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应当从耶路撒冷的创伤历史中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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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轩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作为曾经长期关注中东地区的前媒体人，我对此次哈马斯袭击事件在观念市场上引起的巨大冲击感到震惊——

人们在微信群或者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持续不停地讨论巴以问题；

也有些朋友找过来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很自然的，网上瞬时间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知识产品以填补认知饥渴。微信群中，也有大量的讨论；

人们渴望用三两句话概括中东的本质，巴勒斯坦民族的本质，以色列的本质。用英国人与联合国设计的图纸去评判冲突的对错、得失。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人们对这起戏剧性事件发生之前的加沙一无所知，对哈马斯上台十余年以来巴以冲突的变迁一无所知。已经有两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是因为这次事件才关心巴以，关心中东问题。

为什么？既然之前人们毫无兴趣，如今却无比饥渴？

血腥与令人绝望的大规模死伤在广义上的阿拉伯地区并不是新鲜事，10年前有ISIS的种种暴行，叙利亚内战的屠杀，40年前有黎巴嫩内战或叙利亚哈马的不可言说的往事。

如果限定在巴以这片地区，尤太人（作者习惯用不带犬字旁的犹，并非错别字）与当地阿拉伯平民的无差别伤害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距今有90年的历史。

正如《耶路撒冷三千年》一书后记中提到的：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看看，那是1990年代，哈马斯曾经的坏事“帮助”内塔尼亚胡上了台。

30年过去了，一切看起来还在重复与延续。恐袭、镇压、缓和、对话、决裂、再空袭、再镇压……。

如果我还在媒体工作，老实说，我应该会想方设法地找线索、看资料，采访当地人、专家学者，写出一篇篇看起来逻辑自洽的，能够“呈现”现实的稿件。本质上说，我在努力满足读者的认知欲望。但是，现在我多少有点怀疑了。世界上真的有10分钟带你看懂XXX这回事吗？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漫画式的简单答案。历史脉络与因果最好能用两页画完，便于理解。这么做的合理性在于，人脑内存有限，价值越低的事情越简化效率越高。坦白说，我认为这很合理。既然之前的关注少之又少，临时性的突然认知需求得到简单满足就好了。

我担心另一件事情。如果说这次的冲突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哈马斯成功地将痛苦、创伤与仇恨通过社交媒体散播给了全世界。哈马斯将自己和200余万加沙居民送上了行刑台，把绞索交给以色列，邀请全世界成为这场盛大惩罚的围观者。

很多人的交流背后多少带着对视频引发的不适感、创伤应激反应。在接下来的行刑现场，应激反应很可能会扩大，并在人群中相互感染，引起不可预料的反应。比如，我看到新闻说，在北京的一名以色列男子被袭击受伤。前几天的戏剧性暴行，或许只是开始。

加沙并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但加沙是当下全世界最因为创伤受到瞩目的地方。悲情故事严重影响乃至于扭曲着世界对它的认识。加沙的现实已经不重要。它的剧本已经写好，戏剧性的场面将再次以视频或图片的形式被呈现。

加沙将成为一出戏剧，任意一个加沙个体的创伤，既等同于一个地区的创伤，它的日常现实已经不再重要。正如它也从来不曾重要过一样。以往，世界无法或无需看到这些创伤，可以假装它们不存在，因此也不用处理，不用在乎。但是现在不同，人们要成为看客，要在自己的日常之余，观看与讨论加沙的行刑进程，感受到那些创伤。

地中海东岸又一个世界级的著名悲剧地带诞生。因为，上一个类似的被宏大创伤悲剧扭曲的地方是耶路撒冷。难道不是么？

《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在该书序言里说过，谁也没有想到大卫的小小城堡，一个弱小王国的首都竟然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毁灭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正是那场灾难促使尤太人记录并赞颂锡安的荣耀。

接下来的加沙很可能将印证这段话。

接下来的加沙，最好千万不要印证这段话。

这两天，我开始重读《耶路撒冷三千年》。我发现自己的一些思考与担心，在书中大多有所涉猎。比如作者提到耶路撒冷的神圣与贫瘠现实的扭曲关系，比如他说到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些话正是我不断在微信群和朋友交流时也在强调的。只不过，谈论的对象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巴以，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当人们在谈论联合国181号决议，在对照联合国的地图，讨论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变迁时，并没有意识到最初巴勒斯坦民族是不存在的。所谓的两国规划是西方的方案。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则是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他们又凭什么接受一个外来者给划定的方案？他们彼此之间也并没有形成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即使是地区有名望的那些精英代表，谁又有资格说自己能代表民意，获得了授权在两国方案上签字画押。

甚至，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想国是西亚和北非一体的阿拉伯国，而非英法主导的诸侯国。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西亚北非地区，阿拉伯语流行的地界上，除了以色列之外的诸国，均是现有其国家，后有其本国民族认同。这种本土认知与现代的被外来者设定的认知差异一直存在着。

20年前，我在黎巴嫩遇到过叙利亚民族社会党黎巴嫩分支的游行。他们在当街游行时，会喊支持叙利亚的口号。这个合法老牌政党的主张之一是黎巴嫩应该和叙利亚合并。而在贝鲁特去叙利亚的长途车站，招揽客人的司机喊的是倭玛亚王朝时期已经存在的地区名字Bilad al-Sham，而不是叙利亚或者大马士革。

我并不是说，外来的设计就是不好的。在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事实上，如果没有外来干预，当地人在彼时彼刻，并不拥有足够的资源、意识和社会基础得以迅速地转换到现代意义上的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何况本地的身份认同知识也并不统一。尤其是在地中海东岸到两河流域这一既古老又经历过多个文明变迁的地区。当地居民族群复杂，历史悠久，每一个派系都可以找出自己的正统性与自古以来的传统，比如库尔德人。当地的观念市场中，也有不认同自己是阿拉伯人，而是亚述人、腓尼基人后裔的思想存在。

当我们在讨论当下，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线索时，需要理解那些表面的知识背后，可能拥有着一套复杂而庞杂的“另一套”体系，另一种现实。《耶路撒冷三千年》就不仅仅是一部编年史，而是参照物，是同情之理解的解码工具。唯此我们能够理解前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选择与无奈。理解今天看到的种种愚蠢、疯狂与堕落，有着深刻与复杂的基础。

作为多年从事国际报道工作的前记者，我一直认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就在于，它能颠覆我们的认知系统，打破惯性思维，从而更有可能看清与触达真相。坦白说，这是我有点抵触快餐式内容产品的原因。漫画式的解读往往是用一套看起来简单逻辑的答案去拆解一个看起来成立的简单问题，它能提供饱腹感，但不能提供营养和能量。最为糟糕的是，它往往是在加固个体已有的偏见与情感反应，形成自我实现预言。

宗教大概是最擅长自我实现预言的。耶路撒冷即是代表。世界名城，绝大多数都是大文明的中心，在权力、经济、人口和文化上傲视群雄。唯有耶路撒冷，现实贫瘠，老城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见方。除了传说中的所罗门王朝时期，在后续的数千年历史中，它从来就不是某帝国的中心。正如电影《天国王朝》台词所说的，耶路撒冷一文不值。但是宗教让这座城市拥有了巨大的现实扭曲力。它又是无价之宝。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拥有过耶路撒冷的经验。

这座城市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创伤和社会相互交互发生关系的历史。阿道司·赫胥黎说它是宗教的屠宰场，福楼拜说它是停尸房。我觉得，它是创伤神圣化的加工厂，是一座祭台。

而今，我们在加沙看到了类似的事情即将发生。在我的立场上，我不认为人类需要另一座创伤打造的神圣之国。耶路撒冷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创伤被扭曲成献祭，便拥有了在未来感染他人的巨大威力，既可以作为凶徒从屠杀中获得愉悦与快乐的佳酿，又可以作为延续仇恨的契约。极端主义圣战者、排尤主义者和逆向民族主义者不都是这一套诞生的产物，彼此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且相信，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想办法消解创伤，让人们恢复日常，看到生活的希望。当然这绝不是容易的事，没有可能乐观。只好说一句，尤太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经历的创伤都足够多了，祝愿加沙不要再成为下一个祭台，同样祝愿其他地方不会成为祭台。

• 作者：前国际新闻记者，曾在地中海东岸游学，长期关注中东和东亚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