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飞廉｜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云梦泽，常常让我“震撼”
《云梦泽唉》是“新乡土写作”代表作家舒飞廉献给乡园——南中国腹地“云梦泽”的散文精选集，创作于疫情前后四五年间，近日，由活字文化策划，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
《长江丛刊》杂志副主编方蔚老师在与舒飞廉的一次谈话中，论及当下乡土作品的现状：“很多（人）书写的其实只是记忆中的乡村，是对旧时光的怀念，是对田园生活的诗意向往；另一部分是多年后偶回乡村，看到巨变后有些触动，摹写赞叹。而您如今虽在高校任教，一年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老家，与村民们聊天、观察，也参与到他们的日常中。这样不断重返乡土的经历，让作品更鲜活。”
当生活中的一个面向在乡村里展开，舒飞廉的写作不再只是“回忆”，而是当下真切的实践。乡村以一种巨大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向舒飞廉显现出来，成为创作中的源头活水。同时，面对这种复杂性，新的乡土与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也成为舒飞廉持续探索的命题。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舒飞廉和方蔚老师的对谈《咏叹、提问与召唤——从〈云梦泽唉〉谈开去》。文章涉及作者对文学“轻重”“雅俗”及新乡土写作的看法，呈现出作者近年在写作观念上的新变化，有助把握《云梦泽唉》在其作品序列中的特别之处。
咏叹、提问与召唤
——从《云梦泽唉》谈开去
本文原刊《长江丛刊》2023年5月
方 蔚：飞廉老师，祝贺您的又一本散文集出版。这本《云梦泽唉》是继《飞廉的村庄》《草木一村》《草木一集》《云梦出草记》后，您的第五本乡土文集吧？作为一位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能否介绍一下《云梦泽唉》与您之前的作品有哪些不同呢？
舒飞廉：谢谢方蔚老师的提问，给我一个向自己“溯源”的机会。《飞廉的村庄》已经有二十年了，回想起来，好像只是一刹那，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又稀少的中年人。这种时间的体验，也说明过去的二十年里，在我们的国家，时间是被高度压缩的，在历史转折的激流里，有一种“瞬息全宇宙”的感觉，却又有一种永恒感。《飞廉的村庄》最早是作为一个每天更新的帖子，发布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版区，陈村老师他们将之作为“网络文学”兴起的一个标记，我是同意的，很多段落，是在回复框里写出来的，也与网友们有共同在场的讨论与交流，这样的一种互动性，让文本是在某种追忆“八十年代”的共同在场氛围中生成的。也写得很轻，一方面是作为“电子文本”的轻，一方面也是由传统的批判的伦理的乡土文学里有了转向，乡村的风物作为 “永恒的事物”，通过身体与感官，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简单而真挚，所以还是蛮动人的。
《草木一村》是《飞廉的村庄》六七年之后的修订版，除了陆续添加的一些青枝绿叶，又特别增补了“乡下论语”等内容，一些“民间故事”的注释，等于是在风雨雷电、草木春秋之外，加入了本地的风俗与话语，文本显得复杂了，“有文化了”，再版的编辑又要求将内容作了分类，所以这个修订版显得很有条理。我弟弟读过后，觉得没有第一版好。我当时不太同意，现在觉得他有道理。那时候我试着用民俗学与人类学的思路，将文化与符号堆在乡间的风物之中，并不见得就是好事。
《草木一集》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段，我自己写的一些散文的合集。当时方方老师看到《飞廉的村庄》，觉得不错，要我给《长江文艺》写点东西，参加省作协的“家乡书”计划，我又被“豆瓣社区”与北京、南京的两个时尚杂志约写一点草木与节令题材的专栏。我有时候下乡看看，有时候是抄资料，因为要赶进度，写得很快，很随意，很聪明，很浮夸，是“自我哀怜”“消失的故乡”之类的滥调，现在看起来，这些稿子都不好，那时候，文汇笔会的周毅老师批评我，说我写得很流利，我听了很难受，决心改。
照片由作者提供
现在这个《云梦泽唉》是吴艳萍老师提出来的，她在微信里与我讨论，觉得我特别爱用“唉”这个字，因缘和合，避实就虚，就有了《云梦泽唉》。除了锚定在“云梦泽”这样一个场域，这个书名还描述出了作者身临其境的复杂体验：一方面是咏叹，就像楚剧中特有的“悲迓腔”，对真实不虚的过去的追怀诉过；一方面是召唤，像复祭中的“召魂”，希望以一种新的方式在家乡重新生活下去，以尽余生；一方面又是提问，面对一种复杂性与可能性，新的乡土与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其实我自己也是不太知道的，它只是在筹画生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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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泽唉》舒飞廉 著 / 活字文化 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 / 2023年
方 蔚：您刚提到乡土写作，通过身体与感官，自然而言的呈现。哲学家梅洛·庞蒂曾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在您对写作的论述中也提到过“向世界敞开我们的身体”。我理解的这种敞开我们的身体，不仅仅是我们在写作中运用通感的艺术手段去呈现，也包含着我们如何去感知、认知这个世界的，即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您是否愿意就这个问题展开阐释一下您的观点呢？
舒飞廉：我业余会读一点西哲的书，主要是在现象学这一块，这里面有一条由康德到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德里达、斯蒂格勒等人的线索，我自己的创作，可能也受到这一学脉的影响，比如康德讲的“物自体”，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海德格尔讲的“亲在”，德里达的“延异”，斯蒂格勒讲的“第三持存”，其中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对我也有启发，他提“世界的散文”“世界之肉”，人向世界敞开自己的身体，我们的感官已经具备一种元结构，激活并重构这一结构，以期形成对世界新的主动的活生生的认知。这些思想迁移到我自己的创作里，我觉得，有可能对乡土达成一种“深描”：我自己的身体，我的记忆，是如何与乡土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交织有身体的“元结构”，也有空间与时序的分环勾连。事实上，海德格尔描述的“时间的绽放”，也常被我当作方法：事物的意义是面向当下，在承继过去的传统，回应来自未来的提问的“当下”时刻，“绽放”出来的。我在乡下散步，观察人与事物，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确立意义，生成文本的。我在小说《团圆酒》里面，引用过梅洛·庞蒂，来说明“世界之肉”的诞生——为什么在乡村的宴会上，一盆红烧肉会成为宴会的高潮。可惜这些晦涩的段落，发表在杂志上时，都被好心的编辑删掉了，读者可能并不需要这些对作家而言，特别重要的支架。
方 蔚：的确，关于哲学、人生的思考于一个作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支架，但作为普通读者在阅读中可能更享受某种“轻”，就如同你刚提到《飞廉的村庄》写作的“轻”，作为社区电子文本的形式上的自由与互动性特质带来的“轻”，也有作家对乡土回忆书写中情感生发的简单与真挚呈现的“轻”。事实上很多作品能打动大众读者的，也就是这种简单与真挚。苏轼曾批评“元轻白俗”，在文学批评史中，素有文学的“雅俗”之争、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分。作家们不断寻求创新，从形式到内容。这种求变，会让文学作品不断散发新的光芒，但也可能越来越雅，离泥土太远，离普罗大众太远，从而失去了生命力。想听听您对文学“轻重”“雅俗”的看法，您在求新求变的创作中如何保持乡土文学的生命力？
舒飞廉：我们读《诗经》的时候，爱读的还是“风”这一块，对于“雅”“颂”，恐怕只有研究者去翻翻了。诸“风”中的诗，是质朴的、简单的、真挚的，是有情的，是“轻”的，所谓“郑卫之风”。但“风”是难的，一个侯国那么多年，那么多“诗人”吟唱，能够挑出来被摇着木铃铛的采诗官抄走的，也没有几首，所以“轻”并不容易，它需要耐心地做减法，减掉一些东西。这个减法有时候是由作者来做的，有时候是由读者来做的，有时候是由时间来做的。“雅”与“颂”也是需要的，也非常重要，它们提供出仪式、意识形态、修辞的技术，事实上，也是“风”展开的基础。所以我同意一种雅俗对话、沟通的文学生态，至于我自己的选择，是尽可能离泥土近一点，离大众近一点。这个“近”其实非常不容易，常常有人说作家要贴近生活，要深入群众，这些说法当然没有错，但作家真要别人来推动去贴近生活，去深入群众，这个作家就很成问题了。作家本来就是在生活之中，人群之中的，这是他的天职。
方 蔚：文学的确需要一种雅俗对话、沟通的生态。而一位作家始终需要直面现实人生、直面人性人心，永远保持这种真，便也不需要特别强调贴不贴近生活、深不深入生活的问题。您说您希望尽可能离泥土近一点，您的这本《云梦泽唉》所写下的，的确既是祖屋、家乡、神社，又是新农村、美丽乡村、农场、合作社，也是自然、荒野、家园。在我看来，这是这本乡土散文集最具魅力的地方。当下乡土作品中，很多作家书写的其实只是记忆中的乡村，是对旧时光的怀念，是对田园生活的诗意向往；另一部分是多年后偶回乡村，看到乡村巨变后有些触动，摹写赞叹。这些作家其实离当下的乡村已经远了。但据我所知，您如今虽在高校任教，可一年中会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老家，与村民们聊天，观察也参与到他们的日常中，在老房子里工作、写作。这样不断重返乡土的经历，会让您的作品更鲜活，您愿意分享一下，这样的经历具体在哪些地方影响到您的写作吗？
舒飞廉：前年我读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很受启发，我觉得我也是在把“自己”作为方法，把“乡土”作为方法，在投入某种写作活动。方老师你说得对。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往返，村居是我生活方式的一个面。所以我对乡村生活有一种温和的“介入”，这种“介入”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进入，进行新农村建设还不太一样，我观察田野，采访乡民，与邻居们闲聊，有时候也接待来访的客人，自己散步、跑步，去集市，金神庙集、涂河集，肖港镇集，以村子为出发地，往大别山中各县乡漫游，晚上回来睡在老家的木床上，生火做饭，夏天热，有空调冰箱，还行，冬天，特别是腊月，奇寒，我有泡脚桶，热水袋，去年还弄了一个烤火的盆子。我在三楼的木桌子上用笔记本电脑读书，写东西，房子里没有装WIFI，也没有接入电视宽带（我父母在广西南宁我弟弟那里，清明节、国庆节回来探亲，常抱怨没有电视看），一边读书写字，一边可以听到村巷里乡亲们的聊天，我常常会记录他们的话。我的“介入”更多是观察、体验、理解、共情意义上的，是文学的介入，这里面的确有一点“先锋意识”，但与一些先锋艺术家们主张的“艺术介入”不同。因为在乡村里生活，乡村以一种巨大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向我显现出来，成为创作中的源头活水，而我自己写得又很慢，这种写作方式是饱满的，有生气的，有张力的。
《云梦泽唉》的封面图像表现的是《乡村夜气》一文中的场景，我常常是晚上八九点由在武汉的工作室出发，十点多钟回到我们村里，这张画特别像我过金神庙村，经过他们村后的小澴河堤时的景象。我有时候会停在堤上，但我不太敢开车门走出来，我觉得堤下坟林与田野中的死亡的气息，就稠密地胶结在车窗上。早上在像毯子一样的鸡鸣中醒来，会感觉非常的舒适。油菜花与红蓼花开的时候，乡村的风景会一下子冲上5A级。我常常去我童年时骑自行车的溪桥边散步，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朴树。我慢慢地认得了乡野中的很多鸟，比如散步时遇到戴胜鸟，在深夜里听到池塘中的秧鸡叫，看到大片大片的乌鸦停在电线杆子上，野鸭带着儿女们由新港温暖的水草间游出来，大雁在牛迹山的火山湖边拍翅飞起，白鹭塘村附近，果然有许多白鹭，这些时刻，都是我童年时没有经历过的。我在路上也常常与放羊、养牛、种地的村民聊天，他们也很寂寞，与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常常能讲好几个钟头，如何养羊、养牛，种稻，种桃，做木匠，做铁匠，做泥瓦匠，小时候摸鱼的经历等等，这些尚存的“手”的叙事，都活色生香，充满了迷人的细节，我觉得我并没有能力与足够的时间将它们完全呈现出来。这是我举给方蔚老师的一些具体的例子。
方 蔚：您这些描述非常生动，也正好回应了刚才谈到的问题，就是用身体去感受。这种最本真最直接的感受往往具有动人的力量。不过，人的身体感受事实上也还是会带有主观思想意识的指引，“乡土文学”在很长时间，是一种被现代文明“注视”的客体地位。这种注视，可能是俯视角度的，带有悲悯的批判与反省；可能是回望角度的，追忆与缅怀。您被评论界称为“新乡土文学”代表，您觉得相较于“乡土文学”，您有哪些新的发现与思考呢？
舒飞廉：前面我的回忆里，大概已经说明了，我是如何由“自我哀怜”与“故乡消逝”之类的现代性的、城市的、知识分子的俯视的视角里艰难摆脱出来的，可能现在我还是有这样一种视角，但已经不是主要的、唯一的，它经过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思与清理。因为生活中的一个面向是在乡村里展开的，所以我也是一个“乡下人”，我自己的身份，可能是城乡交互的。随着这种变动不居流动性身份的展开，我觉得自己不再被固着在乡下少年进城、成为知识分子、进行文化批判这样一条叙事路线上，而是对自己的生活、身份、生命有了反省，有了重新的领会。我在乡村散步的时候，常常是又惊又怕，惊的是被狗、牛、鹅追逐（我现在买了一条登山杖防身），怕的是随处可见的坟林，过去的先辈们，都埋在村庄的周围，我在祖灵的“注视”之下，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在发现乡土的复杂性与可能性的同时，我有了一些自我的重新发现，有了一些很难讲明白的生命的体验，我觉得，我重新活过来，不再是那个怀乡恋地、批判反省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有了新的生活方向的“自我”，这就是“出草”的意思唉，对，说“落草”也没错。
方 蔚：“出草”“落草”，很有意思的比拟，生长在田野里的鲜活的蓬勃的草，是在泥土里的，也在风云变化中的，很形象地表述了您当下乡土散文写作的状态。这种鲜活，让您的散文有了新的视角，也会有新的文字。我很喜欢《云梦泽唉》的文字，干净洗练，素雅优美。这种文字风格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您自己是怎么看待乡土生活的粗粝质朴与古典文字的诗意雅致之间的且矛盾又和谐的统一？
舒飞廉：我不太喜欢晚期的废名与沈从文，他们被“京派”了，早年“零露漙兮”，很好。汪曾祺一直是喜欢的，选本、选集、全集都会看，孙犁我也很喜欢。汪曾祺是篇篇好，小说散文都好，写家乡、西南联大、北京剧团中的生活，美食、草木、旅行，都很好，但我最喜欢的，是他写张家口农科所生活的稿子，比如《看水》《羊舍一夕》《葡萄月令》等，他在农村劳动过，生活过，他是流过汗的，他的作品里有一种新中国珍贵的“人民性”，自得其乐，是了不起的。
我文字的形式也受到汪曾祺的影响（其实我在学校的写作课，也受到他的影响，我觉得沈从文与他之间的师生交往，就是最好的“创意写作课”），一方面是韩柳苏欧，史记归有光，桐城派，我自己更愿意觉得自己是写“文章”，而不是写“散文”“随笔”；一方面是现代派、意识流，汪曾祺在晚年，都提醒初学者要读一点西方的现代派，由现代主义入手，我也非常赞同；汪曾祺是空前绝后的语言大师，他对文言、口语、方言的“修炼”，常常令我觉得震撼，他有剧团编剧这样一个不得不在各种语体之间周旋调和的工作，最后得以超越各种语体，而得到“矛盾又和谐”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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