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水江两少年奸杀女教师入狱，十年后DNA匹配第三人，证词疑点分析

大家好，我是Wapi。在前面一篇失约的暴风雨 | 冷水江两少年天台杀师疑云 中写了案件的大概经过。当时限于篇幅，很多细节没有写，譬如2009年8月25日，两个少年自称到底在做什么，有没有不在场证明？DNA究竟是怎么回事，可以判断是如何留下的吗？

（字数：10,624）

8月25日当晚活动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判决书上并没有对刘浒和谢伟定罪的直接证据。

一、虽然他们曾招供在现场对受害人又是殴打又是长时间强奸和猥亵，而且在报案后警方也及时勘察现场，但现场和尸体上并未发现他们的指纹、足迹、毛发、精液、DNA等证据。

二、除了有两个学生在25日或附近某天傍晚看到他俩在街上走着，以及一对夫妇看到他们前往14栋楼顶，并没有其他证人证词指向他们，也没有人看见他们案发当天在11栋出现过。

可以说本案的证人证词比张志超案更薄弱，张志超案至少还有隔壁班班长王胖明（化名）声称看到张志超和王广超站在案发现场（卫生间）门口。

本案的定罪证据主要来自谢伟和刘浒自己的认罪口供。

或许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所以判决书少见地极为详细陈述了性侵和杀害的全过程，把他们谁打了一拳，谁摸了一下都写得很清楚。但判决书在时间线上却极为简略。除了写道：“2009年8月25日晚7点多钟，被告人刘浒和谢伟在一生活区门球场观看手机上的淫秽录像后，产生性冲动”外，其他时间都没提。

刘浒和谢伟最终形成的有罪供诉中，有相对详细的时间线。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他们自述的当晚活动，以及（二）有罪供述中的活动，看看哪个版本更接近真相。

（一）自述不在场证明

刘浒和谢伟在2010年分别在狱中手写了一个《事实经过》，试图回忆25号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由于两人的这份阐述基本对得上，我把两者放一起总结一下。

2009年8月25日下午，谢伟一直在舅舅盖新房的工地上帮忙搬砖，傍晚7点多结束，和妈妈余利云、两岁的弟弟一起坐三轮车回家。

而刘浒则称一直在家玩电脑到7：30左右，他父亲那天不上班，也在家。那天他母亲许小红做完菜吃完，就出门跳舞了。刘浒下网后，嫌母亲做的菜不好吃，自己又炒了个鸡蛋。在吃了饭后快8点15分，他从家出发去找谢伟。

谢伟那边称，8点左右，打工的父亲回到家，一家四口吃饭。由于在吃饭时见父母不断咳嗽，谢伟强烈要求他们去医院治疗。

吃饭期间，隔壁邻居家的张丽霞（谢伟叫她姐姐）在他家串了下门，拉了几句家常后离开。

饭后，谢父谢国东离开家去附近肖医生诊所看病，谢母余利云则在厨房洗碗收拾。谢伟带着弟弟在客厅看电视。

大约8点10-20，余利云处理完家务，带着二儿子出门看病，而此时，刘浒在谢伟家楼下喊谢伟名字，住二楼的谢伟锁门下楼。也就是母子前后脚出门。

两个少年经过肖医生诊所时，看见谢伟父母带着弟弟在里面，站在门口打了个招呼，便继续沿着马路走到生活一区电影院旁边的门球场。

他们坐在石板上抽烟、聊了下游戏和新学期之事，突然谢伟肚子疼，在不知道哪有厕所的情况下，他们想起14栋楼顶上有一条水渠可以方便。平日里因为怕熟人看见他们抽烟，他们有时会上11栋和14栋天台抽烟，也在那解过手。两人上了那栋楼，在楼梯上遇到一对不认识的夫妇出门。

【照他们的说法，上14栋顶楼在8：30左右，与张斌黄颖夫妇说的7：30-7：40时间相差大约一小时。】

谢伟蹲在水塔角落的水渠上解手，而刘浒则用前一天新买的手机放音乐，陪他聊天。【不知道厕纸的问题怎么解决，或许不讲究吧。】过会他们发现变天了，觉得不安全，就沿着原路下楼回家。在回家途中，接到了谢伟父亲的电话（8：42有通讯记录确认），说弟弟在诊所内哭闹不止，影响父母打吊针，让他速去把弟弟接走。

谢与刘赶住肖医生诊所，刘浒记得进门时看了钟，是8：50左右。两人把弟弟带到谢伟家楼下，刘浒也和谢伟分了手。

（自述版本中的活动线路，没药花园制作）

刘浒自称将近9点到家。他妈妈在看电视，一个寻亲节目，他父亲则在玩电脑。他说了句回来了，便走到卫生间洗洗睡了。睡了不多久，他被一个巨雷惊醒。

而谢伟带弟弟回家后，由于弟弟一直又哭又吵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回诊所。谢父提议他去隔壁超市买点东西给弟弟吃，他带着弟弟走到旁边的“家福源”超市买了一瓶“营养快线”。然后他带弟弟回到家中一起看电视，弟弟抱着瓶子喝饮料。

9点10分左右，他听到天空不断响着雷鸣，怕把电视机打坏，于是关掉视机，坐在走廊上给同学发短信，后来又把张丽霞等邻居叫出来一起在走廊上看壮观的闪电、聊天。

9点20左右，谢父挂完水回到家。此时外面还是狂风大作，谢伟担心待会下雨会淋到母亲，又出门去诊所给母亲送伞，并等母亲打完吊针后一同回家。

在以上他们自述的事实经过中，他们25号外出时间是从8：20左右离开谢伟家至8：50左右回到肖医生诊所，最长也不过30分钟。

他们的时间线与张斌、黄颖证词（7：30-7：40）在时间上矛盾，但他们的这个时间线得到了其他一些证词的印证。叶竹盛律师团队曾在2018年找到当年的证人们，向他们求证。

1、在叶竹盛律师团队寻访笔录中，谢伟舅舅证明，当年他家建房子，谢伟在2009年8月25、27号都从早上开始就在工地上帮忙搬砖，谢伟在傍晚7点多，和他妈妈、弟弟一起坐三轮车回家。（26号上午，谢伟去冷水江市找罗姓女同学玩，中午回，有罗姓同学确认。）

2、谢国东的五个工友在2012年手写证明，2009年8月24日到8月29日他们六个人一同在大唐电厂做临时工搭模（上篇我写错了，他不是电工，只是四处打零工），每天下午从上午8点做到7：30一同下班，他们走到大门大约要15分钟，而谢国东骑摩托车到家需约15-20分钟。如果属实，他到家至少8点了。

3、叶竹盛律师团队寻访笔录中，一个王姓女邻居作证她在2009年8月25日7点半到8点之间出门，去生活二区跳舞。经过谢伟家楼下时，看到谢伟和他妈妈一起在赶鸡（他们住二楼，把鸡养在一楼），与他们打了招呼。

4、邻居张丽霞在2009年8月底被警方询问，曾作证25日晚看见一家人在一张桌子吃饭，并估计了一个大约时间，但不知为何，她这份证词笔录缺失。当2011年她再被询问时，她再次证实看到一家四口吃饭，但表示不记得具体时间。结合谢国东的下班时间，她应该在8点左右见到一家四口在吃饭，这否定了刘浒和谢伟7：40出现在14栋正准备作案。

5、叶竹盛律师团队寻访笔录中，住在谢伟家一楼的送煤工徐某某作证，2009年8月25日他送完煤回家（每天8点多回家），在8：20左右看到刘浒来找谢伟，在楼下喊了三声。

6、肖医生和妻子在谢伟家附近开了个诊所，经营许多年，他们认识刘浒、谢伟以及双方父母。案发两三天后，警方曾对他们做了笔录，并复印了处方。肖妻一直留在诊所，她在2009年8月29日作证说谢伟去了三次诊所，第一次是8：50左右，刘浒和谢伟带走了弟弟。带弟弟玩了10分钟后，谢伟一个人又把弟弟送了回来。9：10他给母亲送伞。

2018年，肖医生作证，2009年8月25日那天晚上，谢伟父母带了弟弟到诊所做皮试和挂水。他在8点多见到谢伟和刘浒一次，他们就站在门口（应该是开始经过打招呼那次）。后来因为生产区食堂有人打架，他跑出去看热闹，没再见到谢伟、刘浒。

结合两者证词看，肖妻应当是对警方漏说了或没看见，开始刘浒、谢伟站在诊所门口和父母打招呼那次。她说的8：50那次其实是刘浒和谢伟接到父亲电话（8：42）后，回来接弟弟那次，也就是第二次。

2018年肖妻作证，谢国东是8点多先到诊所做皮试（皮试大概要15分钟），8：20左右余利云也来了，8：25左右开始做皮试，那时候刘浒和谢伟第一次来，站在诊所门口打招呼。8：50，是谢伟和刘浒第二次来，他们带走弟弟，后来又回来拿钱，并去隔壁超市买了营养快线。9：10，谢伟第三次来诊所，给他妈妈送伞。

她目前的证词和谢伟的证词印证，是大体一致的。同时，当她被律师问到，当晚是否看到谢伟和刘浒两人神情异样，身上有血迹或者衣服撕扯，她表示“看着都正常，没有不妥。”

以上是支持他们不在场的证人证言。

我想肯定会有人质疑两点：

一、一部分证词是2018年叶律师团队代理后重新去找他们回忆做笔录的，2018年毕竟距离2009年比较远了，记忆会不会出错？

我个人觉得，这些证人都不可能是2018年第一次回忆，自从案发后，他们肯定被问过许多次，所以这个记忆是不断巩固的，不是2018年新挖掘出来的。

二、有人或许会质疑这些证人的可信度，像舅舅这样的身份，会不会顺个人情才这么说。确实要保持警惕。（当然，这不是说熟人的证词一定是假的。）

我个人认为，有三份证词比较可信：

一、那五个工友都手写了证明，互相印证，而且是早在2012年就写了。如若属实，他们至少能证明，谢国东在案发当日是在至少8点左右才到家。

二、邻居张丽霞的证词比较可信，因为她在案发后没几天就被警方询问，当时就作证看见一家四口同在桌上吃饭。谢伟家属怀疑，因为她的证词和警方的时间线（谢伟一人先吃饭后跑出去作案）冲突，所以被警方隐匿了，此猜测未获证实。如若她的证词属实，加上工友的证词，能证明谢伟8点以后在家和家人吃饭。

三、医生夫妇的证词较为可信。虽然肖妻对于细节和时间和现在说法有出入，但她当年作证谢伟去了三次诊所（有次和刘浒一起），还曾带弟弟出去玩了又回来买饮料，刘和谢两人看起来也没可疑迹象。

综上，他们自述当晚8：20-8：50左右在外面玩耍。如果这个时间属实，他们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从诊所前往门球场大约四五百米，往返至少需要10分钟吧，这意味着他们只有20分钟左右在门球场及14栋附近活动。如果考虑到谢伟8：42还接了谢国东叫他们回来带弟弟的电话（作案过程中不太可能聊电话），他们的活动时间更短，只有12分钟左右。

在这么短时间内，要一同观看十几分钟淫秽录像、商量作案、上上下下爬14栋和11栋天台、强奸杀人、丢弃凶器，是几乎不可能的。

（二）认罪口供中的时间线

下面总结的是他们有罪供述的时间线，因为他们每个人被审问了许多次，每次说的都不太一样，所以这里取最后几次一个大概的供述。

谢伟在晚上7点左右发消息给刘浒，让他带上淫秽视频出来玩。随后他独自吃了晚饭，从家走到生活一区的电影院门口等待，刘浒在五六分钟之后赶来，两人一起步行去了门球场。

接着，两人在门球场一起看了十几分钟的A片（内存卡后来在谢伟那里找到）。两人聊到想找个妹子发泄性欲，谢伟提议去找他们前两天在11栋天台遇到的刘老师，刘浒同意。为了打探刘老师是否在散步，他们先去了14栋的天台（按照前面的时间相加，此时大约7：30左右），并在楼道里遇到了一对陌生夫妇【张斌和黄颖】。

他们在14栋天台上抽烟、听音乐，并向11栋天台张望，看到刘虹在那独自散步，于是商量要去找根木棍，将她打晕并实施强奸。他们在下楼时遇到了“袁世凯”和“胖子”经过（7：40左右），和他们打了个招呼。

他们在11栋楼下到处找木棍，刘浒在花坛里找到了一根60公分长，小臂粗的木棍。刘浒把木棍插在后腰，用衣服盖住。7：50左右两人上楼，并在楼梯上一路上商量如何打晕刘老师。（另一人说是在顶楼商量的，两人对于从哪个单元门上楼也不一样。）

他们上了天台后，先在两个水塔之间躲了一会，随后趁着刘老师背对他们走过去时，谢伟从背后用棍子打了她头部一棒，刘浒则用拳头打在她的右眼上，谢伟又用脚把刘虹踹倒在地，随后他们多次打击刘虹头部和背部，将其打晕。

他们把她抬到天台角落处，扯掉胸罩，撕掉裙子，两人对其进行轮奸【细节省略】。

中间刘虹曾醒来几次，都被他们用拳头和棍子打晕，并一直用肘部按住她的嘴巴。由于太过紧张，虽然分别插入十几分钟（后改为几分钟），但都没射精。刘浒还用手指插入阴道进行猥亵，两人都抚摸了胸部。

谢伟在强奸后，曾用刘虹的胸罩擦拭自己肚脐周围沾的血，并丢在一旁。后来他们发现好像有人要来了，便准备离开，临走时又对她脖子打了两棒，并对她的肚子踩了两脚，然后逃离现场。

他们把木棒扔到了猪舍（谢伟起先交代扔在了煤球场）。在逃跑的时候，谢伟接到了其父亲谢国东的电话（8：42），让他帮忙带走一直在诊所哭闹的弟弟。于是谢伟和刘浒来到肖医生诊所门口，两人分手。

（认罪口供中的活动线路，没药花园制作）

以上是两人在27日被带入警局，经过细节多次修改，最终在30号形成的认罪版本。最后判决书是采纳了这个版本。

****除了认罪强奸殴打刘虹老师外，刘浒还在供认中提到，他们曾在8月23号（案发前2天）上过11栋的天台，遇见了刘老师，而后看见她儿子刘小宇来找她拿钥匙。这口供指向，刘小宇说的那两个年轻人C和D是刘浒和谢伟。

不过，刘浒说的是8月23日，而小宇在8月26日回忆的时间是7月底、8月初的一天，正常人的记忆规律不太可能把三天前的事记错成一个月前。而且刘浒和谢伟是认识刘小宇的，他们甚至不记得刘老师名字，只知道她是“刘小宇的妈妈”，但刘小宇则肯定地说，自己不认识当时在天台的两个年轻人。

14栋和11栋是碱厂居民楼中唯二能上天台的，上去玩耍的少年不止刘浒和谢伟，某个上过天台的少年范某某曾告诉警方，高中生“袁世凯”也会上11栋天台，但“袁世凯”否认。

***刘浒还承认自己曾在24号去过11栋偷女性内衣，独自下楼时遇见丽丽，摸了她的胸部后逃走，也就是说，B男子也是刘浒。但是，丽丽当时说的男子身材偏胖，二十岁左右，1.6-1.65身高，爆炸发型，并不符合刘浒。

之前可疑的线索（除了30多岁大肚男子A）似乎都有了完美的解释，全都指向了刘浒和谢伟。但不明白为何，警方从未让刘小宇和丽丽当面辨认，以确认他们见到的人是否是刘浒。【如果辨认成功了，没有理由不放在证据里。】

以上是两个版本的叙述。

可以看到，他们自述当晚8：20-8：50左右在外面玩耍，而在认罪口供中，整个作案过程是发生在7：00多至8：40之间。那么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撑认罪版本吗？

他们提到在那天从14栋下来去11栋的路上，遇见了袁世凯和胖子。

袁世凯、胖子等人也是高中生，比刘浒、谢伟小一届，也经常在饭后结伴在生活一区闲逛。2009年8月25日那天，他们六人从7点多开始在博爱医院旁的石桌上打牌，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因为风越来越大，把他们的蜡烛吹灭，扑克牌吹跑，他们不得不收摊。收摊后，袁世凯和胖子以及另一人继续前往篮球场，接着他们在那仨吹风聊天到10点左右才回家。

9月初，警方第二次找袁世凯时，他表示，25号晚当他们三人前往篮球场路上，曾遇见刘浒和谢伟。他虽然没说具体时间，但他们去篮球场是在刮风打雷（9点）以后。这与刘浒和谢伟“招供”的7点多（刮风打雷前）前往作案地点，严重矛盾。

而胖子不能确定是在哪天晚上的7点多，他们三人从门球场往碱旺宫走，看到谢伟刘浒从博大医院往门球场走，两人迎面相遇，谢伟还和他互相开玩笑打了一下对方身体。这与刘浒和谢伟“招供”从14栋前往11栋，不在同一线路上，不可能遇到。

（蓝色是胖子说自己走的路线，红色是他看见某天刘、谢走的路线，黄色是认罪口供中刘、谢声称撞见胖子时走的路线）

而且当时谢伟正在去强奸老师的途中，以常理推测，应当很忌讳遇见认识自己的人，怎么会如此轻松地和熟人打招呼？

刘浒和谢伟承认那天上过十四楼天台，只不过是8点半以后去解手。那么，这两人出现在14栋，和11栋的案发现场有关联吗？

为了把14栋和11栋联系起来，一审判决书上说他们去14楼天台是为了察看刘虹，在确认刘虹在11栋独自散步后，跑去对面楼强奸。两栋楼斜着一头相对，据悉相距五六十米。

我特意查了下冷水江市2009年8月25日的天黑时间，日落为19：02，天黑为19：26。也就是说，按照认罪口供，他们上楼时几乎已经天黑。据当地人说，8月实际8点多全黑。

（冷水江市日落时间表）

那么，在天色很暗的情况下，他们能否隔着五六十米，看清楚对面楼顶上有人在散步，以及那个人是谁？

最重要的是，根据刘小宇自己的证词，他的母亲是在他和表妹闲逛完回家后，8点左右才上天台。那么7：40左右上14栋的刘浒、谢伟根本不可能看见当时还在家忙家务的刘虹。

可以说，认罪供述中的时间线存在难以解释的漏洞。

对有罪供述的看法

最后我想谈下，我对整个认罪供述的一些看法：

这个认罪口供中的许多细节不太符合犯罪心理和犯罪现场，更像是一个从A片获取经验加以想象的H文。

我举个例子详细说。在天台这种公共场所，正常罪犯不可能优哉游哉在上面多耗时间，而是会迅速作案并逃离。作案现场证据也表明，凶手是在时间仓促的情况下作案的。

但两个少年的认罪供述却显得对时间缺少概念，整个氛围过于轻松从容。譬如刘浒一开始交代，他插入死者阴道十几分钟，再换谢伟强奸，后来又用手指抠了五六分钟，几乎没提到死者有什么挣扎、反抗。

上一篇我提到，死者的内裤是套在右腿中部的。刘浒在认罪口供中说，他当时把死者的内裤完全脱下，是因为看过A片里的情节，觉得套一条腿更性感，又给死者穿回一条裤管。审问人员可能觉得，ok，裤管解释好了，这一条可以pass了。但结合犯罪现场看，这几乎不可能。

为什么呢？

一、内裤被人撕烂，撕痕明显，好几个最早到现场的证人都注意到了。要把内裤撕成这样，必然是要用很大力气，可刘浒、谢伟事无巨细的交代了强奸细节，却从未说过撕扯内裤。

二、大家想想凶手为什么费大力气撕裂内裤？很可能是因为脱不掉，一着急就撕了。包括连衣裙，也是没能脱掉，才从领口撕开下扯，套在肚子上。这么难脱又这么着急，凶手又怎么会多此一举把脱下来的内裤套回去呢？

三、我注意到最早到达现场的两个证人说，死者被发现时一只脚上是穿了鞋的。现场有一只脱落的鞋是左鞋，那说明是死者刚好右脚的鞋子没脱。那凶手更不可能帮她把内裤右脚管穿回去了，那得多麻烦。

符合现场的情况是：凶手当时急于想脱内裤，但因为受害人极力挣扎及自身紧张等原因，他脱不掉，只能大力撕扯，弄出了左腿，但右脚管可能因为右脚的鞋子卡住等原因一时难以脱掉，他由内裤挂在一条腿上，继续性侵行为。

强奸犯当时必然色欲烧身、急不可待，在居民楼天台这种随时可能有人上来的公共场合，也必然是高度紧张、时间紧迫，整个作案过程会非常仓促、凌乱。

刘浒如果真的是罪犯，或者对这种犯罪心理有所了解，就不可能给出这么离谱的认罪口供：因为想要追求情调，所以把一只裤管穿回去了。（这更像是他从淫秽录像里看来的。）当时天色乌漆嘛黑，人脸都未必看得清楚，费劲把一条裤腿穿回去又能获得什么视觉刺激呢？

类似例子还有一些。

当他们讨论去找个木棍把老师打晕时，刚好这么巧，在11栋楼下的花坛里找到一根木棍。而他们都声称，刘浒把这根60公分长、手臂粗的木棍插在裤子后腰上，爬六层楼梯。不知道身高仅1.5米的刘浒（身高具体数字不清楚，他妈说他1.3米多，我从照片目测1.5米）带着这么长的木棍爬楼梯是什么感受？

其次，整个口供（先撇开不说强奸殴打的部分），认罪的谋划作案和逃跑过程并不符合犯罪心理。

任何罪犯，哪怕是作案多次的老手，对猎物出击时自身也会肾上腺素飙升，处于高度兴奋和紧张的状态。但这两个未成年在校生初犯者，却表现得过于轻松了。

当张斌和黄颖看到他们时，他们没有鬼鬼祟祟、神色慌张，而是一路有说有笑，竟让张斌开始以为他们是去找家教的。（这种状态究竟像去强奸，还是像去解手的呢？）

一般这种因为精虫上脑而初次实施强奸的，都是一个人作案，因为太恶劣了，你开不了口，找不到同谋。但他俩却在谈笑之间一拍即合，似乎两人都没有道德和心理上的包袱。如果真是如此恶劣的孩子，想必过去在学校和邻里间有许多顽劣的表现，但事实上居委会和学校都证明他们此前没有任何不良行为。

他们招供在强奸杀人后，拿着这么醒目的凶器，在当时（8点半）还很热闹的居民区逃跑，一直跑到猪舍才丢弃，可警方却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警方认为，谢伟和刘浒8：50去诊所带走弟弟时，刚刚作案结束。但从常理判断：一个没有任何性经验的未成年人，哪怕只是刚刚经历了自己的第一次性体验，心情都应当很难平静，更别说刚刚犯下强奸杀人这种激烈犯罪了。他们身上不仅可能有血迹、衣服凌乱、撕扯，还可能情绪紧张、激动。很难想象，两个人从犯罪现场直奔诊所，可以神情自若地哄弟弟玩，给妈妈送伞，而周围无人察觉异样。

而且他们分别在作案后当晚和第二天，很轻易地就把自己强奸杀人的事告诉了父母，从而导致父母教他们如何串供，欺骗警察。这也是很不可思议。一般未成年若真的在外面做了坏事，首先要瞒的人就是父母、长辈。当时也没查到他们身上，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告诉父母。

最后，挑选的作案对象也不符合犯罪心理。

法院最后只判了强奸罪，认为他们并不是一开始追求受害人的死亡。他们的认罪口供中，也说自己当时只想找个女性发泄性欲。那么大家想想，如果你是他们在预谋作案，会挑选这样的受害人吗？

以我看过的例子，强奸犯按挑选对象分两类：一类是流窜到陌生街区去加害陌生人，这样逃跑后，受害人很难指认自己，在没有监控头的年代，警察也很难抓到他们；

另一类是找身边好控制的熟人，如年幼的亲戚、胆小的女同学等等，比较有把握吓住或哄住对方，让其不报警。

但他们却预谋在家门口作案，并挑选认识他们且必然会报案的严肃中年老师下手，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谢伟和刘浒并不傻，而且两个人还可以商量着共谋，更不太可能做出这种选择，除非他们一开始就决定了要把强奸上升为杀人灭口，但显然他们又并没有。

综上，分析他们的认罪供述，我认为无论从挑选作案对象，还是到预谋时的言谈举止，到案发后的表现，都不太符合青少年初次作案的犯罪心理。

 短信和A片

刘浒和谢伟在多次有罪供述中均提到，当晚通过手机发短信的方式相约去门球场看淫秽视频，在获知刘虹死亡后，还通过手机沟通商量应对措施。

警方在抓获谢伟和刘浒时提取了两人手机，按理说后来对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进行核实，把它们作为印证两被告人有罪的有力证据，可是在一审二审的证据中却没有两人短信和通话记录和内容。

对此，叶竹盛律师说：“调取通讯记录是一般性的侦查手段，也是毫无难度和技术障碍的侦查手段，因此可以推定冷水江市公安局已经调取了两人的通讯记录。如果两人供述属实，则两人的通讯记录时间和次数应该与两人的供述相吻合，冷水江市公安局没有理由不提交两人的通讯记录作为证据；但本案经过两审审理，冷水江市公安局从未提交两被告人的通讯记录，也未对此做出任何说明。可以推定，两人的通讯记录与两人的供述无法吻合，甚至可能可以直接排除两人作案的可能性。”

后来，直到2018年省高院复查这个案子时，警方才交出谢伟的短信记录和通话记录，事实证明他们2009年时确实已经掌握了记录，只是没有放进证据里。在谢伟的手机上，当晚7:08拨打10086，7:37发送短信（按有罪供述，这时正上14栋查看时间），8:38发送短信（按有罪供述，这时正逃离案发现场），8:42接听谢国东电话，9:02至9:33又3次发送短信。

（谢伟家属查明，谢伟25号晚上20：38分和九点多发出去的短信，都是发给同一个罗姓女同学，相约第二天七夕出去玩。26号上午他确实去冷水江市找了罗同学，中午回家。哪个罪犯会在作案和逃跑时掏出手机发这样的短信？）

而奇怪的是，警方依然没有提供刘浒的短信、通话记录。法院对此的记录是：“公安机关未提供刘浒手机卡通话详单，原因不明”。而且警方也依然没有提供两人手机发短信的具体内容。

通讯公司那里只有记录，没有两人短信的内容，但他们手机上会有。如果两人是无辜的，他们自然不会删手机短信，一读便知；如果他们是有罪的，或许会删除短信，但以2009年的技术水平，完全可以恢复删除的短信。无论哪种情况，警方都可以查到他们到底发了什么短信，有没有相约看淫秽视频，第二天有没有讨论串供，以作为支持他们有罪供诉的证据。这么好的证据，为什么没有查看并提交呢？

还有一点是，两人的认罪供述中说，他们正是因为在8月25日晚上7点多一起在门球场看了手机上的A片，才产生了作案动机；但他们在自述版本中说，那晚两人只是聊天，用手机放音乐，并没有看淫秽视频。

到底哪个真，哪个假，也可以鉴定两人手机中视频的存储和播放历史。手机上有小视频证明不了什么，案发前一刻观看才可能构成动机。但不知为何，对于可以证明犯罪动机的重要证据，警方却仅仅调取内存卡，列出里面六部影片的名字和画面，并没有鉴定这些影片的播放历史记录。

凶器是什么？

8月30日，刘浒和谢伟先后被带去猪舍，在墙外找到一根木棒。这根木棒（树枝）表皮粗糙，还连带树皮，没有加工过。刘浒和谢伟分别“承认”这就是凶器。

如果这个木棒就是真实的作案工具，且如供词所说，被多次用于大力殴打，造成受害人流血破损伤，按常理木棒上应该留有被害人的血迹或皮屑等生物痕迹。如果拿去鉴定，也可以增加指控两人的证据。但奇怪的是，警方从未将此作案工具送检。

警方最初的解释是，这个木棒“因受雨水冲刷，失去鉴定价值”，但据当地居民回忆，从案发的8月24日至提取木棒的8月30日期间，当地没有下过大雨。当地气象局出过证明，那几天无雨或只有小雨。而且警方也从未记录，木棒是在水坑中找到的。

叶竹盛律师介绍，根据庭审笔录记载，公诉人在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承认，“木棒只是现场提取到类似物品，所以未在法庭出示和进行鉴定”(第一审刑事诉讼卷宗第 134页)。这么说，木棒没有鉴定不是因为雨水冲刷，而是因为它不是作案工作，没必要鉴定。但在第二次庭审中，公诉人在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又改变说法，将这个木棒列为证据提交。

如果木棒就是凶器，具有高度的鉴定检验价值，即使受过雨水冲刷，依然可以对木棒进行微量DNA鉴定和痕迹鉴定。

如果执意不送，会不会这个木棒正如同公诉人在一审时承认的，并不是作案工具呢？那作案工具又会是什么，在哪儿？为什么刘浒和谢伟会指认这个就是木棒，又翻供？

受害人左额至左颧上方有6x10cm的类长方形表皮剥脱伤，来源不明。鉴定书认为，这个伤痕是“被人按倒在类长方形的物体上按压所形成”，但根据两被告人的供述，并没有实施过将刘某按压在类长方形物体的行为，目在案发现场也没有找到类长方形物。

死者胸罩上的未知男性DNA鉴定结果意味着什么？张琦有没有可能只是案发后的触碰？

下篇会详细解释DNA的事，并给出案发当天情况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