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7日清晨，控制加沙地带（Gaza Strip）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Hamas）越过以军南部防线发动突然袭击，打死千余人并劫持上百名人质。这是哈马斯自1987年成立以来对以色列发动的最大规模单次攻势。
袭击发生前，加沙处于这样一种情境里：没有稳定有效的治理；没有和解；没有能挑战哈马斯的力量；也没有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政府的前景。而地区及世界主要力量的战略改变，也不再将巴以问题视为最紧要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曾经的中东火药桶，似处于一种绝望的“平静”中。
2023年9月22日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谈论中东和平新愿景时显得颇为自信。在美国的调解下，以色列在过去三年已经分别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四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他告诉大会，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和平将创造一个新的中东，随即举起了两张不被联合国认可的中东地图。
地图中，巴勒斯坦无处可寻，而深蓝色的以色列囊括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说，阿以和平将近半个世纪都无法实现是因为人们存在一个错误的普遍想法，即除非以色列“首先与巴勒斯坦人缔结和平协议，否则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都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你看，巴勒斯坦人只占阿拉伯世界的2%，”他说，“我们不能让巴勒斯坦人对与阿拉伯国家签订的新和约拥有否决权。”
作为以色列右翼世俗保守派政党“利库德集团”（Likud）的领导人，73岁的内塔尼亚胡从1996年起三次担任总理，执政超过15年。由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在他治下巴以冲突烈度的下降，他被支持者誉为“安全先生”（Mr. Security）。但这次在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公然矮化并未给他的国家带来安宁。10月7日，哈马斯宣称其武装力量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约5000枚火箭弹半个多月后，风云突变。10月7日正值犹太教传统节日“西赫托拉节”（Simchat Torah），在希伯来语中意为“沉浸在律法中的喜悦”。当地时间上午6点半，实际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宣布展开代号为“阿克萨洪水行动”（Operation Al-Aqsa Flood）的军事突袭。伴随着超过3000枚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的火箭弹，以哈马斯为首的2000多名武装分子涌向加沙周围的隔离墙，一部分乘着皮卡、摩托车、推土机、快艇和降落伞，突破了以军南部防线。当天，哈马斯深入以色列境内24公里，突袭了20余个市镇和一个有约3500人参与的音乐狂欢节。哈马斯武装分子对着惊慌失措的人群进行扫射，当场造成来自20多个国家的超过数百人死亡或失踪，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在内的超过150人被劫持为人质带回加沙地带。这一天也被认为是自纳粹大屠杀（the Holocaust）结束以来犹太平民死亡最惨重的一天。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4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的袭击进入第八天，由于医院停尸房不足，一名男子将遗体从医院搬到冰淇淋车里。（图｜视觉中国）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堪称以色列版的“9·11”和“珍珠港事件”。自1994年开始，以色列开始建造第一段加沙隔离墙来维护国土安全。到哈马斯完全控制加沙地带的2007年，围绕这片狭长区域的封锁墙已被多次升级和加固，每隔两公里就设有瞭望塔和遥控机枪。从2011年开始，以色列装备了全天候的“铁穹”（Iron Dome）导弹拦截系统，哈马斯火箭弹造成以境内人员伤亡的数量大幅下降。很多以色列居民们已经习惯了小规模的袭扰和智能手机上的火箭弹提示，也并不认为巴勒斯坦现存的武装力量依然有能力突破以色列的严防死守。被突袭的音乐节举办地距离封锁加沙的铁丝网、水泥墙和岗哨不到10公里，反映出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对加沙地带的潜在危险并无预期。在绝对实力带来的安全感的麻痹下，今年1月开始，内塔尼亚胡政府强推的“司法改革”（Judicial Reform）震动了国内社会的许多阶层，也削弱着以色列的军事和国家机器。“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使司法机构不得对内阁总理和部长的决定进行审查、司法机构人事任免权将更多归国家行政和立法机构、禁止检察机关对现任总理提起刑事诉讼等。如果“司法改革”通过将大大削弱司法机构和权力制衡。由于担心民主制度的倒退，今年以来，以色列民众不断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政府官员和军人也加入其中。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s）精英预备役飞行员和空军成员参与了游行，威胁过罢工。以色列国内安全局“辛贝特”（Shinbet）和对外的情报特务机构“摩萨德”（Mossad）的几十位前高级官员也发表过公开信支持上街的民众，认为现任内阁正将国家推向内战边缘，而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盟友则抨击辛贝特和摩萨德已经被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左翼势力渗透。
7月11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反司法改革示威活动中，一名犹太青年站在警察身后
7月24日，经过删改的首个司法改革法案伴随着抗议声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根据以色列当地媒体发布的消息，内塔尼亚胡收到了至少四封来自军事情报人员的信函，警告司法改革对政府军队内外和社会的冲击可能造成严重的安全后果。据《纽约时报》报道，本月初，以色列国防部前总干事丹·哈雷尔（Dan Harel）在特拉维夫（Tel Aviv）的一次民主集会上表示“我从未见过我们的国家安全处于如此糟糕的状态”，而且“以色列国防军战备状态和行动能力已经下降”。媒体也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埃及情报官员称，就在突袭前，经常充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调解人的埃及曾警告以色列情报部门加沙地带正在策划“大事”，但以色列官员却执意将防范重点放在约旦河西岸。以方否认了埃及的说法，也不愿在战争初期进行过多内部追责。不过一向以快速、准确、高效著称的以色列情报系统突然失灵，表明以方的戒备状态远非最佳。遇袭后，以色列展开了对加沙的空袭反击，国内政坛和社会也在一夜间变得空前团结。反对派号召暂停以往每周举行的反司法改革的民主游行，号召预备役响应参军，内塔尼亚胡也将反对党领袖纳入了战时内阁。超过30万以军完成集结并陆续开入加沙地带的市镇，地面行动已经全面展开。四位中东和阿以关系分析人士告诉本刊，尽管内塔尼亚胡称“这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但军事实力绝对占优的以色列击败哈马斯只是时间问题。巴勒斯坦人势必又一次成为冲突的牺牲品。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5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难民营进行军事打击后，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坐在废墟上（图｜视觉中国）
在65岁的旅英以色列政治学者亚荣·布列格曼（Ahron Bregman）看来，哈马斯的突袭让一个熟悉的旧中东重回人们视野。一时间，因司法改革与以色列关系降温、试图从中东脱身的美国又将航母停在了东地中海。沙特阿拉伯也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谈判，重提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与封锁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更是50年来首次进入“全面战争状态”。40多年前，布列格曼作为军官参与过两场在黎巴嫩境内清剿巴勒斯坦武装势力的战争，也对加沙进行过占领。“我们现在目睹的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又一轮战争，尽管与前几轮相比更加残酷。”布列格曼通过邮件告诉本刊。在他看来，“以色列的入侵不会带来太大改变”，哈马斯也难以被从根本上铲除。“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哈马斯不只是一个实体，而已成为一个观念。”布列格曼说。10月7日早上，34岁的巴勒斯坦籍自由制片人易卜拉欣·伊斯比塔（Ibrahem Isbitah）送孩子们去学校，出门不到20分钟就听见了火箭弹发射的声音。在他印象中，发射声从未如此密集。当天下午，F-16战斗机和无人机开始在加沙上空盘旋，以军的空袭如期而至。当地时间10月11日上午，战争爆发的第四天，我拨通了伊斯比塔的电话。他告诉本刊，10分钟前，一枚空袭炸弹在离他不远处造成了两三个普通家庭的伤亡。一天前，为了安全起见，他把孩子们送到联合国援建的学校避难，但学校和国际组织办事处在以色列的大规模空袭中也没能幸免——如今，已有至少12位在加沙为联合国工作的老师、医护人员等死于空袭。就在我们通话的清晨，他到加沙地带最繁华的社区里马尔（Rimal）拍摄素材。那里聚集着国际组织办事处和外国媒体。塔楼、高档店铺和餐馆已被炸毁，街景已然面目全非。夜里，在伊斯比塔家中，他和他哥哥把孩子们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入睡。他解释说，这种做法在加沙地带已经非常普遍。“我想，如果我们遭遇空袭，至少孩子们不会全部丧生。”他告诉本刊，“现在（以军）哪里都炸。我觉得加沙至少需要10～15年的重建来恢复到10月7日星期六之前的状况。”
10月11日，一名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居民在被以色列空军炸毁的建筑前
1967年，也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人就失去了对加沙的控制权，直到2005年，时任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实施“单边行动计划”，主动拆除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将以色列人全部撤出，结束了对加沙地带38年的占领。外界普遍认为，沙龙的决策是出于人口统计学的考虑。2005年，加沙地区51%为犹太人，49%为阿拉伯人。由于阿拉伯人人口增速很快，如果以色列不放弃部分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以色列将无法既成为犹太国家，又成为民主国家。以色列撤出后，加沙很快成为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争夺的重点。在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Fatah，简称“法塔赫”）是两支最主要的力量。法塔赫建立于1959年，20世纪80年代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趋于温和、务实，主张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哈马斯则完全不同。1987年，一辆以色列卡车在加沙地带撞死了四名巴勒斯坦人，引发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哈马斯就是在这一对抗背景下诞生的。建立的第二年，哈马斯发布组织纲领，呼吁摧毁以色列并在囊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社会。在1993年的巴以和谈进程中，哈马斯制造了第一起自杀式人体炸弹袭击。此后，它的目标不仅针对以色列的军事目标，也针对平民目标，陆续被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埃及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在2006年，伴随着巴勒斯坦人对多年巴以和谈的失望，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法塔赫，赢得选举胜利。但双方对于权力的分配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在2007年爆发内战，最终哈马斯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组建过渡政府。根据北约秘书长办公室政策规划部门的负责人、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专家贝内德塔·博蒂（Benedetta Berti）的分析，掌控加沙后，哈马斯逐渐建立一套和约旦河西岸相似的政府结构，创建了一个由大约4万名员工组成的公共部门，把自己镶嵌进了加沙的社会结构中。与此同时，以色列并没有尝试在加沙消灭哈马斯。亚荣·布列格曼指出，以色列利用“经典的分而治之的策略”，维系着约巴内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相互制衡和消耗，“从而阻止他们实现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最终目标”。对于加沙人来说，生活在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高压下已经成为常态。2022年，一位联合国人权专家警告称，加沙地带常被描述为“露天监狱”，因为以色列控制着那里200万巴勒斯坦人的电力、水、医疗设施等，致使即使当地缺水缺电、失业率超过四成、贫困率超过八成。由于加沙地带的出入境口岸均在以色列的严密监控和管理之下，人们也无法自由前往同属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或外界。
1967年的阿以“六日战争”后，以军控制着加沙地带，直到2005年撤出加沙的全部犹太人定居点
这种控制并没有松动的迹象。今年伊始，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右翼-极右翼联合政府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和手段更加强硬。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不断批准不被联合国承认的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张。犹太定居者和以色列极端分子也在警察的保护下数次冲闯位于耶路撒冷古城的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而这一行为也获得了以国家安全部部长本-吉维尔的背书。截至今年10月，已有超过24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杀害，是有该项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贝内德塔·博蒂在分析文章中指出，对于加沙的封锁事实上加强了哈马斯的控制：加沙的普通市民在限制和需要援助的情况下变得更加依赖哈马斯与其政府和其福利体系。在埃及和加沙之间有超过1000条运作中的地下隧道，哈马斯通过监管隧道的建设和运营、监督货物的过境以及收取税收而获利，为哈马斯的军事机构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和装备，也增强了其对加沙经济的控制。在加沙，哈马斯是没有竞争的统治者。事实上，由于以色列的强势，哈马斯和法塔赫“分而治之”的16年里，法塔赫的声誉进一步下滑。在约旦河西岸，不少当地民众认为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沦为以色列的附庸。巴勒斯坦政策和调研中心负责人哈利勒·西卡奇（Khalil Shikaki）曾在今年年初告诉《纽约客》杂志，在西岸愈演愈烈的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巴勒斯坦警察几乎从未及时保护巴勒斯坦人的安危，他们的职责似乎仅限于保护以色列平民和定居者免受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他抱怨道：“阿巴斯（注：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法塔赫领导人）告诉国际社会援助巴勒斯坦平民，但他本人却无法派遣巴勒斯坦警察这样做。”10月14日，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北面的巴以边境地带站岗巴勒斯坦政策和调研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在2023年9月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40%的巴勒斯坦人认为最困扰他们的是以色列的占领，为所有事项之最；有53%的巴勒斯坦人认为打破巴以僵局最有效的方式是武装对抗，较去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与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并列排在首位。没有稳定有效的治理；没有和解；没有能挑战哈马斯的力量；也没有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政府的前景。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曾经的中东火药桶，似处于一种绝望的“平静”中。2013年，哈马斯曾经遭遇一次“治理危机”。这一年，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上台的埃及穆尔西政府被推翻。新上任的埃及总统塞西将军（Abdel Fattah El-Sisi）认为哈马斯和穆尔西（Mohamed Morsi）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关系过密，收紧了埃及和加沙之间物品和人员流动的政策。与此同时，埃及还通过一场持续的军事行动，破坏加沙与埃及之间的地下隧道经济。这些政策使哈马斯越来越难以满足其财政需求，向加沙人口提供急需的货物和服务。次年，哈马斯对埃及发动恐怖袭击，造成了33名埃及士兵死亡。事件发生后，埃及加固了边境墙，墙上每隔100米设一个观察哨。这场哈马斯和埃及的冲突是一个缩影。“从北非的利比亚，到黎凡特地区的叙利亚，再南下也门……这十多年，区域内的武装冲突和不稳定因子激增，这些硬冲突都比巴勒斯坦问题——一个长期存在但暴力程度并不严重的问题——更加引人注目。”纳比尔·法赫米说。巴以问题曾是阿拉伯国家的首要关切。几次中东战争的打响，都有阿拉伯大国直接下场。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走了下坡。“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北非动荡不堪，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自顾不暇，内政外交由打代理人战争转向维护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实用主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2020年9月。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签署协议，实现了关系的全面正常化。该协议被命名为“亚伯拉罕协议”，以纪念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认可的先祖亚伯拉罕。它的签署标志着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建交，不再以巴勒斯坦按照1967年的边界独立建国为先决条件。2020年9月15日，阿联酋外长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注视下签署阿联酋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备忘录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籍自由制片人易卜拉欣·伊斯比塔在电话里告诉本刊：“这么多年，我本以为国际社会能够为我们的权利奔走呼号。但我错了。”过去一年，巴勒斯坦人尤其感到他们可能被整个阿拉伯世界遗忘。今年9月20日，沙特王储萨勒曼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电视专访。当谈到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时，他洋溢着乐观，协议似乎已经是沙、以、美三方的囊中之物。“每一天，我们都离得更近，”萨勒曼说，“这将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伟大的协议。”12年前，沙特政府也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冲击。沙特王室拿出了超过1400亿美元安抚人心，稳定国内政治。此后，沙特先后卷入也门和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据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统计，从2015年至2019年间，沙特总共在军火上花费超过3400亿美元，相当于一天在战场上花掉2亿多美元。巨额开支让石油熊市下的国家财政不堪重负。2016年，上台不久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提出了包括私有化、多样化经济结构、发展投资和旅游业的“2030愿景”计划。萨勒曼王储明白，创收所必需的是稳定的区域环境。年初，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恢复了中断七年的外交关系。同期，沙特也在通过美国与以色列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而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沙特还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根据已有的媒体报道和智库报告，沙特方面希望通过和以色列的建交，达成重要的利益诉求：美国协助沙特实施民用核计划，出售先进武器，并给予沙特王室安全保障。一时间，关于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讨论在主流舆论场完全缺席，巴勒斯坦问题也被三方视为努力平衡的让步，而非问题的核心。对于哈马斯来说，危机感尤为深重。在和以色列、美国谈判的过程中，沙特方面已经与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接触。今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BBC）获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代表向沙特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包括数亿美元的现金资助以及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土地的更多控制，对加沙地带只字未提。对此，沙特外交部告诉利雅得的《阿拉伯新闻》（Arab News），他们有一个团队正在自己考虑“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细节”，包括“通过向以色列和其他国家进行出口来促进巴勒斯坦经济”。不管沙特和以色列究竟会对未来的巴勒斯坦做怎样的构想，可以想见的是，一旦沙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那么武力解决巴以问题，让以色列消失于中东的哈马斯方针，将很难找到阿拉伯国家买单。一个美国调解的沙以和平协议达成后，哈马斯也绝对不会是被青睐的和平建国谈判对象，其在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安排中前途未卜。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4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难民营的一所联合国学校里，一名巴勒斯坦妇女用毯子盖住正在睡觉的儿童（图｜视觉中国）哈马斯近年来的窘境在其对外关系中可见一斑。哈马斯属于伊斯兰逊尼派组织，在2012年曾在叙利亚内战中支持反对派，力主推翻什叶派伊朗扶植的阿萨德政权。但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关注点愈发远离巴勒斯坦，哈马斯近年来越来越倒向伊朗。根据美国国务院2021年发布的报告，伊朗每年向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提供约1亿美元，是哈马斯最主要的赞助人之一。10月7日的铤而走险，或许是哈马斯希望借一场血腥的冲突，让巴勒斯坦再次成为地区的关切。但在目前看来，并没有外部力量愿意明确参与这场加沙的“豪赌”。10月14日，沙特阿拉伯宣布暂停由美国推动的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但除了呼吁巴以双方保持克制，立即停火并保护平民外，并未采取更多行动。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耶（Ismaïl Haniyeh）在10月7日感谢伊朗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随后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处发出声明，称伊朗没有参与到本轮巴以冲突中，相关军事行动是由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完成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些针对伊朗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是西方国家为支持以色列寻找的借口。美国政府也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伊朗直接参与了此次袭击。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巴勒斯坦人将再次承担惨重的代价。截至10月15日，巴以战火的不断升级和扩散已经导致超过3万人伤亡，加沙地带有近100万人流离失所——相当于加沙地带人口的一半，而整个加沙地带仍然处在被以色列断电、断水、断粮的全面封锁之下。一场以军进入加沙的地面战争迫在眉睫。在10月11日的那通电话中，伊斯比塔两次将手机举到空中，让7200公里外的我听了听以军的空袭。在他眼前，又一缕浓烟从一座民用建筑升起。“现在我在跟你说话，但我不知道一小时后我是否还活着，是否还拥有这个房子，是否还能再次见到我的孩子和家人。”（本文源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43期，记者程靖对本文亦有贡献）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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