,并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才能够摆脱当时的乱局。政府的过度管控和干预不仅起不到好效果,反而只会越管越乱——
阿尔韦迪的名言是“没有比政府更糟糕的农民、牧场主、商人、工匠……”换而言之,只有把经济的自由还给人民,阿根廷才有希望。
这个观点,在今天的世界上也许并不鲜见,但你要知道那是1852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才出版了不到一个世纪,鼓吹彻底的自由放任、并愿意遏制扩大自身财权冲动的政府在全球除了英美之外几乎找不到。
而阿尔韦迪是幸运的,当时靠着军队扫平四方的“阿根廷华盛顿”乌尔基萨将军刚好是个喜欢读书、琢磨事的人。
他在看了阿尔韦迪的那本小册子之后对其惊为天人。立刻邀请参与1853年新宪法的制定,并最终成为总统顾问。阿尔韦迪因此得以有了舞台,系统的实践自己基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理想。
于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阿根廷的经济进入了恢复和发展期,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发轫的东风,阿根廷经济开始腾飞。
1880年起,尊崇“阿尔韦迪主义”的国家自治党开始在阿根廷长期执政,从1880年当年一直到1913年一战在欧洲爆发,在开放经济+移民+出口导向三驾马车的拉动下,阿根廷连续33年年GDP增长率维持在6%以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1908年,阿根廷人均收入就已经超越德国、加拿大和荷兰,全球排名第七。到了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达到3800美元,超过了英法。甚至直到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和意大利,与德奥大致相等。
那时候,许多欧洲人移民美洲的第一选择不是美国而是阿根廷,“你像个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成为了当时的一句流行的赞誉——大约跟现如今说你“家里有矿”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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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根廷的经济奇迹当中,其实潜藏着巨大的危机。首先是高速经济增长产生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由于1853年宪法是阿尔韦迪等人参考美国宪法制定的,所以该宪法最大程度上鼓励了“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类美国梦,尤其是1880年之后以农业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让代表乡绅的农场主们获益最巨。
当然,在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贫富差距问题是被掩盖掉的,富人手中源源不断的热钱会逐渐渗流到社会中下层当中去,再加上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阿根廷维持其稳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1929年经济危机,最终结束了阿根廷经济的美好时代,尤其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各列强纷纷构筑贸易壁垒,来自欧美的农产品、矿业订单一度急剧减少。
此时阿根廷的经济增速骤然放缓,整个社会如同一辆自行车一般,在低速状态下开始无法保持稳定。
这种情况下,日渐坐不住的阿根廷政府,终于忍不住违背了阿尔韦迪的告诫,开始下场插手干预。
首先是1930年代,在经济大萧条中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何塞·费利克斯政府试图效法罗斯福新政,通过政府干预推动阿根廷工业化发展,但画虎不成反类犬,由于政府缺乏足够的市场感知里,费利克斯政府所助推的那些工业项目最终都赔了个底掉。过高的税收反而挫伤了阿根廷原本赖以发展的农业、畜牧业和工矿业。
1946年,胡安•贝隆当选总统,这位后来因为其妻子贝隆夫人而广为人知的总统其实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但可惜的是,对于正在关键时刻的阿根廷来说,这个总统过于有想法了。
当时正值二战结束,世界各国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么加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然而贝隆却毅然决然的走上了未曾设想的“第三条路”。他号称要维护工人的利益,但同时又要与苏联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在贝隆的力推下,阿根廷原本赖以立国的阿尔韦迪自由贸易被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同时限制农产品出口、并对富人征收极高的税收、限制民间资本的再生产投入,并通过没收、征用、赎买、强制入股等方式建立起了体系齐全、工人福利极高但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试图再度启动工业化。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当然知道贝隆这么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取死之道”,无论是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投资、征收高额赋税,还是普及全民的高福利,都需要一个全能政府。但正如阿尔韦迪所预言的“没有比政府更糟糕的农民、牧场主、商人、工匠”了,在其1946年上台到1955年第一次下台不到十年之内,阿根廷的经济如同倒栽葱一样,第一次掉头向下,并首度出现了因政府增发货币而出现的恶性通胀。
更糟糕的是,贝隆的执政和受迫下台,以及之后再度的短暂执政。开启了阿根廷之后一个持续七十年的长期争论——左右两种经济学思想,到底谁说的更对?到底是要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到底是高税收、高福利、先实现社会公平?还是低税收、低福利,先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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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阿根廷,就始终在这个旋涡里打罗圈架,通过选举或政变、左右两翼轮番上台又彼此拆台,却谁也干不爽利。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特别搞笑并如贝隆将军一样“想法过剩”的人,比如八十年代初当政的加尔铁里,面对左右两翼的共同反对,国内经济的一落千丈,他又效法贝隆提出了个“第三条道路”——对阿根廷来说,国内的什么经济发展、派别之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复马尔维纳斯岛!
善意的解读,老加可能原本试图这一场在他看来稳赢的战争收获权威和民望,让左右翼都服膺他了以后再放手推动改革。但他没想到的是,大洋彼岸当时同样有此窘境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正需要这个机会。于是日薄西山的大英垂死病中惊坐起了一回,用一场英阿马岛战争,结结实实的证明了一把,什么叫瘦死的骆驼依然比瘦死的马大。
此后阿根廷经济就彻底万劫不复了——1983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0000%
1992年,阿根廷政府又搞了个大新闻,他们宣布搞“币值改革”,规定1新比索=10000000000000旧比索,一口气消了货币上的130。也正是那个钞票成废纸的时期,把守门员米莱硬生生逼成了经济学家。
拉美诞生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而如今,真实的历史也给了阿根廷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幕。这位新总统米莱,无论人生经历、心路历程还是其政治、经济主张,都高度复刻了“阿根廷设计师”阿尔韦迪的思路,只不过观点比其更激进了一些罢了——
阿尔韦迪当年说政府不能抢农民、商人、工匠的活儿。
而眼下这位新总统米莱则说,政府连发行货币这种本职工作都做不好——事实上,仅就阿根廷政府而言,也确实没干好。
可是,如果阿根廷从1930年放弃阿尔韦迪到1923年迎接米莱,这近百年的历史仅仅是绕了一个圈,那期间花费无数时间、精力,无数家庭财产的灰飞烟灭,无数派别间无畏的攻讦、争夺,无数哭泣后的欢呼、欢呼之后又再次哭泣,又所图为何呢?
这一切,难道真的是一场《百年孤独》吗?
更可悲的是,阿根廷即便经历了这场“百年孤独”很可能也无法再重回昔日发展的正道了——因为数十年的争论之中,这个国家原本逐渐培养起的妥协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左右翼之间世仇。米莱此次大选中的对手,中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尔希奥·马萨在承认败选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从今天起,维护阿根廷稳定的责任,被交给米莱了”。
你仔细品一品这个发言,并想想米莱能不能再阿根廷眼下这种“你做饭,我拆台”的政治氛围中推动他那些诸如“大幅减税、削减福利、废除央行、废除比索、改用美元”的激进改革……
我觉得这比让中国男足赢阿根廷难多了。
是的,自由与稳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许就像贞操一样,一旦失去,就很难再寻回。
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1946年,当贝隆将军上台,当这个悲剧刚刚开始时,彼时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刚刚出版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这本书里,哈耶克曾如是说:“那些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近百年后再回首,哈耶克的此语,与阿尔韦迪的判断一样,对阿根廷来说,难道不是一个精准的预言吗?
不必为阿根廷哭泣,只但愿,这样的国家悲剧,不会再有后来者。
阿根廷,一个国家的百年孤独。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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